中大讲师参加六四晚会指现代陆生更畏首畏尾


香港中文大学

 

(法广RFI 香港特约甄树基)来自上海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师的黎明接受港媒专访时,承认由于六四在大陆是个敏感话题,少时根本没机会了解事件,家人对六四事件负面的看法,亦一直根种她的脑海,就算到了2007年首次到港开始接触这段历史时,心中仍有纠结,在2009年首次在中大同学的鼓励下,怕被人认出而带上口罩参加烛光晚会时,依然受到恐惧感的浓罩,到了今天,中大社会学习讲师的黎明坦诚告诉明报,她已连续9年风雨不改参加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烛光晚会,并且已经走出当年的阴影,“昂首挺胸”悼念1989年的六四事件。

在专访中黎明又说:“由于恐惧,今年、或未来,预计更少的内地生敢去(晚会),来港出席晚会的内地人,未来不知会否对他们加强控制,不允许出境。”她说,现时来港的大陆生,“尽量同政治拉远”,除出自对国内严控思想的恐惧外,亦感受到近年港人对他们的敌意。

 

当年中共镇压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时,黎明只有4岁,她说有亲人参与过上海的学运,“家人评价那亲人‘少不更事’、‘被人利用’,他们对六四的印象是负面的,这是我对六四的第一印象”。成长阶段,家中、校内无人提起,渐明六四是忌讳,“大家不想讨论,一个眼神,一个语气,已经否定了”。

 

2007年,她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到香港中文大学修读社会学硕士课程。那一年,尚未有“本土派”,港人仍为四川地震灾民慷慨捐输,也留意北京奥运新闻,黎明在校内和香港同学打成一片,较自由的环境,也令大陆同学敢于触碰忌讳,“有比我年长、来自北京的同学对六四有印象,他说当时北京民众热情,全民都投入运动”,然而,“只是一夜之间,没人敢再提,对于经历过的人,他们知道,政权曾经真的辗压过,记忆上有恐惧,身为内地生,很难摆脱”。

 

及至2009年的六四20周年,香港社会、传播铺天盖地宣传,当时黎明在中大读书,香港同学也邀请她一同出席维园烛光晚会,“当时仍维持旧有思想,很挣扎,很怕,怕被政治力量操控,担心被人‘洗脑’”。想起还是犹有余悸,可幸身边有同学保护,着她戴口罩,沿途防止她独自一人落单遭认出,穿过人群、坐下,却仍是忐忑不安,“你当我是惊弓之鸟,大台叫‘结束一党专政’,就在考虑‘要不要叫?’,到‘建设民主中国’,就想‘似乎可以叫’;再来‘追究屠城责任’,又想一想‘算不算屠城呢?’,很多这些反应”。

 

自此以后,黎明风雨无改,每年坚持出席维园集会,“2010年被传媒拍到一个镜头,出了两秒,很怕很怕,怎么办?”直至2014年雨伞运动,第一次在facebook发帖文支持学生,首次公开自己政治取态。“那是一种释怀,是‘算了,要死便死’的心态,但这行动改变了我”。及后黎明踊跃发声,对政治、社会事件,以至去年中大的民主墙风波,都敢于公开看法,“踏出一步后,我看回头,意识到恐惧对我的控制如斯强大,恐惧是政权的控制手段,令人不敢向错的政策、措施发表相反言论,我已踏出一步,为何又邀请恐惧进入意识,监察自己思想、言行?”

 

黎明告诉明报,她的家人、父母都在内地,更曾言民主墙事件后,父亲遭有关单位“请喝茶”,却无阻她继续发声︰“很多人问我怕不怕被人打压,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是对不对的问题,你认为这是对的就应该讲......当所有人都不怕,到实践理念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不需要怕......没有恐惧,才有自由。”

 

支联会近年来主办的晚会被讥“行礼如仪”,渐失年轻人支持,中港矛盾、世代之争,逐渐由六四副题变为主题。黎明建议,支联会可开放主办权予新一代的社会团体,“有团体垄断主办权,垄断对事件的诠释,再要年轻一代接受,不是传承;让新一代有空间参与,让他们在事件中找到他们一代的身分及意义,这,才是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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