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僵局的風險和可能出路(之一)



梁京

面對來自黨內高層的挑戰,習近平並未改變出訪日程,回國後又立即做出大權在握的姿態,說明中國高層的權力博弈很可能會陷入難以擺脫的僵局。直接原因,可以解釋為習和他的挑戰者都沒有力量把對手搞掉,但我以為更深層的原因,恐怕是無論哪一方使用「非常手段」把對方搞掉,都沒有信心獨自面對經濟和社會危機的嚴峻挑戰。對習來說,情況更是如此,因為他應有更好的機會,讓挑戰他的勢力「失去反抗能力」。換句話說,習要是有能力應對中國的危機,黨內的反習勢力絕不會有機會,而反習勢力若真有能力和信心應對中國危機的挑戰,也不至於讓習近平把這麼多好牌打光也不出手制止他。

中國高層政治的僵局若久拖不決,後果是非常嚴重的。一般人比較容易關注的是近憂,也就是關注經濟和金融危機的爆發,其實中國社會危機爆發的風險之大,並不亞於經濟危機。由於中共當局對敏感問題報道的限制,這兩大危機相互強化帶來的巨大風險,一直沒有得到社會應有的關注。

最近,一篇《中國正式進入「娶妻難」時代!》的報道,讓我有機會看到中國社會危機的嚴重和緊迫。根據這篇報道,貧富懸殊加上多年新生人口性比例嚴重失衡,正在導致中國青年和中年男性出現數以千萬計的「光棍」。事實上的一夫多妻伴隨大量男性被迫單身這一民族噩夢,正在中國變為現實。在這樣一個社會背景下,21世紀的中國再次出現百餘年前的「義和團」那樣的災難,不是甚麼難以想像的事情。

習近平雖然有「梁家河」插隊的經歷,但其實他從未去掉「高幹子弟」高高在上的特權感。他把插隊經歷當作政治資本,卻和他在黨內權力鬥爭的對手江澤民、曾慶紅一樣,完全沒有解決中國農民和農村問題的能力。也就是說,中共高層政治僵局難以打破的一個內在原因,就是當前對壘的兩個主要陣營,都不反映四十年來社會巨大的變化,不代表新生的社會力量。習近平代表五十年代出生的「紅二代」,尤其是代表那些缺乏系統教育、又與平民格格不入的「大院子弟」和「軍幹子弟」,在知識和社會人格方面都存在致命缺陷;江澤民、曾慶紅代表的勢力可能在學歷和社會經驗方面要強一些,但他們不僅年邁衰老,而且許多主要幹將都遭到清洗。也就是說,無論哪一方僥倖打破僵局,都沒有能力推動真正的社會變革,而高層政治僵局的拖延,將不可避免地令中國各種問題,尤其是農村和農民問題更嚴重。

總之,僅靠中共內部的領導力資源,徹底打破這個僵局很難,因為中共總體上已沒有甚麼政治家的人才資源,這既是腐敗之風所致,更是多年逆向淘汰的結果。

不過,從全球來看,嚴重的政治領導力危機並非中國獨有,這一輪全球化以及技術革命,顛覆了舊的政治遊戲是相當普遍的現象。傳統政治家一個個被政治素人取代,特朗普是最突出的例子,巴基斯坦的新總理,則是最近一例。這個現象讓我想到了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在中共之外,中國是否存在可用的政治領導力資源幫助中國渡過難關?我將在下次評論中討論這個問題。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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