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首任国安部长凌云:永远像没事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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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1917年6月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县。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山西新军。1939年冬到延安,曾任中央直属机关党委组织干事,中央社会部科员、指导科科长。建国后任济南市公安局局长。1952年调中央公安部,任一局副局长、局长,公安部副部长。1983年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85年退居二线。2018年3月15日去世。


2018年3月15日,98岁的余海宇接到了凌晋的电话,父亲凌云刚刚去世了。

6天后,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国家安全部原党组书记、部长凌云同志,因病于2018年3月1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5月13日,《人民日报》在第四版左下角转发。

这则消息,平静缓慢地在知晓他的人群之间传开。直到记者开始采访时,有的公安部老人还惊奇地反过来问:凌云去世了吗?

他没有传记,没有回忆录,生前几乎不接受记者采访,能够查到的个人资料简单至极。甚至在他的告别仪式上,也没有生平介绍。

真正知晓凌云的在世者已寥寥可数,且大多心照而不宣。从1952年开始担任公安部一局副局长,到1965年担任公安部副部长,再到1983年成为首任国家安全部部长,凌云有崇拜者,有反对者,有持平论者,对此,他了然于心,却从不予回应,也不辩解。

或许,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不会被轻易提起,但更不会被轻易忘记。


四大笔杆子、左右手

公安部离休干部余海宇说,公安部的老人大多高寿,且记忆力极好。她认为这与这个职业长期高度活跃的脑力劳动有关,工作性质要求他们的头脑保持清晰缜密。

这些活档案般的老人们退出历史舞台后,再用清醒处理这些沉重的遗产。不过,在每个人眼中,这些遗产并不相同。

余海宇是为数不多的称得上凌云“生前友好”的人之一。但即便是她,也从没听凌云谈过自己。

余海宇和凌云70多年的友谊开始于延安时期。凌云曾说:“是陈龙改变了我的一生。”陈龙是余海宇的丈夫。

1940年,时任中央社会部治安科科长的陈龙是除奸工作的领导。其中,嫌疑分子最多、情况最复杂的是几所学校,陈龙决定亲自负责。位于杨家湾的陕北公学设有保卫委员会,做具体工作的是一个外表英俊的青年,名叫凌云。

不久后,陈龙把凌云调到延安中央社会部二室做侦察工作。余海宇也调到了社会部,开始和凌云共事。1942年,余海宇和陈龙结婚。

在余海宇眼里,凌云很能干,文笔出众,头脑清楚,做事认真,凡是他经手的事都清晰明了,有条不紊。

1949年前夕,中央成立中央军委公安部,罗瑞卿担任部长,公安部机关成员基本上由华北局社会部和中央社会部人员组成。1952年4月,陈龙被任命为公安部副部长兼政保局(一局)局长。健康状况逐步恶化的他不能再兼任局长,经他本人提议,罗瑞卿给中共山东分局发了电报,调时任济南公安局长凌云进京到公安部。凌云匆匆赶到北京,当即被任命为政保局局长。

1964年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分到公安部、后任统战部干部局局长的胡治安刚来就听说,一局局长凌云是部里的“红人”。

凌云和公安部办公厅主任刘复之都在1964、1965年升任公安部副部长,成为彭真的“左右手”。两人都是党内少有的秀才,都是秘书出身,和王仲方、尹肇之被称为公安部“四大笔杆子”,罗瑞卿每次开会召集筹备班子,这四人必定参加。

在同为笔杆子的胡治安看来,凌云业务能力出色,善于观察,记忆力惊人,而刘复之的文笔更胜一筹,钢笔字更漂亮,群众关系也更好。刘复之跟普通干部都可以称兄道弟,拍肩膀、熊抱。而凌云则不苟言笑,有时甚至给人以“端着架子”的感觉。在院子里散步时,胡治安几乎没见过凌云跟谁打招呼。

胡治安的妻子也是老公安,退休前在公安部所属的研究所工作。她分析,这是因为凌云搞政治保卫工作出身,与人打交道中有一种职业性的距离和防御感,习惯于首先以审查的眼光去看待。


公安部一局局长

作为公安部最重要的一局的局长和部里的“红人”,凌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参与了公安部很多大案要案的办理。

公安部办理的第一个大案是广州的“二陈案”。1951年1月,广州镇反运动之初,公安部、中南局公安部、华南分局社会部认定广州市在清匪反特和镇反工作中存在“右倾”偏向,广州市公安局局长陈泊、副局长陈坤被撤职逮捕。陈坤于1952年夏病死狱中,陈泊于1953年5月被判处10年徒刑。此案直到1982年才得以平反。受此案牵连,广州又逮捕了“梁侠特务集团”案共263人。

此案由公安部一局负责审理执行。办案人范祥、郭松年、郝力光经过审理得出结论,所谓“梁侠中统特务集团”一案没有根据,不是事实,应予否定。报告经过一番争论层层上报,送到罗瑞卿案头,罗态度坚决:“此案不能动摇。”根据他的意见,凌云批示:“审不出中统特务来,说明我们审讯工作的无能。”范祥等三人坚持意见,“梁侠案”一直不能结案,三人因此均受处分,被调离公安部。

陈泊的妻子吕璜后来说,悲剧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造成的,不能过于苛责办了这类错案的领导者。“全国解放初期,我们‘一边倒’,什么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苏联的肃反经验是把专政矛头指向党内,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对付党内同志,公安部率先效法,陈坤、陈泊就是第一个撞上这个枪口的。”

1955年,又发生了饶漱石、潘汉年和扬帆的“饶、潘、扬事件”。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扬帆、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和中组部部长饶漱石均遭逮捕,被判处徒刑。80年代,潘汉年和扬帆先后获得平反。

此案平反后,有人透露,办这案子的主意是凌云出的。扬帆的罪名中有一条是重用、包庇3300多敌特分子,据了解案情的人说,凌云始终认为,3300这个数字夸大了,但扬帆确实应该被审查。

但余海宇认为,这些案子不能算在凌云的头上。毕竟是上面已经拍板发话的政治事件,而且潘汉年和扬帆的平反凌云也参与了。余海宇和凌云一起办过案,觉得他还是比较注重事实的,从严慰冰案中可见一斑。

严慰冰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夫人。1960年3月到1966年1月,她给林彪一家投寄了五十几封匿名信,多有辱骂之语。此案由公安部审理,凌云担任组长,余海宇具体负责。

余海宇大费周章,从北京医院和华东医院调出了严慰冰的病历,发现从1952年开始就有她患精神病或偏执性精神病的记载。她向上级做了汇报,凌云和徐子荣都认为,写匿名信是出于病态,不是了不起的政治事件,口头报告给彭真,彭真也同意这一结论,此事没有再追究。

至于“文革”中,彭真、陆定一等都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挨斗,严慰冰也被隔离审查、后来被关进秦城监狱,那是后话了。

公安部副部长

1965年,凌云升任公安部副部长。从这时起,十二局副局长丁兆甲与凌云有了较多的工作接触,导致了半世纪的恩恩怨怨。

公安部老人们都知道,丁兆甲与凌云一直是“针尖对麦芒”的。对此,丁兆甲自己毫不讳言。96岁的他精力和记忆力都依然很好,与记者两次长谈了6个多小时。

丁兆甲回忆,1965年2月,一位重要外宾路过北京,留宿一晚,周恩来准备和他见面谈话。外交部礼宾司找到公安部,问两人谈话时能不能录音。这是公安部十二局主管的业务,处长李阳汇报给丁兆甲,丁兆甲嘱咐李阳此事要问清楚,究竟是周恩来布置的,还是外交部的意见。因为自己在西郊办公,丁兆甲让李阳自己去找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汇报。

李阳去汇报时,凌云在场。在凌云提议下,徐子荣、凌云、李阳以及外交部的韩叙一同去外宾下榻处查看了一下,认为不适宜录音,此事就此放弃。

“文革”期间,所谓“窃听事件”受到追查,李阳被逮捕,丁兆甲也受到冲击。李阳坚持没有窃听,被关押三年,最后经外交部韩叙等人证明才被释放,派到深圳做临时工作,不久后在广州因心脏病去世。

1982年7月,公安部专案人员“轮训班”开学,参加过中央专案的283人,本部专案的40多人,再加“文革”中的“造反骨干”,总计近400人,集中到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今公安大学)“集训”,实际上是“封闭式审查”。李阳妻子张本惠本来也在轮训班名单之列,她找到主管此事的凌云,凌云批准她不进轮训班。据丁兆甲所知,对于“轮训班”,时任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和凌云持不同意见。赵苍璧等认为,这些人如果有违法乱纪搞逼供信的行为,当然应该追究,如果是一般的职务行为,就不应该追究。

后来,在张本惠的要求下,凌云批准追认李阳为烈士。丁兆甲说,公安部此前没有这样的先例。

1965年,十二局还发生了一件案子。公安部十二局曾经收到武汉市公安局送来的一份外文情报材料。丁兆甲记得,送来时,武汉市局只简单翻译了资料目录,其中提到方志敏、向警予、刘少奇等被捕,但是具体内容没有译文。丁兆甲看不懂原文,也没有布置将内容译出,所以不知道其中具体情况。丁兆甲向主管十二局的副部长徐子荣写了报告,建议将这批材料转存中央档案馆或者公安部档案处。徐子荣批示同意存部档案处,并经副部长杨奇清、凌云圈阅。丁兆甲让业务处的柏遇春去找办公厅办理交接,之后的情况再未过问,业务处也没有再向他汇报。

据丁兆甲后来所知,当时因办公厅主任忙于“四清”之事而未能办理,不久后又因为在毛泽东专列上安装窃听器的“录音事件”,十二局的工作陷于瘫痪,此事就搁置了。

“文革”开始后,这份材料被追查,丁兆甲说自己不知道下落。造反派问丁兆甲:“凌云说曾和你谈过,让你不要把刘少奇的材料拿出来,材料就在你这里,把材料找出来。”丁兆甲否认。造反派说:“凌云都承认了,跟你讲过六次话。”丁兆甲说:“我根本没有印象,你们让我和凌云对证,什么时候跟我谈的,不要说六次,一次能证明,我就甘愿受处分。”造反派去秦城监狱找凌云对质,凌云说:“我也记不清楚了。”这件事不了了之。丁兆甲认为,到现在都没能给他一个清楚的说法。

1967年1月17日,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主持召开公安部干部大会,鼓动要彻底砸烂“公检法”。造反派把跳楼摔断腿的罗瑞卿用大筐抬上会场批斗,余海宇和凌云都在陪斗之列。会后,公安部7位副部长和43位正副局长、63位正副处长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凌云等7位副部长、一批局长都被关进了监狱。

凌云认为,自己进秦城监狱要归因于康生。

延安时期,凌云曾在康生任部长的中央社会部工作了5年。1947年冬,他随康生率领的土改工作团到达山东渤海区,其间约有大半年担任康生的秘书。土改工作期间,康生夫人曹轶欧认为渤海区党委秘书长彭瑞林的夫人历史上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是“国民党分子”,要凌云查究她的“政治问题”。凌云经了解情况后,没有理会。他后来才得知,康生夫妇“在渤海区党委时就看出你不对头了”。

1949年10月,康生因病去青岛休养。曹轶欧是山东分局组织部副部长,留在济南,住在分局机关内。她坚持认为,自己在山东分局内已遭到严密监视。分局领导们要凌云对曹做疏解工作,但凌云不但没有疏解成功,反而得罪了对方,成为与康生断交的开始。他后来表示:“我真后悔做了这件蠢事。”

1952年,凌云和陈龙一起去北京医院看望康生。电话联系时,曹轶欧听了他们自报家门后大声吼道:“不用你们来看!社会部的人,我一个都不想见!”两人只好离去。

1955年“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爆发时,康生给中央写信,说他原来的秘书沙韬和凌云都是被饶漱石收买的“反党分子”。材料转到公安部,罗瑞卿没有理会。

余海宇说,“文革”前公安部的人对凌云的议论主要是不好接近,“文革”后,她开始听到一些比较负面的议论。她从没见过凌云回应过,也看不出他的情绪。

余海宇说:“我认为他在‘文革’时候,为了保护自己,他的话说得有点多了。他知道得多,说得也多,得罪了不少人。”

但她认为,造反派口中传出的消息,真相难辨。比如,公安部一位副主任曾告诉她,就是因为凌云“告密”自己才受牵连坐牢。而她听说的则是,凌云交待的事情被造反派断章取义了。

而且,即便确实是出于凌云之口,说这些话的情境也需要加以区别。被关押之后说的,不能叫“揭发”,只能叫“交待”。余海宇听说,凌云在狱中也交待了她的情况,但她从没问起过凌云,也并无介怀。

1967年11月,余海宇也被关进秦城监狱,1973年才出狱。后来,她听说中南海西门外有人专门接收告状信,就告诉了凌云的妻子梅建群,建议她写信申诉。梅建群写信送到中南海西门外,果然看见一个穿着大衣走来走去的人,信交给此人一周后,凌云出狱了。

宋春丹,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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