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療呼喚社會公正

中國醫院系統管理亂象頻生,黃牛號、病歷系統遲遲無法完善建立、醫生待遇奇差,都源於中國對醫療的財政投入極其微薄,而戶籍制度也導致城市的農民工成為被醫保遺棄的一群。病人為了生存權,往往鋌而走險,形成法律與人性緊張對峙。白色巨塔裏的痛苦,最終成為人民在鐵屋內的吶喊。


電影《我不是藥神》海報:揭露制度缺陷

中國電影《我不是藥神》大熱,上映以來,票房不斷報捷。寧浩、徐崢這些喜劇班底拍出了笑淚交纏的現實荒謬劇,揭開這個社會公正的流失,顛覆了中國影壇「三突出」、「高大全」式的人物形象。所有人的選擇都是身不由己,但卻陷入悲劇的命運中。

就像魯迅所說:「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闇故園」,主角程勇初時為了攢錢而賣印度仿製藥「格列寧」(現實藥名為格列衛),最終卻因為悲慘世界的感召,喚醒心底的道德勇氣。由唯利是圖的商人,轉變為即便虧本,依然賣仿製藥,以救濟病人為己任。人物性格的扭轉就像被命運的神箭射中,被推上了「藥神」、「藥俠」的寶座,背後卻是值得深思的社會公義、制度管理缺陷。電影的票房狂歡也代表了中國人民被電影揭發的殘酷醫療現實深深震撼。

中國醫療問題一直為人詬病,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公共醫療的品質和管理能力、政府提供的福利都比不上香港和台灣。這可謂對「社會主義」本身最大的諷刺。

毛澤東時代的綜合國力不如今日,但赤腳醫生代表的中國醫療團隊卻走遍神州,為所有人民提供當時相對優良的醫療服務。改革開放以來,反過來減少了對公共醫療的支持,公共醫療必須市場化,醫院為了跑業績,由醫者父母心變成醫院見錢開眼,醫患問題緊張,看病難、看病貴……種種亂象成為中國醫療的代名詞。政府必須明白治理能力的體現不光在經濟成就、綜合國力的提升,還包括人民的獲得感,政府必須讓人民有尊嚴地生活,生存權是最重要的人權,生存權的保障不能與財富的多少掛勾,是政府責無旁貸的管治責任。

醫患問題也成為重大的公共問題,兩年前,魏則西事件、陳仲偉事件讓人關注。魏則西受百度搜尋器「價高者得」的廣告推送法則所誤,希望治病卻被唯利是圖的庸醫醫死。陳仲偉本是廣州克盡己責的好醫生,卻因為醫患糾紛,被病人尾隨至家中殺害。病人和醫生的生命都是珍貴的,兩則事件反映公共道德的淪喪,民間醫療系統缺乏有效規管。

「莆田系」的醫療陷阱屢見不鮮,醫生與病人關係緊張,有些醫生甚至不敢在醫院大堂穿上白袍,以防被病人突襲致死。醫生的社會地位低落,代表生命在社會地位的低落,醫生作為拯救生命的行業,在同為華人社會的香港、台灣都擁有優厚的薪水回報,香港公立醫生的駐院醫生月薪高達五萬六千多港元(約七千二百美元),台灣亦有八萬多新台幣的起薪(約二千七百美元),中國大陸的住院醫生起薪則普遍只有一萬人民幣左右(約一千五百美元),差距相當大,因此無法吸納中國最優秀的人才成為生命守護者,甚至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醫生都不希望下一代成為醫生。

醫療問題也與社會公正、社會分配環環相扣。《我不是藥神》故事就是環繞著醫治慢性白血病的藥物「格列寧」沒有進入醫保名單,因此引發軒然大波,人民在天價藥的壓逼下走上了購買仿製藥之路。

事實上,中國的醫保系統問題叢生,與中國戶口制度密切相關,中國良好的醫療資源集中在一線城市的三甲醫院,患有重病者穿州過省,以求掛上名醫之號的人絡繹不絕,即便掛上號、看上病,但醫保系統卻無法照顧在二線城市或農村病人到一線城市看病,因此需要負擔極其高昂的費用。醫保系統無法做到省市之間聯通,讓中國大多數人無法享有優質的醫療服務,背後是嚴重的社會公正問題,因看病而傾家蕩產者不計其數,許多農民工更離鄉背井到城市打工,被剝離了家庭的支援,如要面對鉅額醫療費用,更是欲哭無淚。

制度的缺失亟待解決,醫院系統管理亂象頻生,黃牛號、病歷系統遲遲無法完善建立、醫生待遇奇差,都源於中國對醫療的財政投入極其微薄。中國貴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醫療衛生的開支卻只佔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六點二,在世界排在中間位置,與非洲國家比肩,甚至比起巴西與印度這些發展中國家還要遜色。

人民醫療權必須保障

國民生活的幸福感源於社會公義的落實,必須讓每個人的生存權、醫療權得到保障,更需要完善醫療系統的管理,整頓相關的亂象,因為善治(Good Governance)的條件除了效率,亦包括管理的效率與透明度,讓人民容易接觸相關的資訊與資源,否則,《我不是藥神》當中程勇的故事依然會不斷出現。民眾為了生存權,讓許多善良的人走上鋌而走險之路,形成法律與人性緊張對峙的局面。白色巨塔裏的痛苦,最終會成為人民在鐵屋內的吶喊。

亞洲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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