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代湖南精英对中国起了什么作用

(一)

百七十年来中国,一直深陷古老文明要不要转型、如何转型的激烈争辩中乃至血腥搏杀中。前一百年,生活整体上虽悲亦壮。纵然国势常凶危,终究文明仍有救。盖因民间精神支柱未倒,再生活力不断涌现。后七十年,惟见悲惨。精英阶层遭共产党铁掌打断脊椎后,举国惟党才能思想,实为领袖才配有脑袋,终于演化成为今天的生活信念、基本价值大崩盘。国仍是国,民已不民。

作为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几代湖南精英,相当时间内主演了这页历史,乃不争的事实。他们多少年的痛苦选择,不屈抗争,不期换来这般局面,功耶,罪乎?不堪回首,发人深思。

大体上讲,湖南精英参与及至主演了三波文明再造运动。其代表性人物分别是曾国藩、黄兴、毛泽东。

(二)

先说曾国藩。

曾国藩的历史作用主要不在显性地扑灭了一场农民造反,挽救了满清朝廷于既倒,进而倡导了洋务,主要在于隐性地阻止了一个邪教运动的全面得势。当时,无论有无太平天国运动,清皇朝的没落与洋务的兴起,都不可逆,犹如严冬渐去,春风不可违一样。尽管时间上、规模上、程度上会有相当不同。天平天国运动却是一款打着受压迫者旗号的新病毒,它若全面得势,于中国将是数倍于旧皇朝丑陋的新祸害。

一百年后红朝历史印证了这一点。一度它得到很多精英的理解支持,得到大多数贫苦民众拥护,俨然圣朝天降。它在中国全面得势,不是偶然的。这个太平天国第二,好运气当然与苏联靠山紧密相关,主要还是合水土。然而它一得势,便尽显狰狞,竟以疯狂吃人为乐。看来,它不把中国拖入万劫不复之地,不会罢休。退一万步,若由得它即使某一天良心发现,三五十年后改恶从善,只恐大半个中国也将被它糟蹋得不能居住。

所以,需要从这个角度看待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历史人物的动机与效果,两者皆重要,效果尤其重要。

不过,动机若跟不上时代,形成的歪打正着的效果也是不能持久的。这正是曾国藩的情况,也是他那一代湖南精英的情况,固然后者里面不宜一慨而论。曾国藩洞见到了拜上帝会的荒唐,天国的荒谬,却抵死不敢面对皇权与理学违反自然律,本身就是供邪教成长的温床。因为皇国与天国的关系,不是正与邪的关系,而是谁更罪大、谁更恶极的关系。皇国当然常有秉公办事、怀柔民生的时候,前提乃是任何情况下小民不可平视天颜,纵然遍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也是小民的命,是前世作孽的结果。同理,天国何尝不存让卑贱者感觉温暖的一面,要害是信教者从此只能是木头,活着就是为教主教义燃烧而发光,仅仅对质疑的惩罚就极其残忍。

这就决定了曾氏等人的忧国忧民,终必走向自以为是,一厢情愿,事与愿违。苛求那个时代不识大西洋为何物的曾氏应有潘恩的眼界与情怀,不免强人所难。不过,既为儒门弟子,他和他那一代人也不可能不识得“民为上,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古训。所以,认为曾氏等人只能在现体制下多做点实事才是正道,多是托词,主要还是既得利益不能放弃的问题。进一步说,需要理解他们是一回事,为尊者讳又是一回事。今日中共体制内的精英,基本       上玩的是同一套路,如此而已。

曾国藩另一历史作用,是通过自身的意志力与业绩,为湖南读书人开了英雄风气,影响了几代湖南精英向命运抗争,直至敢为天下先。此种风气今天已走向式微,已败于也一定会败于资本的力量,毕竟人性仍脆弱,不会分西东。但其惯力与冲力仍不可小觑,例如此次上海对独裁者画像的泼墨事件。从常理上讲,这号事件似应由东北女子所为,因为今日东北人远甚南方人活得憋闷,但是东北女子出不了董瑶琼,湖南女子却出得了董瑶琼。

(三)

次说黄兴。

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如今已为多数中国人漠视,除了市侩风气日盛之外,一个极重要原因是这场革命被中共利用与扭曲,加上尔后国民党的不成器,使得它深刻的历史意义被稀释在谎言叙事的现实中。近三十年,种种告别革命、推崇君主立宪的声音不绝于缕,无疑是反思的结果。从一个方面看,反思很必要,突出如反思中共这页历史,乃是对后代的负责任。从另一个方面看,反思的眼界不免近视也显而易见。形象地说,癌细胞于人乃生来具有,但不是每个人一定患癌。同时,癌症分早期、中期、晚期,还有免疫力不同的问题。医德医术对待不同情况,疗治方案自不能相同。这道理一样适应世界文明演进。今天的民主国家可以也应该倡导和理非,乃因它们新的生活困境反映的是皮肤病,不再是癌细胞大扩散。十九世纪前,和理非能够帮助它们的文明转型吗?更不去说用和理非感化尔后的轴心国。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可曾有过《大宪章》?中共的“一元化领导”下能够出来独立的高等法院?还有,从商业开埠的上海到改革前沿的深圳,可曾有过立志创建净土的成群清教徒?不可以只谈一个方面不谈另一方面?

实际,中国自陈胜到毛泽东,除却辛亥革命,余则皆不是现代意义的革命,争权夺利而已。视它们为革命,乃心虚的中共为了服务于自我标榜,是御用文人和愚民的随声附和。其实,是否革命很容易区分,关键是公权力是否由民所享。当然,革命不可能摆脱时代的阴影,自身必有短板,鉴于生活的复杂性,情感宣泄的测不准,后来的革命者务必吸取先驱的教训,当主要目标达到,便要适可而止,倾力打造纠错机制。

辛亥革命之所以伟大,在于目的是争取国体、政体、民生、民权的新纪元。当皇朝皇权被推翻,它做到了该妥协就妥协,终归未对皇朝遗族“除恶务尽”,较之英、法革命也算是一种和理非吧,也就避免了极端行为蔓延后势必引发大面积的玉石俱焚。不复这个良好开局,很难想象袁世凯复辟帝制很快就黯然下台。一百年后,一个不学无术之徒居然效法毛泽东事实上复辟帝制,却未引发大反弹,离不开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已在中国所剩无几,庙堂上衮衮诸公,基本上是蛇行鼠奔之辈,哪里去觅黄兴?没了黄兴,也就没了蔡锷。

认为黄兴精神影响了蔡锷,并不夸张。时人把孙文视为辛亥革命旗帜,作为辛亥革命最大功勋者的黄兴仍竭诚拥戴民国,见证了黄兴精神、人格的不凡。辛亥革命需要巨人,还真出来了巨人。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假如黄兴成为旗帜,假如苍天为黄兴、蔡锷延寿一纪,民国历史多半要改写。因为有几点显而易见:孙文当然不容易,身上的专权潜质亦是事实。他的二次革命是否启迪了尔后毛泽东的继续革命,不好说,但妨碍了各省独立和南北分治通向邦联制的可能。大一统皇国理念和大一统民国理念,皆非中国的福音书,因为势必复活天朝的自大狂基因。联俄容共反映的更多是领袖意志与急功近利,引狼入室的恶果一经铸下便无可挽回。“反帝反封建”追求的既是“大一统中国”,无形中便为理顺内外关系又横生枝节,且不去说这个“封建”更多是牛唇不对马嘴。偏偏黄兴精神虽在江南大地开花,尚未结果便因天命不予而凋零。这样的氛围当然会影响尔后的国民党,半个强人的蒋介石既不可修正孙文旗帜,自身识见并非无欠缺,不久又逢苏俄、日本、中共三方夹攻,保卫民国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历史既不能假设,黄兴几成历史天空流星,也就不奇怪了。中华不幸,徒呼奈何。但是,黄兴不是常见的流星。这颗星辰曾经其大如斗,光芒夺目。只要中国未能完成民主转型,辛亥革命的意义就不会过时,黄兴的人格、精神就仍将激励后来人。

(四)

再说毛泽东。

青年毛泽东与尔后的毛泽东,就反传统、反社会的叛逆性格来讲,毕生是同一个人。就对世界的见解,醉心于超级权势与名望,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惜把所有人当工具而言,又有相当区别。之所以如此,无疑与他走的道路密切相关。一个人步入社会后或上山或下海,路径不相同,言行也会要不相同。他后来造就了非同寻常的时势,但是时势先造就了他。

似可以说,毛泽东原可能走上另一条路。他自己后来并不讳言,他若生在美国,也会是另一个人。此非他原话,大意如此。因为他确有天才,生性不甘平庸,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中,仅仅一个思想灵感的火花,便可能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他早年写的诸多评论文章,至少见不着陈腐的八股腔调。突出如他大胆发出的湖南应独立建国之说,其中既有天才灵感,又有独到的超前眼光。看来,他不但受到了民初各省独立、又不撕裂中华大框架的影响,而且注意到了秦以前列国相争和秦以后大一统天下的各自利与弊。固然,叛逆性格肯定支持了他的大胆言论,但也不应视此为出人头地而故作惊人之语。

今年来看毛泽东的湖南应独立建国之说,跳出政治话语浑水,虽很不现实,也应有合乎自然律的一面。很简单,文明发展需要纵向扩权,越庞大越复杂的社会生产分工越需要横向分权。今天,这已经是常识。

毛泽东的悲剧,在于他的理念无论根植于浪漫主义情怀或现实主义理性,二十世纪的中国注定了此路不通,尤其他投身共产事业以后。他需要一个有着大发展前景的强力组织,利用这块平台才能施展抱负。他相中共产党,马列学说固然对他的胃口,主因还是苏俄那个庞然大物展现的力量与天堂远景。尔后他在井冈山,既然志向不是做山大王,也就不能再考虑下共产党这条船,哪怕内心里瞧不起由几个小资弄权的上海党中央。终于夺得政权,他原以为从此可以与天公比高,结果仍是此路不通。他不屑于赫鲁晓夫,却无力阻挡东欧共产党领袖朝拜莫斯科。他不相信他的天才只适合搞铁血政治,直到经济上一败涂地才放弃此念。文化大革命,他的本意是向世界显示能量,进而影响世界,同时从根本上改造这个他已爱恨交加的党和政府,其他皆是次生问题,不成想并斗不过自然律,也斗不过共产党。当他发现他已被党国绑架,为时已晚。此非他的初衷,需要指出这一点。

毛泽东的邪恶,在于他比曹操的“宁可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更上了一层楼。这样的思维与价值观,用于对付个别政敌,或许说得过去。毕竟,是苏共教会了中共“除恶务尽”,毛泽东非始作俑者,还曾吃过苦头。但用于对待饥寒交迫又手无寸铁的众生,就成了反人性反人类。事实上,他对几亿人的悲苦,对中国大地上的累累白骨与数不清冤魂,是知情的。似不能说他从未萌发自责之念,但事实是他仍一意孤行。其中的反右,视知识分子为“臭老九”,恶果尤其难以估量。文明最本质的精华是民本思想,从中生长一切,思想来自知识界。把这个群体的脊梁打断,等于掐灭了文明的活水源。没了活水源,就是死水一潭。它面子如镜,阳光下熠熠生辉,里子却是沉渣、病毒互争资源,残存的清流怎挡它们蚕食鲸吞?末了就是无底线的互害,技术反倒成了帮凶。从反右到改革的中国现实,在在印证了这一点。而今,体制内知识人面子光鲜,里子猥秽,体制外知识人仍不脱党文化语言,令人反胃,他们却不自知。此情况下欲再求活水澎湃,少说还得两代人时间。对这场罪孽的首犯毛泽东,用心理阴暗与心理变态来解释他的行为,已经显得不够了。当然,主犯邓小平也不例外。

不止如此,如果说中共自成立就是悲剧和闹剧,不应都归罪于毛泽东,那么红朝走到今天,毛泽东怎么说都是元凶。它们已成一体,无从拆解。他打造了红朝,迫使红朝把他捧上云端,红朝又绑架了他,不容他再起炉灶。他主导了红朝罪孽深重,罪孽深重的红朝没了退路,当然要利用他这个钟馗来把门。这就是中共从建政到今天的党史。因此,对他盖棺论定,需要待到红朝也埋入坟墓。因为红朝的罪孽还没有完,追责的工作就还要继续。这也是共产党一直生产毛粉的时代背景。

(五)

曾国藩、黄兴、毛泽东,皆已成为故事,但影响仍在,我们从他们身上能得到什么启示呢?

话题不得不从文化上谈谈。

湖南作为内陆省份,历史上并无多大亮色。截止十九世纪初,它像其他省份一样,人文精神整体上处于冬眠状态,任由礼教唱着催眠曲。西风使它睁开了惺忪睡眼,靠了境内有条湘江,可以从岳阳进入长江再进入大海,但初期西风影响也就限于岳阳、长沙、湘潭、衡阳几个江边城市。然而,三湘精英一个个爆发了荒洪之力,以致“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这一官场滑头的谀辞,竟成了文人绝句。对此奇观,后人通常解释是湖南人杰地灵,惟楚有才。不能说这般解释尽属捧词,但多属情感励志语言也显而易见,因为解释不了此前两千来年何以湖南人无突出表现。

其实这要从华夏文明整体质量变化上找答案。本来,文明就是一个生命运动,无非综合了无数智慧生命的努力形成的一场超级运动而已。既为生命运动,兴衰荣辱无可避免。兴,是好事,衰,长远看也是好事。惟其如此,才能形成推陈出新、通过新一轮融合、整合而再生、新生的姹紫嫣红景观。不幸,这些本为常识性命题,被世人根据不同的私心私欲特别强权意志弄得神秘兮兮,不得妄议。以致今日中国,谁要说中国文明衰亡是好事,哪怕你赶紧补上一句凤凰再生,你仍逃不脱千夫所指之局面。

但是,强权可以严令小民不得妄议,却做不到强令时间不得流转。一千年后,三千年后,又会是什么世界呢?为什么就不能从人本角度看待文明演化呢?

概略地说,秦汉以来,湖南就成了历代汉人朝廷的当然属地,却又向来为“中国”所蔑视。乃因中原文化才是“中国”正统,楚文化为“南蛮”之地的产物。中原文化既把楚文化打败,优越性便油然而生。然而,中原文化固然打败了楚文化,但从未彻底征服楚文化。于是,楚文化留存的野性,由此野性释放的不安分活力,得以在民间顽强地存活下来。湖南多山多水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十里不同音”的独特景观,多数情况下它分明是劣势,特定条件下却能转化为优势。犹如十五世纪前的英伦三岛在欧洲常为大陆所不屑,十七世纪后却成为欧洲的皇冠一样。另者,湖南人普遍具有的“霸蛮”性格,任凭改朝换代鲜少改观。此三者相加,特征愈发明显。事实上就在半个世纪前,中原地区很多人仍视湖南人为“蛮子”,虽未必就是恶意,从中也折射了文化差异的岁月久远。

其实哪一个地区文化没有一个演化过程呢?中原文化的优越性、自大性、封闭性、排外性,皆是汉朝以后的事儿,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劳。以前的“百家争鸣”时期,无所谓“中原”、“中国”之风气。舜帝南巡,崩于苍梧,二妃泪洒斑竹,投湘水殉情。似此悲壮、凄美的神话,并不见地域上厚此薄彼之意,反映的是开放、多元、包容、大度的情怀与风尚。春秋“五霸”的历史尤具说服力:谁都可以做天下霸主,只要你有这个人望与国力。

楚文化被中原文化打败,当然首先是大一统专制政治原因。皇朝需要儒学的尊卑贵贱各守本分来维系三纲,得势的儒学升格为国教后,洋洋得意也属人之常情。渐渐政教合一不容撼动后,不同地区及文化也就有了三六九等之分。认为儒学与儒教不再是一回事,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不是一回事,日益退化、堕落的儒教文化严重拖累了华夏文明的整合与提升,非愤青之言,实乃大一统、一元化之顽症。

不过,长达两千年内楚文化较之中原文化,未能发展出自身的优势一面,也应是它需要臣服中原正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那样的时代,国体、政体的稳定及文化一元化,都有助于生产发展与民生。因为已成就大一统,便如生米成了熟饭,不可以随意把饭倒掉从头来。然而,臣服不等于口服心也服。皇国维系秩序可以靠军队弹压“刁民”,正统文化要使天下归心,自身少不得能常出创意,尤其盛气凌人要不得。否则,一旦所谓的正统暴露出大短板,招来怀疑、不满、嘲笑乃至不屑和抵制,便在所难免。

正统文化的全盛时期堪称唐宋两朝,精美的唐诗宋词反映了这一点,但也反映了它的原动力开始不足。突出变现为阳刚之气渐少,追求形式美压倒了追求内容实。宋明以后,以儒教为主的中原文化更重礼数,鄙视“异端”,扼杀创意,乃不争的事实。这样的情况限于一个朝代,尤其战乱岁月,敏感的读书人并不难理解。但若每个朝代如此,官家仍只知大吹大擂,特别无力抵抗强势文明的挑战,乱子必然出现。实际,就有形的国力而言,中国确乎败于西方的坚船利炮。就无形的文明精、气、神和典章制度而言,落后的原因早已铸成,偏偏它们才是文明之源。统治阶级不敢面对这一点,敏感的读书人却有可能对此心知肚明。正是天朝彻底现出了纸老虎原形,强烈地刺激了湖湘子弟。既然华夏文明到了必须脱胎换骨阶段,湖南不可能搬出中国而生存,在霸蛮性格引发的顽强意志力助推下,天性不安于现状的湖南精英不惜冲天一怒和奋力相搏,实在情理之中。而他们迸放的才情和爆发的洪荒之力,不外乎潜伏在血液里楚文化的野性与活力大发酵。此种文化差异形成的差之毫厘,千百年未曾觅着突破口,如今觅着了突破口,很快便演绎成了失之千里。

专制统治阶层以及正统文化卫道士自不会探究这一切,他们甚至没有这样的思维。不能不说,早期的中共有人看见了这一点。引入马列学说,确有用新见解更新传统之意。然而,路子并不新鲜,拜上帝会就曾走过。若时间往上溯,还有王安石的众多“破旧立新”之举,王莽“新政”的让人眼花缭乱。重要的是新见解到底有无创意,能否经受推敲和检验。中共的创意是什么呢?一堆垃圾。每发一次臭,便喷一层香水。尽管如此,早期共产党头目都看得明白的某些事理,不乏民运人士今天仍看不明白。他们鼓吹回归传统,不过是把中共的用错误反错误,用罪恶反罪恶,再倒转回来。

进一步说,中国民主转型之路如此艰辛,与国人认识有重大关系。这样的认识,中了中共下怀还是次要的,主要是路子不通后,人心更加茫然失措。由中共主导的已历时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最大的发展是国人混世的精致小聪明,能凝聚成群体性奋进力量的精、气、神愈来愈稀缺。一切深层次的问题皆被物理建筑上的一时风采所掩盖,文明造血功能再度衰竭。青山基本存在,绿水已无存。聪明反被聪明误。十几亿人实际在靠世界经济、资源的输血过日子,庙堂却鼓励无良者忘恩负义,又严令不得妄议,可怕莫过如此。两相比较,先前湖南人文景观的那种近乎野性审美,竟然仍旧如此可贵。

(六)

抚今追昔:曾国藩用反动扑灭了反动,结论仍只能是反动。黄兴了不起,不愧湖南人骄傲,奈何独木不能擎天,后继乏人反映了曲高和寡,曲高和寡反映了这块土地的积弊何其深重。毛泽东就不再说了,卷入共产党的众多湖南精英,事实上撑起了红朝大厦。他们可曾预见这个山寨共和国将给中国带来无穷灾难?只恐文革那个特殊年代,他们也不曾暗忖这一点。这不可能是他们那浓烈家国情怀的初衷,但大错铸下,该担责就得担责。实际,多数时间内他们都沉浸在优越感之中,何曾集体反省自身的严重缺陷?他们只能是另类教员,因为还有一个已成更大祸害的“红二代”问题,他们脱不了干系。

但即便如此,中共里面少量湖南精英在自己的良知范围内,敢于纠错的道德勇气仍旧表现了鲜明特点。彭德怀在庐山的冲天一怒,只有他做到了,已是公论。胡耀邦为千百万人昭雪冤假错案及替阶级敌人摘帽,也只有他义无反顾做到了,一样成了公论。这情况若能持续三十年,由湖南精英从根本上改变共产党和山寨中国,并非毫无可能。无奈历史不能假设,那样的可能性本来就很小,庙堂上又不再是湖南人时代。

庙堂上不能再是湖南人时代,是必然的。这并不是说从此庙堂上不能有湖南人,而是不能再有彭德怀、胡耀邦这样的湖南人,否则中共很快就会翻船。那位农民副总理尚且看见了这一点,遑论从绞肉机逃生的陈云、邓小平。让一个又一个明显的又横又蠢的“阿二”做政经掌门,又一次暴露了这个党不要底线。至于时不时翻出彭德怀、胡耀邦做点文章,明眼人一看便知是要消费他们的剩余价值。关于朱镕基的入阁拜相,当然才情堪用,前提却是此君的心甘情愿被招安,交了投名状。

(七)

三十年来权力走向就是建立在上述这个基础上。

实际,此基础上的继续改革开放,就是再换个统治方式,当然仍属于向前看,却与正义概念全不相干。它有可能带来效益,果然,入世给了它好运气。但即便如此,它更可能带来大灾难。一般来说,无论古代皇朝,还是现代威权政体,改革都属于无奈选择。一旦缓过气来便要刹车。之所以如此,在于不这样做就会突破现存秩序底线。此底线有两个面,一面是理所当然要捍卫当权派既得利益,另一面是防止动摇生活根基,即冲击、颠覆各行业的职业道德,尤其友情、爱情、亲情。盖因抑制人性的阴暗一面很不容易,激活它却很容易。前者出自本能,居庙堂者皆一样。后者是为了保卫文明的原气,因为要想子孙日后有柴烧,还需要留得青山在。

中共就不一样了,它早就停了改革,同时又须深化改革。它只能如此:要么你们让我活得更滋润,要么我死之前你们都别活。因为它停了改革,是不愿上虎背。它自己也闹不懂怎么跨上虎背的,所以又要改革。这就是今日中国多数红二代、官二代的真实心态。他们早已不想陪丑陋的国人在一块玩了,国人却仍自作多情。否则,无从解释三十年的纷纷怪象。

中国事已至此,令人不禁欲哭无泪。古老文明早因政教合一体制与盲目自大文化而盛极而衰,造血功能每况愈下。湖南地方文化本不具先进性,却孕育了“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之奇观,见证的是性格管涌的能量。但是管涌可使旧堤坝崩塌,却无重建新堤坝之力,异化成了共工怒触不周山。共产党成功地山寨了中国,乃旧文明劫数也。湖南精英贡献了热血,又饮鸩止渴和助纣为虐,今日与今后不可不察。百年成了白忙,所幸火种仍在。春天不是杜鹃啼血唤得来的,文明的新生,还是要靠全国多数人的抗争。今天,国人仍需要知行合一,但行已比知更重要。需要肯定几代湖南精英的抗争勇气,理由就在这里。

 

罗祖田,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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