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天空下的第一行眼泪

 

一,TO BE OR NOT BE

飞机,腾空而起,下面,是我生长的故土和日夜陪伴我的长江。我将脸紧紧地贴在玻窗上,俯视这一片让人魂牵梦萦的土地。

这是我生活了整整62年的土地,我人生的根,已经深深扎在了他的岩石和泥土之中;这也是我苦苦坚守了多年的土地,强烈的爱恨情仇抵御了一次次绝望中想转身离去的冲动。

2003年,我在《长寿湖》后记中写道:我感到一种强烈的感召——苦难的感召,仿佛苦难催生了一种深沉悲壮的情怀,唤起了内心金戈铁马般的冲动,这种情怀和冲动,无法在新西兰田园牧歌的风情中得到释放,无法在澳大利亚洋房别墅的华美中获得满足,正如江南桃红柳绿的沉醉,不能取代大漠孤烟的苍凉、长河落日的悲壮所唤起的那种深层感动和震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个荒唐人的梦》中说:“正是由于这里出现了不幸,我才更加热爱这片土地。”茨威格在《昨天的世界》里说:“如果我们能以自己的见证为下一代留下我们那个时代分崩离析的真实情况,哪怕只是一点半星,也算我们没有完全枉度一生。”

写下这段文字到现在,14年过去了。

坚守?还是放弃?到最后一刻我都在犹豫。

从讲台上被赶下来之后,我曾打算用这种不上班的空闲,再干一番我所渴望的事业。我的经验、意识、能力、勇气,甚至身体素质,都能保障我在这块土地上大干一番,而这又是一块极其“肥沃”、遍地“题材”的土地!可是,我迅速发现,眼下已经缺少了一个最重要的保障——安全。一旦被他们盯上了,行动的自由便丧失了。身份证、手机、银行卡,这几样现代人生活最重要的随身必需品,成了监控你一举一动的得力武器。

书,不能教了;号,被封了,采访,难以进行了,连与朋友聚会都要“传染”对方。怎么办?坐在家里读书写作吧,这原本是我的本行。

可是,有多少人体会过“砰砰砰”敲门声所引起的那种心惊肉跳?有多少人经历过把自己的文字和作品像赃款一样东藏西躲的紧张和慌乱?

其实,我不是觉得很累了,想放弃了,要逃离了。不是!最无奈、最痛苦的是发现自己“武功”被全废,成了一个不能讲课,不能写作,不能采访,甚至不能安心读书,没有基本安全感的僵尸!

我曾自以为自己是个不怕大牢的勇士。我曾在《长寿湖》的后记中写道,如果判我几年大牢,我不会白坐这个牢,出来后,我会写出一部像《长寿湖》一样难看的书。现在看来,我是太naive了。刘晓波、彭明、杨天水等相继在大牢中的重病不治,让人彻底明白了:不要以为手中的笔是锐利的武器,有人会让你的肉体连同你的“锐笔”一块“病亡”。

明白了这个道理,绝望,从地底升起,消解了我苦苦坚守的最后决心。


二,爱国

我常常受到爱党爱国人士(其中还有个别我的学生)的责骂:“美狗”、“卖国贼”、“汉奸”。现在他们更有理由了,你果然投奔美帝了。

什么是爱国呢?好像标准只有一个:赞美加歌颂。

同现在的学生和年轻人一样,从小我也饱受“爱国主义”教育:邱少云、刘胡兰;白公馆、渣滓洞;义和团杀洋人、太平天国闹革命;冷月英妈妈坐水牢,高玉宝叔叔讲鸡叫……

当然更有爱党教育。爱党爱国被搅拌为一体,煮成一锅红色浆糊,灌满了千千万万稚嫩的大脑和成长的心灵。

爱国,一旦成了一种“主义”,它可能就是一种“主义”,而不是那种透彻心灵溶于血液的天然。

奔走在祖国广袤的大地,触摸中华悲壮的沉淀,无需谁来“教育”,自然生出那份沉甸甸的情感——

它是穿越千里长江,手抚纤夫遗痕的生命喟叹,

它是伫立黄河岸边,面迎西风夕照的历史感怀;

它是大巴山老农一杯苦涩水酒映照的苍凉泪光,

它是窑洞里大娘一碗高粮米饭唤起的身心温暖;

它是传统消失人亡艺绝时仰天长啸的心痛,

它是山川残破江河色变时慷慨悲歌的忧愤;

它是面对贫穷和苦难时不离不弃的坚守,

它是目睹丑陋和罪恶时热血裂岸的悲狂;

它是冷泪长歌飘荡在旷野冤魂中的母性悲悯,

它是横刀跃马驰骋在暴政王宫上的壮士豪情;

它是高原的寒风吹来辽阔河山的千古惆怅,

它是诗人“祖国啊,你用伤痕累累的乳房哺育了我”所触动的深层柔软;

……

2017年10月7号,我采访完秀山县一位老人胡XX之后,独自前往湖北,寻找他当年同他恋人最后分别的地方——咸丰县看守所。

从秀山到黔江,从黔江到咸丰,一路上云雾缭绕,峰峦叠嶂。当年,1963年,胡XX就是同他19岁的恋人杨姑娘,沿着这条山路徒步走向他们悲壮的永别。我注视着沿途的群峰山峦田野村庄,想到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一种由苦难催生的深沉和山川唤起的热爱,交织奔涌,排山倒海涌上心头。

中华民族百年的血泪沧桑啊,我不幸看到了你喧嚣下面沉默的真实,我有幸读到了你遗忘后面苦难的记忆。

一路上我都在犹豫挣扎:我真的要离开这片土地和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吗?

最后一次采访是11月5号,川东奉节县。野夫兄热心地为我找到了土改时被烧烤的彭吉征的家人,我当即前往。

采访完彭吉征的儿子后,我独自下到长江边,注视着早已不再奔流的三峡江水。

深秋的阳光暖暖地洒下,峡江的红叶静静地摇曳。我在江边久久徘徊,这时,我已经决定要离开了,要离开这陪伴了我一生的长江。

只有我自己知道,为什么我在江边久久徘徊。

离开前的最后一夜,我又翻开郑念的《生死在上海》。二十多年前读到这本书时,她告别故土的描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透过蒙蒙的雨帘,我看见壳牌公司的大楼和我原来办公室的窗口。那过去的岁月,竟然如梦幻一般。船渐渐加速,黄浦江渐渐远去……我将永远离开生我养我的故土,我的心碎了,完全碎了,只有苍天知道我曾千百倍地努力,要忠贞于我的祖国。可是最终还是完全失败了。”

郑念1949年回到了她热爱的祖国,几十年后,她从大牢中出来,家破人亡,她唯一的女儿梅平惨遭毒手,尸骨无存。

郑念孤独而绝望地走了,那是1980年9月20日,距今已经37年。

三,母亲

2017年11月20日,我离别的前一天。这天,重庆气温陡降,风雨交加。

这时我才去告诉母亲,我要走了。我不敢看她,怕她受不了。这些年来,母亲独自住在养老院,一直是我去看望她关照她,是她的最大的安慰和依托。当我告诉她第二天我要走了时,母亲并未露出我所担心的那种反应。她沉默片刻,很理解地说:“走了好。”看来,我虽然是她最大的安慰和依托,但也是她长期的“心病”和“负担”。

“这些日子我电话都不敢给你打,怕他们追踪到你的行踪。”母亲说。

同去世的父亲一样。母亲在很年轻(18岁)时,受中共《新华日报》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宪政的新中国”的感召,在重庆女子师范学校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开始了提心吊胆的地下工作。“新中国”到来后,母亲仍然提心吊胆,批胡风、反右派……尤其是文革期间,批斗、逃亡……我亲眼目睹了那些年她的提心吊胆。

这些年来,晚年的她又为我提心吊胆。十余年前,我从狱中出来后她对我说:“我没法阻止你,因为你做的是对的,当年我同你爸也是这样在做,这样在追求。但是,作为一个母亲,多么担心……”

母亲掏出钥匙,打开抽屉,拿出她的全部积蓄——十余张存折。存折零零碎碎,五千、一万、两万。“你出去后花费大,要尽量多备点钱。”

我不要,说这些钱换成美元也没多少,而且我第二天一早就走也来不及换了。母亲坚持要给我,仿佛不这样我就会流落街头,她就更加不安。

什么是一颗母亲的心!

我没带身份证,只有她亲自去取。于是我扶着90高龄的母亲在风雨中走进一家又一家银行,取出她一点一点存下的五千、一万、两万。

近黄昏时,我同她告别,她站在养老院大门的外面。初冬的冷雨悄无声息,飘洒在她花白的鬓发和苍老的脸上。

我一再叫她进去,她不肯,怔怔地望着我。我不敢看她,怕看到一行苍凉的老泪,从此成为我心灵上凝固的悲伤。

到西雅图的当天晚上,对朋友谈起同母亲的告别。

突然,泪水夺眶而出!

多年来,我在这块沉冤浩浩的大地上奔走采访,心灵早已被种种悲情和苦难打磨成钢,炼就了一种超强的耐压能力。可是,分别时,母亲冷雨中无言的凝视,竟让人肝肠寸断!

我双手捂脸,失声痛哭。在刚踏上据说是自由的国土时,不是一声自由的欢呼,而是一行悲痛的眼泪——既为生我养我的苍老母亲,也为我爱恨交织的苍茫大地——祖国母亲。

谭松,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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