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奧斯威辛的懺悔想到香港前景

年前到位於波蘭的奧斯威辛集中營參觀,印象最深刻的文字除了大門鐵閘上刻的「勞動帶來自由」(Arbeit macht frei)這充滿反諷的句子外,還有展覽館內一首由德國牧師Martin Niemöller留下的懺悔詩句:

"First they came for the communists, and I did not speak out- because I was not a communist. Then they came for the trade unionists, and I did not speak out- because I was not a trade unionist.

Then they came for the Jews, and I did not speak out- because I was not a Jew. Then they came for me- and there was no one left to speak out for me."

「當他們對付共產黨人時,我默不作聲,因為我不是共產黨人。當他們對付工會分子時我袖手旁觀,因為我跟工會沒關係。當他們打壓猶太人時,我沒有仗義執言,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到他們來對付我時,再沒有人為我發聲。」

當時雖被巨大的歷史悲劇震撼,卻沒有切膚之痛。那個時候我們剛剛以人民的力量,以50萬人大遊行的聲勢迫使中共及董建華政權放棄就23條立法,成功頂住了當權者的陰謀,展現了團結捍衞公民權利與自由的決心。可最近一段日子Niemöller牧師的懺悔詩卻一再湧上心頭,因為詩中描述的境況正在香港漸次出現,最顯而易見的莫過於北京及特區政府如何千方百計對付香港民族黨,並以此為藉口收緊以至扼殺市民的權利自由與民間社會的活動空間。

民族黨自由不容干涉

香港民族黨主張香港獨立在政治上當然不正確,市民的支持也甚為有限。然而,民族黨成立以來沒有進行任何暴力或違法行為,主要透過宣傳品、論壇、記者會等宣揚主張,對社會治安及市民的生命財產沒有甚麼威脅。換言之,這個組織及它的負責人只是在行使《基本法》及人權法賦予的言論結社思想自由,政府不應也不能干涉。

可是,保安局卻忽然宣佈將按社團條例考慮把它定性為跟黑社會一樣的違法社團,予以取締。黑社會長期為害社會證據確實清楚,依法律取締合情合理。但民族黨的所作所為跟黑社會是兩碼子的事,它的成員從未以暴力殺傷人命及損害公眾與私人財產,性質跟黑社會截然不同,拿社團條例取締實在毫無道理,只是政權在赤裸裸的打壓言論、結社自由。

更可怕的是,社團條例打壓只是第一步。這幾天,其身不正的梁振英及他的打手們把戰線擴大到外國記者會,批評該會邀請民族黨主席陳浩天在午餐會發表演說是協助「播獨」,他要求特區政府考慮收回外國記者會會址以示反對「播獨」。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同樣向外國記者會施壓,要求取消活動。

外國記者會雖已表明不會屈服,堅持陳浩天的午餐演講將照常舉行,但梁振英之流提出的威嚇絕不能等閒視之。按他們的邏輯,即使只是邀請抱有不同或政治不正確主張的人士發表意見也迹近違法,甚至只是提供場地或協助宣傳有關活動也得被追究,可能要面對政府以公權力作懲罰。這樣下來,大學、學術機構、社會團體辦任何有關香港前途包括有沒有可能獨立的研討會都要被懲處,出版相關書籍、文章都有嚴重後果,傳媒報道有關消息及新聞同樣有被懲處的可能。

全體市民權利受打壓

到了這地步,受打壓威脅的就不僅是香港民族黨或其他主張香港可以有不同前途選項的團體,而是整個公民社會,而是全體市民的基本權利與自由。我們若不發聲反對特區政府及梁振英之流的無理打壓,類似法西斯的威權政府就不再是會不會出現的問題,而是何時出現(可能在短時間內就出現)的問題了。

要是大部份人對梁振英之流的威嚇袖手旁觀,沒多久我們可能會有類似Niemöller的慨嘆:

「當他們對付民族黨時,我默不作聲,因為我不是民族黨黨員。當他們打壓香港眾志時,我袖手旁觀,因為我不是眾志成員。

當他們取締支聯會時,我不發一言,因為我不是支聯會成員。到他們對付我時,再沒有人為我仗義執言!」

盧峯

香港 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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