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經濟衝突新焦點:公平貿易爭議

尹瑞麟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前策略發展委員會成員

展現於經濟範疇的中美貿易衝突,將是曠日持久,不會在短期間緩和,而根據1980年代日美貿易摩擦的軌迹和美國就中美貿易談判官方文件中所用字眼的轉變,相信中美兩國衝突的焦點很快會從貿易赤字和關稅等與自由貿易(free trade)相關的慣性課題,進入到美方要求中國落實公平貿易(fair trade);或更準確一點而言,要求中方落實以公平市場競爭原則為基礎的公平貿易談判,因為美方指稱,美國企業在中國受到種種不公平對待,而自由貿易的前提必然是規則公平的貿易。

日美貿易摩擦最初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焦點,是針對個別行業尋求日本限制出口和增加進口。這包括要求日本限制例如合成纖維、鋼鐵、彩色電視機、集成電路等產品出口到美國的同時,要求日本進口更多美國汽車、牛肉、食米,及開放日本的建築和基建市場。對美國而言,這段時期談判進展並不明顯,有點陷入消耗戰。談判在1985年日美達成《廣場協議》和成功迫使日圓升值成為新的轉折點,摩擦的焦點轉向要求日本改變經濟結構,使日美企業處於同等競爭條件。

據雙方最後在1989年達成的《美日結構性障礙協議》,日本需改善的主要環節包括:大幅增加公共投資從而改善儲蓄與投資的平衡;強化稅制改革,促進土地利用;修改大型店舖法規,完善商品流通體制;強化反壟斷法,改善排他性的交易習慣;及實施多項糾正內外價格差別措施。

當然日本與中國情况不同,美國指陳日本的「結構性障礙」未必適用於中國,但從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7月18日向傳媒發布的內容看來,美國將爭議的重點聚焦於4個「結構性障礙」,即要求中國拿出方案降低關稅、降低非關稅壁壘、停止竊取知識產權,和允許外資在中國開設全資公司。就以降低關稅而言,庫德洛認為美國企業受到不公平對待,因為美國是世界經濟大國中關稅最低的,平均大約是2.5%,而中國關稅平均大約是14%,因此被認為是其中一個需要解除的「結構性障礙」。

現階段看來中國尚未就新階段的博弈做好充分準備工作,最能說明的例子是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7月13日在北京記者會上,就美國針對中國「盜竊知識產權」回應時,指「創新和知識產權應該服務於全人類的進步與福祉,而不應淪為美國打壓別國發展、維護一己私利的工具」。現代市場經濟中,無論國家、企業或個人,發展知識產權是講求投資與回報,華春瑩的回應顯然缺乏說服力。

新階段貿易戰涉更廣泛課題

應對新一輪的公平貿易爭議,相關的準備工作不僅是必須和重要,還涉及一些更廣泛和更深層課題。舉例而言,目前中國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令內地汽油、通訊費和電費價格高昂,甚至倍高於先進國家水平。歸根到柢,誰是這些保護措施的受益者?是一般國民、消費者,還是相關國企和事業單位?較早前內地涉及多個省份的貨運車司機罷駛行動,就是針對汽油價格、道路收費連年增加,以至交通警涉嫌濫收罰款,入不敷支;前兩者背後更是多條清晰和涉及國有企業及以各種名目成立的道路單位。

第二,壟斷和補貼不一定可以鼓勵企業帶來創新,或甚至極有可能帶來傳統經濟學上所說的尋租者(rent seekers)活動之餘,更是鼓勵擁有各種公權力的部委、國企和事業單位訂立各種名目的定租者(rent setters)活動。通訊設備在內地是一個相對受政策傾斜保護的市場,中興的例子說明這些保護措施並不一定帶來創新。此外,內地按真實故事拍攝的電影《我不是藥神》所展示同樣的進口抗癌藥物,比先進國家還要貴,背後更隱現着一條條的利益鏈和對病患者的不公平。

第三,在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上已經確立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原則,並且在多個文件或場合強調保護產權包括知識產權、打破行政壟斷、市場的公平競爭和市場準入等原則。果如是,為什麼還會出現中美分歧?為什麼中方不接受美方關於公平貿易的具體標準呢?

因此,為應對新一輪貿易戰,中國要做好準備,當中包括對自身的改革定向更好地定位,還要解決的是施政目標究竟是為國民和消費者利益,還是為各種壟斷集團利益,以及檢視目前的保護措施能否帶來可持續性和實質意義上的創新。

結語

沿着日美貿易摩擦軌迹,結構性障礙談判後,便是就美國要求日本擴大開放其金融市場。除非中國重新回到閉關自守,或成功為全球金融體制訂定新準則,幾乎可以肯定中國要應對美國要求擴大開放其金融市場。因此要清楚認識當前貿易戰只是開端,從上述所提問題出發,就新的陣地戰具體情况,為自身最佳發展方向定位,方為上策。

香港 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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