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中國過大關(之一)



在歷史性的赫爾辛基(美俄)峰會之次日,95歲高齡的基辛格與《金融時報》記者見面,發表了迄今為止他對世界秩序最令人不祥的評估:「當今世界非常、非常糟糕」。基辛格還暗示,之所以會如此,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人們普遍低估了特朗普顛覆美國政治秩序以及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的能力。

那麼,21世紀的世界可能會壞到甚麼地步呢?雖然無人能對此做出預見,但我以為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那就是21世紀的人類能壞到甚麼程度,主要並不取決於美國,更不取決於俄國,而是取決於中國究竟會壞到甚麼程度。我知道這一斷言很難為許多中國人接受:既然顛覆現存國際秩序的罪魁是當今的美國總統特朗普,為甚麼要說中國才是世界秩序的主要威脅?而且,為甚麼威脅世界秩序的不是處處給美國添麻煩的普京?

雖然許多中國人非常困難,或很不願意理解中國威脅世界的邏輯,但對於了解歷史、了解中國的外國人來說,這個邏輯其實不難理解。用最直白和簡單的話語來表達中國威脅世界的邏輯,就是中國的國家實力與中國自我糾錯、自我保護的文化和體制能力,完全不成比例,也就是說,美國、俄國固然會出大錯,從而給世界秩序帶來重大威脅,但美國自身抵制文明自毀的能力遠超中國,而俄國通過自毀而毀滅別人的能力則遠不如中國。

俄、中、美相繼出現強人當權現象,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全球化帶來的治理危機,刺激了人性中潛在的自我毀滅傾向。我們看到,三個大國的強人之間,這種自毀傾向是可以互相強化,從而會極大增加全球失序的風險。雖然美國的體制安排對人類的自毀傾向是有抵制能力的,但問題在於中國基本沒有,這就不僅給中國的未來,也給整個世界的未來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只有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當前的政治,才能夠理解習近平的政治危機包含的嚴重風險。

習近平政治危機的直接原因,當然是這幾年執政的實踐證明,他沒有能力解決中國的各種深層危機,但普京和特朗普其實也不可能在自己的任期內解決多年累積的危機,而且完全可能在解決這些危機的過程中,製造出更多的問題,甚至引起危機的全面爆發。不難理解的是,普京和特朗普的治理失敗,之所以不會像習近平的治理失敗那樣帶來巨大的失序風險,是因為俄國,尤其是美國的政治制度,在不同程度上為統治者的失敗,做了現實的安排。也就是說,兩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為失敗的統治者安排了後路,而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既沒有解決防止壞皇帝上台的問題,更沒有解決給壞皇帝安排一條退路的問題。

特朗普發動的美中貿易戰把習近平逼上了死角,同時也把中國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中如何處理「壞皇帝」這個要害問題的風險徹底展現在世人面前。歷史上,中國人解決「壞皇帝」問題的路數是「聽天由命」;而今天,很多中國人仍認為這是唯一可能的選擇。問題是,「壞皇帝」雖不足惜,但改朝換代的巨大代價誰來付?即便中國人願承受,世界上也還有太多人不希望為中國換掉一個「壞皇帝」付出太大的代價,更何況,誰又能保證新皇帝會是一個「好皇帝」呢?

歷史正在推動中國過大關,但中國能過這一關嗎?我將在下次評論中討論這個問題。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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