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主导一切”的幽灵正在中国大学游荡

 

西方大学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行政主要是为教学和科研服务,因此,教授群体有着最大的权力。这种权力配置格局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思想市场的自由、对知识和创新的追求、对教师的公正评价和选拔、对学生的人性化尊重和看待。

而中国的大学是官僚体系的衍生机构。和别的官僚机构一样,中国的大学也是围绕权力而运转的。

在中国大学里,权力在寻租腐败、捞取课题、发表论文中的兴风作浪,笔者想各位读者已经见怪不怪了。今天,笔者想告诉各位读者的是,青年教师和学生是如何在权力租金的诱惑下,走向权力膜拜、权力追逐和急功近利之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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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讲一个学生追逐权力之路的例子吧。笔者的一个同学A在国内一所知名大学任教,很优秀,全国百优博士论文获得者,也在国内的《经济研究》和国外的顶级期刊发表了多篇论文,但他没有行政职务。他所在大学的一个本科生B,很聪慧,是一个做学术的好料子,也有志于学术。B曾得到A的多次指点。A觉得B是一个可塑之才,很想B报考自己的研究生。B也曾对A说,想师从A。于是,A想,B报考自己应该是板上钉钉之事。孰料,报考前夕,B找到A说,不师从A了,而想选择该校的一个校领导C做导师。A很诧异,苦口婆心地为B分析选择自己与选择C的利弊:C非经济学专业出身,而是半路出家,也未见其在顶级期刊发表论文,更重要的是,作为校领导,诸多行政事务缠身,根本无暇指导学生,因此,选择C对于其学术之路助益不多;而自己呢,专注于学术,可以为B提供诸多学术上的指导与合作。B说,这些他都想到了,不过,他还是决定报考C的研究生,因为C是校领导,有许多权力资源,而A却没有!A听此,崩溃无语!

当然,A并不是唯一一个被权力者轻松击败的崩溃无语者。笔者和许多年轻的硕导博导也是溃败大军中的一员。在笔者的硕导之路上,也屡次遇到此类问题。一些优秀的、有志于学术之路的学生在选择导师时,对权力的追逐往往会战胜对知识的追求——他们大多数不会选择那些没有官位、但学术水准较高的年轻硕博导,而是选择那些有行政职务的、具有权力资源和人脉的校领导和院领导。

当然,学生急功近利地追逐权力,不仅表现在考研考博时对导师的选择上,也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常常让笔者困惑的是,当下,许多大学生对权力的热衷简直让人惶恐不安!在高校里,有这样一种现象,许多学生一踏入高校后,不去想怎样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怎样才能拥有良好的思维、怎样才能培育健全的人格、怎样才能掌握高超的技巧,他们想的是怎样才能在学生会、团委混个一官半职,然后入个党,然后考个公务员。笔者曾问过多个学生,为什么要入党?他们中几乎没有一个回答说,是出于信仰,是出于对党的忠诚和对历史的认识,而是回答说,入党有助于考公务员,有助于找工作!笔者也曾做过多次调查,问学生他们的职业首选是什么?多数回答说,去做公务员,去国企,很少有回答说去做企业家!又问他们为什么会这样选择。答曰:公务员或国企不仅稳定,而且掌握的权力和资源多。

2

学生如此,教师也超脱不到哪!

一位学问突出的教师所受到的尊重、所享受的物质待遇、所拥有的话语权,常常赶不上一位学术不那么突出、却占有一官半职的教师。于是,对大多数青年教师来说,与其追求思想上的自由和学术上的卓绝,不如谋取个行政职务来的更实惠、更体面!

笔者的另一位同学D,他的研究方向是国际金融,并且积累了较多成果。去年的一天,他电话笔者说,自己要转到节能环保的研究中。笔者问他为何。他说,他们学校的党委书记E是研究节能环保的,并且在主持一个有关节能环保的国家社科重大课题。E要求D加入其研究团队,并作为主要的研究成员。D开始不想加入,因为重新学习的成本高昂。但后来E暗示说,如果D能加入,并发表几篇论文,就给D一个行政职务;如果不加入,其评职称就可能有点小麻烦。禁不住E的威逼利诱,D就加入了。加入并发表了两篇有关节能环保的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文章后,D果然获得了一个副处级行政职务。前几天,D在电话里得意洋洋地对笔者说,有个位子和没位子就是不一样。并劝笔者也尽量往校领导靠拢,想方设法捞取一个位子。听后,笔者无语,又跃跃欲试。笔者心想,是不是也该去努力谋取一个行政位子呢?

天下的事情就这么巧合!正当笔者在权力与学术之间徘徊时,X市的市长电话笔者,说他们的政研室缺一个对经济理解比较透、文字功底又比较好的人。他觉得笔者适合去做政研室副主任(副处级)。因此,想把笔者挖过去。就兴趣和志向而言,笔者还是想在学术上混出个江湖地位的。不过,当我把此事和几个好友和长辈说,想听听他们的建议时,他们大多数建议我去做政研室副主任,说,在高校里做一个教书匠,即便学术再成功,也比不上在政府有个一官半职来得更实惠、更有尊严、更能荫庇家人!

笔者听后,虽无语,却更心动!

这就是权力的魅惑!而这种魅惑,在中国的文化和现实生存环境里,被进一步放大和扭曲。


3

按理说,作为学生,应刻苦学习,通过坚持和勤勉来追求思维的变革、知识的积累、技艺的精进,并以此来获取物质和人生的成功;作为青年教师,应坚守学术道德,通过刻苦钻研和不断创新,来获取学术江湖地位的提升、物质生活的改善和社会的尊重。而不应急功近利,向权力靠拢。

为什么这些学生和青年教师会热心于追逐权力呢?

原因无他,就在于中国的高校是个权力场。这个权力场主导了人才选拔、学术科研、评奖评优和资源分配。

在人才考核和选拔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中国的高校里,无论是评职称,还是出国深造,抑或是行政提拔,那些拥有一定职位的,或者与权力者走得很近的教师,较之那些只甘于科研或教学、不擅长搞关系的没有一官半职的普通教师来说,占有很大的优势,也更容易被评上教授或得到提拔。

在获取学术科研项目和资源上,一是这些项目和资源被权力霸占。笔者粗略地统计了一下,近3年的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成功申报者中,80%以上是当书记、校长或院长!这些领导有时间做课题吗?他们的学术水平真的那么高吗?为什么年轻的教师几乎没有一个呢?二是学术“霸权”横行。高校里的某些“长”字号人物凭借自己的行政地位,利用手中掌握的职权,动辄染指下级的学术研究成果,还要“独占鳌头”;凭借其权力和关系申报的课题,自己也基本不做,而是叫一些青年教师或学生操刀代劳。在发表论文时,他们的论文也霸占了许多学术期刊的大部分版面。

在评奖评优上,权力的主导性也显露无遗。笔者曾统计过省里和市里的一些社科评奖结果。发现,一等奖中,获奖者几乎清一色的是各个院校的领导;二等奖中,大部分也是有点行政职务的;青年教师,即便发表了多篇高质量的论文,也很难问鼎一等奖。而在学校的评奖评优中呢?权力的主导性就更赤裸裸了。

在资源分配上,权力更加横行无忌。在大学外部,由于缺少捐赠和自主经费来源,中国大学所需的经费、学科资源、硕博士点及其他资源被中央各部委掌握着,不得不与地方一样“跑部钱进”,向各部委卑躬屈膝、低三下四,甚至用颁授博士等头衔去换取官员的支持;在大学内部,让人痛心的是,大学的资源也主要是根据行政级别来配置的。不同的行政级别掌握着不同的权力和资源,级别越高,掌握的权力和资源就越多,如在职称评定、课题申报、论文发表、带博硕士生等重要资源的分配中,各级领导都享有“特权”,行政领导往往挤占了有限的学术资源。

于是,在这个权力场的作用下,就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生活在其中的学生和教师们,无一不受权力规则支配。对于青年教师而言,权力租金从不同的侧面诱惑着、干预着甚至是侵犯着他们的学术自由权和言论自由权,并最终使得教学和科研不得不成为行政权力和利益的奴隶,使他们不以当上名教授为追求,而以当上处长、院长为目标。

而且,这种权力场一旦形成,它就会自我强化,并生生不息地遗传下去。这是因为,身处在这个权力场中的、握有权力的人,他们会因此而享有很大的利益,他们会强烈地反对任何削弱他们权力租金的改革举措。而身处在这个权力场中的、普通的教师和学生,虽然他们反感这个权力场的不公平,但一方面他们渴望成为这个权力场的掌权者,另一方面他们又没什么话语权,加上集体行动的困难,他们也很难组织起来,所以,他们只能当悲哀的看客,而无法推动这个权力场进行彻底的变革。

如果没有来自更高层的、坚定地改革中国大学教育的决心,如果没有来自外部的强大竞争,如果没有来自大多数民众的觉醒,那个徜徊在中国大学中的权力幽灵还会继续作威作恶下去。

这就是中国高校的宿命!

不过,笔者担忧的是,思想有思想应该走的道路,学术也有学术应该走的方式。当思想和学术被权力支配,尤其是当一个国家的学生和青年教师都并甘愿被权力奴役,急功近利地追求物质和权力租金时,这个国家无论如何也走不出思想和学术大师,也不会创造出被全世界都公认的顶级学术成果——尤其是社会科学的顶级学术成果,更不会培养出一代代具有独立人格、独立思考能力和人文关怀的国民!

笔者呢?认识到了权力之恶!然而,笔者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权力幽灵的魅惑下,笔者也在迷茫,向着权力前进还是向着自由奔跑呢?

大诗人弗罗斯特在《未选择的路》里写道:“黄昏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我选择了其中一条,留下一条改日再走。可是,我知道每一条路都绵延无尽头。一旦选定,就不能返回,从此决定了一生的道路”。可是,在中国大学,在权力主导一切的今天,作为青年教师的我们,又该选择哪条路呢?

这是个问题!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经济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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