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香港市民的集體無力感



李立峯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近一年來,香港市民在面對着社會和政治問題時的無力感似乎愈來愈明顯,其表徵包括集體行動的參與人數下降,部分市民甚至有迴避新聞的現象等,因此無力感亦成為愈來愈多人討論的問題。本文旨在一方面回顧一些調查數據以檢視相關狀况,另一方面借助一個外國研究,簡單討論一下如何回應和處理無力感問題。

在民意研究中,有學者直接分析政治無力感(political powerlessness),但更多學者會用「效能感」(efficacy)這概念去討論相關問題。效能感是政治參與的推動因素之一:人們愈相信自己有能力參與社會事務,及愈認為自己的行動會產生影響,就愈有可能坐言起行。

進一步說,一些心理學家把個人效能感和集體效能感分開:我是否認為自己有能力改變社會,是一回事;我是否認為自己所屬社群在一起行動時有能力改變社會,可以是另一回事。十幾年前筆者發表過一篇學術文章(註1),指香港市民的個人效能感其實不高,但集體效能感卻頗高。那研究採用2004年調查數據。具體地說,在一個由「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的5分量表上,香港市民對「我有足夠能力理解政治」這句話的態度的平均值是3.01,即基本上是中立。對「我有足夠能力參與公共事務」這句話的態度的平均值是3.00,也是中立。不過對「香港市民的集體行動對公共事務有很大影響力」這句話,平均值是3.61,顯著傾向同意。對「香港市民的集體行動可以改善社會」這句話,平均值是3.46,也是顯著傾向同意。

港人集體效能感下降

由1980年代到2000年代初,學者關信基和林蔚文等的分析都指出香港政治文化有一種去政治化成分,不少港人習慣跟政治保持距離,這大概是香港市民個人效能感不太高的原因。但另一方面,2004年是2003年七一遊行之後的一年,當日50萬人上街遊行成功令政府擱置23條立法,展示了集體行動可以產生的效果,對推高當年港人集體效能感應起了頗重要作用。

由於效能感在民意研究中是一個基本概念,筆者在多年來不同調查中都會詢問被訪者同樣的問題。附圖可見香港市民對兩條跟個人效能感有關的題目的態度,呈往相反方向發展的趨勢:香港市民愈來愈認為自己有能力理解政治,卻愈來愈不認為自己有能力參與公共事務。筆者的詮釋是:理解政治是純粹個人能力問題,參與公共事務卻涉及個人能力及社會上有什麼渠道可以讓人有效地參與公共事務。這樣看的話,數據反映的很可能是港人愈來愈覺得社會上缺乏讓市民有效地參與公共事務的渠道。

當市民覺得缺乏有效參與公共事務的渠道時,集體效能感也很可能下降。的確,從附圖可見,香港市民在兩條關於集體效能感的題目上的平均分,在過去十幾年來均呈下降趨勢。下跌幅度在2014年3月的調查和2018年1月的調查之間尤其明顯,這大概反映了雨傘運動及其後續影響。在2018年1月調查中,被訪者對「香港市民的集體行動對公共事務有很大的影響力」這句話的態度的平均值只有3.04,亦即是變成中立;對「香港市民的集體行動可以改善社會」這句話的態度的平均值更只有2.74,即傾向不同意。

如何維持效能感?

以上分析為當下香港市民的無力感問題提供了一些數據和較細緻的發現(如市民對個人理解政治的能力的評價其實是有輕微上升)。對社會組織而言,緊接的問題是如何回應市民集體效能感下降。

就此問題,美國學者Rachel Einwohner多年前發表過一個很有意思的研究(註2),她指出絕大部分社會運動都不會在很短時期內取得重大成果,遭遇挫敗本來就是「常態」。那麼投身社運的人可如何維持自己的效能感呢?

她在研究中分析的個案是美國動物權益運動中的活躍分子。通過深入訪談和田野考察,她發現研究對象有4種相互關連的「堅定策略」(fortifying strategies),即是說他們會做一些事、說一些話或採納一些想法,令自己能保持決心和意志。4種策略的第一是嘗試看到事情中正面的部分,沒有太多情况是絕對地和完全地負面的,所以不要只看負面部分;第二是將社會運動視為一個累積和漸進過程,重大改變很可能不會很快到來,但重點是如何一步一步走下去;第三是慶祝局部勝利,既然重大改變未必一下子出現,有限的成功或階段成果,也是值得慶賀;第四是居功,把社會上出現的轉變視為自己努力的成果,並向周圍的人說明。

毋須一面倒強調負面東西 毋須妄自菲薄

當然,這不代表Einwohner的研究對象會盲目地「自我感覺良好」,看到正面部分不代表忽視負面部分,慶祝局部勝利不代表以為一切已功德圓滿,毋須繼續努力。把社會上出現的轉變視為自己努力的成果,也不代表要像香港某些政黨一樣把「成功爭取」掛在口邊,或者把分明跟自己無關的東西都說成自己的功勞。Einwohner指出的堅定策略,只是指她的研究對象會強調人們毋須一面倒地強調負面東西,亦毋須過分妄自菲薄。

舉一個香港出現的不屬社運範疇但相關的實例。上周二,一眾港鐵高層因沙中線醜聞離職,筆者的facebook朋友不少是媒介中人,其中好幾位朋友在網上向「吹哨者」及曾在港鐵醜聞上努力的同業致意,認為新聞界早前的調查和跟進報道發揮了力量,直接或間接令有人要問責。這正是「慶祝局部勝利」和「居功」的表現。

如上所說,向新聞工作者致意不代表大家無視政府官員仍未問責、無視若制度不變類似問題仍可重複出現等,更不代表我們要忘記新聞自由和新聞行業本身早已身處寒冬。但正是因為新聞工作面臨巨大困境,我們才更需正視和指出新聞工作仍然可以取得的成果,以免新聞工作被無力感壓垮。

對社會運動和其他被無力感困擾的領域而言,亦如是。

註1:Lee, Francis L. F.(2006). "Collective efficacy, support for democratiza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18(3), 297-317.

註2:Einwohner, Rachel L.(2002). "Motivational framing and efficacy maintenance: Animal rights activists' use of four fortifying strategies."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43(4), 509-526.

香港 明報

 

激賞明鏡 1
激賞明鏡 2
比特幣激賞明鏡

3KAXCTLxmWrMSjsP3TereGszxKeLavNtD2
激賞操作及常見問題排除
推薦電視頻道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