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疫苗事件與Me Too運動

Deutschland Grippewelle Symbolbild Impfung (picture-alliance/dpa/R. Hirschberger)

假疫苗事件讓更多中國民眾覺醒。時評人長平認為,中產階級走出「自由牢籠」,需要Me Too運動等更多民權運動的相互推進。

本週一(7月30日)在推特和其他社群網站上流傳的一段視訊中,約有30位民眾在北京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辦公樓前集會示威,呼喊口號,要求當局妥善處理假疫苗事件,"負責到底"。他們提出的兩個訴求都十分精準:一是"請落實領導人的指示",二是"疫苗立法勢在必行"。

遺憾的是,在假疫苗事件已經激发起億萬民眾群情激憤的情況下,這一街頭行動並沒有得到太多的支持。既沒有很多人後續跟進抗議,也沒有見到社群網站上的大規模傳播,尤其是有影響力的主流媒體和個人媒體視而不見。人們一邊繼續憂忿,一邊對勇敢的抗議者視而不見,這是中國維權運動的一個現狀的縮影。

無論如何,假疫苗事件出現的民間反抗意識已經前所未有。在各類事件中重復表演的領導批示不再讓人涕淚連連,而是受到更多人的嘲笑:"給人民一個交代"(總理李克強批示)成了"給人民一個膠帶"(封口禁言),政府被稱為"膠帶批发商"。重讀魯迅《阿Q正傳》讓民眾醒悟自己"不配姓趙"(不屬於"紅二代"等權勢集團),而中國貿易戰及假疫苗事件更讓他們驚覺:自己和家人不僅不是"我們不惜一切代價"這句常見政治口號中的"我們",而且就是那個"代價"。換句話說,"不配姓趙"的普通民眾,連旁觀或者躲開的資格都沒有,而是深陷大國囹圄,隨時可能成為腐敗權力的祭品。那些以為不關心政治就可以歲月靜好的中產階級,不過是被關押於一所"自由的牢籠"。

正如我在上一篇觀察中所說,急於掙脫"自由牢籠",又恐懼於抗爭的結果,讓中國成為一個互害社會。那些假疫苗製造的參與者,有可能正是為了讓自己和家人移民國外安居樂業;那些監控、恐嚇異議人士未成年孩子的惡警,有可能正是為了讓自己的孩子上一個好學校。

困境的解決之道,在於更多權利意識的覺醒,更多民權運動的互相推進。

"Me Too"運動是當局的陰謀?

在假疫苗事件爆发的同時, "Me Too"運動在中國走入一個高潮。繼高校教授之後,若干公益團體領頭人和知名媒體人也被揭发性騷擾、性侵和強奸。那些長期忍氣吞聲的受害女性勇敢发聲,讓人們看到父權/專制社會的性別歧視和人權傷害無處不在。

受害者得到廣泛的同情和聲援,但是也引发一些爭議。一種意見認為,她們在網絡投訴等同於"文革"中的"大鳴大放大字報",不利於法治建設,主張受害人尋求司法途徑獲取公道。另外一種意見認為,"Me Too"運動轉移了假疫苗民憤的輿論焦點,讓它可能出現的推進半途而廢,甚至可能是當局的陰謀。

中央電視台主持人朱軍也被"Me Too"。化名為"弦子"的前央視實習生通過網絡投訴,朱軍借工作之便,對她進行性騷擾。弦子隨即報案,但是警察變成政治思想工作者,要求她維護朱軍的"正能量"形象。同時她也受到各種壓力,直到這場運動才敢再次发聲。她的投訴被媒體求證,得到其他知情者的證實。但是,跟其他性侵投訴不同,朱軍案被迅速要求刪帖。

這是一個父權和專制合謀的例子。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反抗男性霸權,也就是反抗專制控制。民權運動從來都是一個整體。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西方黑人權利運動、反戰運動和女權運動互相促進,而不是彼此拆台,這是一個基本的歷史常識。

有一位黑人女性,受益於女權主義,不僅上了學,而且受到自由主義思想影響。結婚以後,她說服丈夫承擔更多家務,讓自己有更多時間參與民權運動。當時,有色人種協進會領導人E‧D‧尼克森認為 "婦女應該呆在廚房裡",她卻問他:"我當秘書怎麼樣?" 於是她成為秘書,是那裡唯一的工作女性。

她的名字叫羅莎‧帕克斯。1955年12月的一天, 美國蒙哥馬利市,帕克斯拒絕遵守法律向白人讓座,成為民權抗爭一個裡程碑事件。

德國之聲中文網 作者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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