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越大、人越愚蠢,是历史的规律?

只有亲自坐到皇帝宝座上,你才会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男人为了这个位置不惜一切。坐在世界之巅的感觉是语言无法形容的,那几乎就是成为上帝的感觉。

如果你登上权力至高点,你会发现,周围所有人面对你的神情都变了。人们不敢正眼看你,似乎你的脸上散发出特殊的光辉,让他们睁不开眼睛。因为你手里握住了他们的一切:从官爵荣辱到身家性命。你成了他们的“主子”,你和他们的关系,就是主人和狗的关系。

然而正如戴逸先生所说的那样:“新皇帝一旦从前一代统治者手中接过权力,他立即会发现自己置身于变幻莫测的官僚政治的漩涡中。周围充满着欢呼和赞美,欺骗和谣言,摇尾作态的献媚乞恩,诚惶诚恐的畏惧战慄。这一切往往会使一个不够老练的统治者头晕眼花。”(《乾隆帝及时代》)

事实上,这些官员绝对不像狗那样忠诚和简单。这些在宦海惊涛中一路摸爬滚打上来的成功者,个个都身怀绝技。在他们驯顺的外表下,掩藏着无穷无尽的野心、欲望和算计。这些人既是他的政治工具,又是他的政治天敌。历代王朝最大的敌人,不是起义者,不是异族,不是灾荒,而是官僚集团。中国历史上寿命较长的大王朝,几乎无一例外地丧命于这些衣冠楚楚、举止高雅的人之手。

这话听起来骇人听闻,实事上却千真万确。做为个体,再狡猾、再有实力的官员在皇帝面前也往往不是对手。专制制度设计中君权的强大,是任何臣子所难于抗衡的。但是,一旦这些官员们结合成官僚集团,形势就发生了逆转。本来,官僚体系是皇帝亲手建立起来的,但是,一旦建立和运转起来,它就成了一个难以控制的庞然大物,有了自己的生命、性格和利益关切。就像弗郎肯斯坦中的怪物,虽然是主人所创造,却非主人所能控制。

官僚集团集团运转的规律是:在没有利益驱动时,官员们执行皇帝的政策,总是倾向于被动应付,只求形式上能交待,由此导致敷衍塞责、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而当他们发现政策的空子时,通常会把个人利益伪装于国家利益之中,刻意把经念歪。基于利益最大化的原理,官员们热衷于编织关系网,相互通风报信,十分默契地协调行动。在他们的集体努力下,国家政治很快会陷入腐败的泥淖,每一位官员都会成为中饱私囊的“硕鼠”,本来属于皇帝或者说国家的“民脂民膏”被大量消耗,国家治理成本的大幅上升,最终出现“官逼民反”这个命定的结局。

官僚集团面对君主,一个致命的武器是封锁一切负面信息,源源不断地提供正面信息。

在传统时代,皇帝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就是大臣们的奏折。也就是官僚系统的单通道信息传输体制。如果皇帝得到的信息是全面、真实的,那么他做出的决策才有可能是正确的。

然而,皇帝事实上经常面对的是信息不足,信息不对称,信息错误。因为他只有官僚系统这一单一通道,没有其它有效的信息渠道作为可靠补充。而在官僚系统中,官员并不对治下民众负责,而只对皇帝负责;他的命运不是由民众掌握,而只由皇帝掌握。因此官员们自然会更容易顺从上级的偏好。因此,“报喜不报忧”几乎成了传统体制下官僚层级间的默契,这自然导致“信息偏离的倾向性积累”。信息传递越来越朝“上级偏好”的固定方向偏离,越走越远。“在权力大小方面,固然是皇帝或者中央处于优势,官僚处于劣势;但在信息方面,官吏集团却处于绝对优势。封锁和扭曲信息是他们在官场谋生的战略武器,报喜不报忧,按上级喜好报告信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些的成本很低,收益却很大;而要打破这个格局成本很大,收益却很小,因此上级也乐于信假。这样最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传到中央的真实信息越来越少。”(陈柏峰:《古今中国“真相”了解体制暗合的思考》)

这种信息传达的扭曲,在鸦片战争中表现得非常充分。

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介绍说,公元1841年夏,英军占领广州城,大清靖逆将军奕山一败涂地,高举降旗,可是他给道光皇帝上一道奏折,却称清军大胜,击沉、焚毁英军兵船。6月4日,英军拿到“赎城费”退出广州,奕山再上一折,称英军头目在城下“免冠作礼”,恳请“大皇帝开恩”,不敢滋事。

一场大败,就用谎言轻巧地掩饰过去。下面是不断的战争失利,上面却是接二连三的战事捷报,当谎言被皇帝识破的时候,皇帝就罢黜掉欺骗他的官员。换上来的大臣又继续不断地编织新的谎言。于是,大清皇帝就在谎言之中不断指导战争,直到最后失败。

谎言治国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容不得不同意见、强求一致的政治体制。官员只能看皇帝的脸色说话,皇帝想听什么,就说什么。根据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整个鸦片战争史上,很难找到不撒谎的官员。两广总督邓廷桢撒谎,两江总督伊里布撒谎,钦差大臣琦善撒谎,参赞大臣杨芳撒谎。而且,只有敢撒谎的,才能得到重用。“撒谎大王”奕山交部优叙,赏白玉翎管;撒谎水平稍差一点的杨芳“革职留任”;林则徐也只是“少撒谎”而是不是“不撒谎”,并且因为谎撒得少,最后被罢官遣戍伊犁。总之,谁不撒谎谁倒霉。

乾隆早年对臣下的欺骗伎俩十分警惕,“难眩以伪”。一旦发现自己受了蒙骗,则作伪者必遭严惩,因此大臣们对他公然说假话尚少。而到了晚年,他的自信心越来越膨胀,喜谀恶直之弱点逐渐暴露。越到晚年,他越沉迷于搞皇帝的“排行榜”。将皇帝的数据来比较证明自己的伟大。像他写过《古稀说》,说他是第一个活到七十岁的人。他之前,历史上活过七十岁的只六个。跟他比起来,这六位都在统治上有缺陷。只有他的统治完美无缺。因此他综合排名能排到第一位。乾隆四十九年,又宣布一个纪录,得了玄孙,从此五代同堂了。乾隆五十年,又宣布,创造了另一项纪录,所有年过七十的皇帝中,他在位时间五十年,比别人都长。乾隆五十五年,八十大寿,更是来了个综合排行,证明历史第一的地位不可动摇。三个活到了八十岁,只有元世祖与他有得一比,不过也有一条不如他。他五世同堂,元世祖没做到。乾隆七十大寿,七十五大寿,八十大寿,这是十年间最重大的事。一次比一次隆重。

在这种情况下,大臣们自然也就窥测风向,越来越报喜不报忧。对专制者来说,从“精明太过”到“颟顸糊涂”,中间并没有什么鸿沟,只需要心态之一转变。在大量的“正面报导”的包围下,越到老年,皇帝越形成一个心理定势:形势总是大好的,成绩总是主要的,问题总是局部的。他多年经营的江山,是铁打不破的。或者换句话,他永远是光荣、正确、伟大的。虽然乾隆晚年连续爆发多起贪污大案,皇帝仍然认为这些不过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并且既经发现和处理,就证明已经解决。

事实上,到了乾隆晚年,在“盛世”的光鲜外表下,国家已经彻底腐烂了。在繁荣的表相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就已经千疮百孔了。地方督抚大多数都陷入腐败的泥潭,然而他们的腐败比起京中权要,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而且贿赂公行,窝案串案迅速增多,腐败呈集团化公开化趋势。在乾隆后期,大家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常。在权力已经充分市场化的背景下,办一件事,安排一项工作,升一次官,枉一回法,需要多少钱,都有心照不宣的规定。不懂这些规定,在官场是无法立足的。如果不贪污,一个人就无法操纵自己的关系网,如果不贪污,他也没办法建功立业。在一定范围内的贪渎,不但是社会所默许的,而且是必须的。

为了自保,腐败者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其主要特征是涉案人员众多,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在经济上互相利用,结成利益共同体。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朝廷一连查出了五起贪污大案,都是“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一人败露,则与他有关的关系网上的数十名乃至一百数十名官员就全部被揭露出来。常常是一人犯案,会导致一省官僚体系瘫痪。

特别是甘肃冒赈案这样一个涉及全省的巨案,不但在甘肃是公开的秘密,在全国,也为许多人所知。但是七年之内居然无一人举报告发,最终还是贪污者自我暴露。一省如此,其他各省官风又也大抵可以想见。

那么,为什么天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只有老皇帝视而不见呢?是他老到昏愦了吗?不尽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晚年的老皇帝成了彻头彻尾的“洞穴人”。

“长期执政的人容易形成一种‘权力幻觉’,……权力成为一个洞穴,而这个权势人物就成为穴居人。他是自己权力的俘虏。他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支撑权力的正面信息,负面的信息都作为错误的信息被清洗掉了。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机制,它自动地过滤掉错误的信息,输入正确的信息。在此情况下,这个领袖往往无法正确地看待自己和世界,他甚至都无法对自己的力量形成恰当的符合实际的判断。”(《“倒萨战争”与萨达姆的结局》)

中国的专制者极易成为“洞穴人”。因为他周围聚集着大量以窥测他心思为生的人。即使是最愚蠢的人,也知道谀言比批评更容易入耳。因此,最高权力所有者很容易被大量的正面信息所洗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见到许多人在掌握权力之前行为做派都很正常,甚至不乏理智精明,而一旦握了重权,马上满面红光而满脑浆糊。

选自张宏杰:《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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