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向卡桑德拉大桥疾驰

 

这两天,发生了两件与桥有关的悲剧。一件是柳州有人在文昌桥上开车撞人,然后下车持刀杀人;另一件是中江有人跳桥寻死。前一件事情的原因警方说是凶手因为情感纠纷,跑到女方家里杀人,逃跑时遇到堵车,恶从胆边生,开车撞人,然后下车拿刀捅人;后一件没有官方的消息,民间的消息是那个人有辆电动自行车用来拉客,结果官方没收了他的电瓶,一时想不开就跳桥了。人的生死现在不知道,不过,看那个座桥的高度和下面水流的速度,估计凶多吉少。

这两件事看起来并无关联,似乎也都属于偶然,但是,在我看来其实都反映出一个问题:社会底层情绪已经像火山熔岩一样积累到一定程度,快到爆发的临界点了。于是,有个问题立刻就摆在我们面前了,社会最底层民众的情绪为什么到了沾火就着的程度?中国社会的底层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很多人都知道,我和于建嵘教授关系很好,但是很少人知道,我还是他的忠实粉丝。其中他关于底层政治的论述很是引起我的重视,我不仅读过他的一本书,叫做《底层立场》,还读过他一系列关于底层政治的文章。其中,我很认同他的一个论述,那就是:“底层政治是反应性或应对性,它是对现实生活中的困苦或不满寻找解释的方式和解决的路径。其中,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利益受到损害。”就本文所提到的两起悲剧来说,后一件很明显,那就是跳桥者的电瓶被没收,他感到自己被断了生路,一时想不开跳桥寻死。如果不是他的利益受损,他怎么会走上绝路?前一起警方只是泛泛地说这是情感纠纷,但是,从凶手的作案轨迹上,我们不难判断,这事儿百分之九十可能与经济有关。要么是女方收了男方彩礼后反悔拒不退还;要么是女方花了男方很多钱,然后移情别恋;但让或许还有别的原因,但是,跟经济因素绝对脱不了干系。这个时代,没有几个人会为爱情去拼命,但是,为了钱一时想不开却是司空见惯。

中国社会底层社会为什么会变得像一个巨大的火山口?其实这跟目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是有关系的。尽管官方说中国是工人农民当家做主的社会,实际上,作为底层的工人和农民既当不了家也做不了主,因为这是个阶级分明的社会。可能有的人觉得我这样说跟教科书说的不一样,是谬论。其实,这些人只要注意一下我们平时填写的各种入党入团乃至参加工作的表格就会发现,我们总要填一个栏目:家庭成分。要么是贫农、富农,要么是工人、革命干部,在改革开放以前,那个一切按职位配发生活用品和享受相应权利的年代,这个家庭出身好像林冲脸上的金印烙在身上是终身不能变更的;近年来,这个家庭成分似乎有些弱化,但实际上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曾经在《富豪俱乐部三形形色色的富二代》里谈过阶级固化的问题,我认为,中国阶级固化,各阶层之间逐渐失去交流通道,这会引发巨大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底层,中国底层社会小人物们的生活就像是在泥淖之中,想抽身却被更大的困境绊住。生活可不是西西弗斯无望而固执的救赎,底层小人物想要努力地解救自己,但考验和打击从不停止。不解决底层问题,这个社会将会变得动荡。

表面上看,中国似乎分成权贵阶级、富豪阶级、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等等,但实际上中国的社会其实只有两大阶级,特权阶级和普罗大众。阶级鲜明了,对立也就出现了。当一个社会被权力所主宰又缺少监督,权力机构就容易沦为被某个集体的操玩工具,这个集体于是就有了特权。由于特权无比强大,民众无法对其有所制约,掌握特权的集体对待底层就必然会傲慢无比。在特权的操弄下,即便是像立法和执法这样本该是维护公平和正义的机构,也被编入到庞大的社会权力网,成为特权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于是,本应该跟民众是契约关系的政府机构,它的执政目的就演变成对特权的绝对服从,而不再关注底层的诉求。即便是这些机构的运作经费来自于纳税人,因为拨付者是上级,他们也无疑会认为自己的饭是上级给的而不是来自于民众,而上级就是特权拥有者。当政府开始逆向服务,底层的民众往往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渠道。这样,他们不管有什么诉求都要在权力织就的高墙中四处碰壁,久而久之便会酝酿出负面情绪。但是,这种情绪也无处发泄,因为即使他们选择上访,权力机构仍旧是堵,不给他们发泄的机会!

说到这里,我不由得要吐槽一下中国的上访制度。这个制度非常操蛋,信访办没有解决问题的权力,问题的解决方式是谁的事儿谁解决。于是,就出现了个怪现象:老百姓一级级地上告,权力机构就一级级地堵,目的就是让民众不许声张;即使最后,闹到北京,有大领导批示,事情还是仍旧交由基层解决,大多上访者最终面对的还是最初打交道的官员,这能有一个好的处理结果吗?不会。更要命的是因为有个上访次数多于某个界限对当地主管的一票否决制,为了不被否决,大量的暴力截访就出现了,与信访部门相伴而生的黑监狱就出现了。对于上访,地方政府甚至喊出:“严防死守、坚决打击”的口号,大量的维稳费用,就花在了这些打压和严堵上面。早上我还跟一个朋友说:“政府如果把老百姓的医保和社保解决了,不再强拆,老百姓的上访就会少百分之九十,那些维稳经费也就省下来了。可是,他们就是不解决造成上访的根本问题,这令人非常难以理解。”以前有微博的时候,我就说过,上访制度其实是个陷阱,谁走上这条路谁都没有好下场。这个巨大无比的制度陷阱,不仅对上访者张网以待,对某些基层权力拥有者也完全不客气。

不扯远了,还是回头说底层民众的情绪问题。一个社会,当底层民众的情绪达到临界点,必然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厦门和成都的公交车纵火案;上海的杨佳袭警案;陕西的公交车砍人案;各地频发的砍杀学生案……这些极端的泄愤案件,当事人尽管各有各的诉求,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的诉求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我们注意到,每当这类案件发生,官方媒体都毫无例外地异口同声地谴责罪犯的人性缺失,却见不到来自权力阶层的道歉和反思。如何避免被没收电瓶者的“悲观厌世”和桥上撞人杀人者的“泄愤”,如何杜绝更多的无辜民众惨遭意外,现在看来完全无解。无解的原因很简单,目前的逆向服务模式不改,底层的利益就无人关心,无人关心就会导致底层愈发的绝望,而绝望就会产生暴力,而暴力又会让权力更加的习惯于用暴力制止暴力,而新的暴力又会催生新的暴力……这是个令人悲哀的怪圈。

于建嵘在一篇文章中说:“民主政治的主要意义,就是让政治精英和底层民众在内的社会各群体有一个平等的利益表达平台。只有当社会的所有成员特别是底层阶层都感到有利益表达的渠道时,并能意识到这种表达是有效的,这个社会才是健康而和谐的。”不能不说于建嵘的愿望是良好的。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们现在还看不到维稳制度有取消的迹象,而这个维稳制度又是巨大不稳定的制造者。

这两起有关于桥的悲剧,让人非常地痛心。同时,让我们依稀地看到,中国这列巨大的火车正在某个强大的引擎的带动下向一座大桥冲去,而那座大桥就叫做——卡桑德拉大桥。或许,很多人没有看过《卡桑德拉大桥》这部电影,碍于篇幅,我也没办法多介绍那部电影的剧情,我只能这样告诉大家:卡桑德拉大桥是座危桥,一旦列车开上去,必将车毁人亡。

中国这列巨大的火车目前行驶的这条路就叫维稳,那个巨大的引擎就是特权,现在,问题来了,有人能让引擎减小输出功率,并且像李玉和一样搬动道岔,让火车远离通向拉桑德拉大桥的那条线路吗?

呼兰胖子  柠萌小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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