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护宪发酒疯

 

1960年2月8日,雷震在日记里记录了胡适关于2月5日晚宴的相关叙述:“大家喝酒,酒后他发酒疯,说了许多话。他说国大行将开会,只有二个星期。总统候选人尚不知,国民党是怎样作法,谁人作主?天下事难道只一人作主么?我有一个荒谬绝伦的学生,说临时条款不等于宪法。当时王云五也说临时条款【不】等于宪法,惟他有一个锦囊妙计,要到最后才说。胡先生又说国大开会一个月,每人一万元。发展科学计划今年只有二百万,明年只有五百万,不及开会费三分之一。又说国大代表每人要五万元,那更不得了。今如果降低法定人数,将来变成暴民政治,你们如何受得了?他于十时许辞出。胡先生走后,他们继续商谈到十二时许。大家想了许多办法。王先生说你们谈的都是连任的办法,何以不就不连任谈一谈?”

这里所说的“荒谬绝伦的学生”,指的是蒋介石身边的笔杆子、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陶希圣。建议大家“就不连任谈一谈”的,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国务委员王世杰。有趣的是,胡适自己在1960年2月5日项下,竟然没有留下一个文字。

到了2月7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今晚的《自立晚报》登出一段没有得我同意的报道……”

胡适所说的这篇报道,指的是他粘贴在日记里面的一篇剪报《国民大会幕前幕后》,其中介绍说,由于当局已经明确表示要修改宪法,为蒋介石第三次连任铺路,一些忧心国事的人士认为,胡适在此紧要关头应该对蒋介石有所诤谏。记者为此对胡适进行采访,得知去年冬天他曾“向当道有所献议”,却遭到了拒绝。记者认为这是胡适缄默并以消极态度以示抗议的真正原因。

2月14日,胡适在日记里粘贴了当天的《自立晚报》关于2月5日陈诚官邸晚宴的报道,说是副总统陈诚原本是要招待于斌总主教的,于斌到高雄参加天主教在台湾传播100周年纪念活动而没有到场,到场参加宴会的是九位陪客:胡适之、张岳军、莫柳忱、王云五、王雪艇(世杰)、朱骝先(家骅)、梅贻琦、曾约农、曾宝荪。当晚所饮白酒是蒋介石七十大寿时留下的优质陈酿,胡适等人喝下六、七瓶便有了醉意,胡适趁着酒兴大发酒疯,面对陈诚提出一连串的质问。为了护宪而大发酒疯的胡适,在2月14日的日记里专门为这则报道加写按语说:“这一则报道大致不错,不知是怎么传出去的?”

同样是在2月14日,胡颂平记录了一心希望副总统陈诚依据既定宪法接任蒋介石的总统职位的胡适,与陈诚之间的对话:“今夜,副总统陈诚来访,劝先生承认既成事实。先生说:‘我还是抱万分之一的希望,希望能有转机。’”

胡适的另一位毕业于北京大学的老学生毛子水,于当天送来一封劝告书信:“四十年来,先生所发表的言论,没有几句话不是可使我们国家的地位提高的,没有几句话不是可以使我们民族的智慧增加的。……在先生已可对得住国人了,对得住世界了。”

2月15日,胡适和胡颂平谈到毛子水的来信,胡颂平也劝告胡适说:“到了这个时候,大家都相信先生会‘相忍为国的’。”

胡适笑着回答说:“这里也有这里的好处,我有说话的自由,也有不说话的自由——我可以享受不说话的自由。”

1960年2月20日,国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应召出席者达1576人,以每人一万元开会费计算,仅此一项就是1576万元,是胡适、梅贻琦等人当年为发展科学计划辛苦争取到的200万元经费的将近8倍。

从2月20日开始,胡适几乎是全程参加了国民大会。2月21日,他在日记中留下了几份简报,其中的《公论报》以《胡适坚决反对总统三度连任》为标题报道说:“我仅有一句话,就是坚决反对总统连任。”

《征信新闻》在《我坚决反对修宪 胡适博士感慨多》一文中,又记录了胡适委曲求全的折中意见:“今天大会开幕以后,曾有一位记者在车门口问我是否说过反对蒋先生连任的话,我承认两年前曾经说过,最近我并没有谈到这个问题;因为我重视的一件事是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2月29日,蒋介石在国民大会上点名让胡适就无记名投票一事发表意见,胡适表示赞成无记名投票能保障投票者不受威胁的自由权利。蒋介石反问道:“在此地谁威胁谁?”等到大会总结时,蒋介石还公然发表威胁性质的讲话:“我不是用总统的身份,我是用代表的身份来说。对于宪法这等重大的事,我个人是反对无记名投票的。”

3月11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第六次大会通过凌驾于宪法之上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修正案,其中新增了“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的条款,在不修改宪法的前提之下为蒋介石充当终身总统铺平了道路。

3月21日,“国民大会”正式投票选举蒋介石为新一届总统。当《中央日报》记者询问胡适的意见时,只能选择韧性博弈的胡适委曲求全、言不由衷地表示说:“我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跟老百姓一样的高兴。”

应该说,在掌握台湾孤岛几乎所有的军政和财政资源的蒋介石执意连任的情况下,像这样以冷冻休眠的方式保全既有的宪法条款,是当时仅有的一种选项,同时也是为了护宪而大发酒疯的胡适等人,依据宪法条款维护既定宪法的极其有限的一项成果,为蒋介石、蒋经国去世之后台湾社会依据既定宪法实现非暴力的文明转型,埋下了伏笔。仅此一点,今天的台湾人对于忧国忧民发酒疯的晚年胡适,也是应该抱有一份敬意的。

张耀杰,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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