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一辈子不安分的奇特父亲

 

我的父亲周达夫,是我所见过的人当中最奇特的一位。他先在印度泰戈尔的国际大学读书,后来得了孟买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当过记者、编辑,后来教书。他为了追求母亲,几次大发神经,还闹了一两回自杀。母亲被追得没有办法,心想此人至少将来不会亏待她。再说,父亲当时年轻英俊,前程无量,母亲便嫁给他了。

父亲心地很不错,古道热肠,但身上的缺点实在太明显了。第一,他是个医学上叫做循环性格类型的人,兴奋时口若悬河,如脱缰之野马,什么话也存不住;抑郁时则心灰意懒,悲观厌世。第二,完全不谙人情世故。世间一切人事,在他眼中都大大变了形。他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费心去研究一番世事的真面目,只是凭他脑子一转,只听三言两语,就可遽下断语,而且一经决定就很难改变。别人心里想的与他眼中所看到的,经常相去极远。他对你的热心和好意,有时颇令人感动,但对你说的话却没一句能进入你的心坎。第三,自视极高,自以为聪明盖世。倒也非虚。他的老师、准老师如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黄侃、钱玄同等,似乎都夸他很聪明。他的毛病是极浮躁,母亲说他是猴子屁股坐不住。我看他是根本无心治学,对玩政治那一套到兴趣极浓。母亲说他不象个教授,倒像个失意政客。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母亲从小再三告诫我们远离政治。第四,脾气时好时坏,坏时什么人都敢骂。据母亲说是几乎骂遍了他所认识的一切人。把朋友、同事、上级得罪个遍。骂人还很刻毒,专揭别人的疮疤。第五,生活习惯不良。极懒极懒,家务事从来是一根指头都不想伸一伸。他以为大教授就得别人侍候,却不想想母亲也得上班,家里并不是总有佣人。又邋遢,年轻时西服革履倒还神气,到了学雷锋的年代可就每下愈况了。这种生活习惯与母亲真是水火不相容。母亲极爱整洁。不过,我发现,不爱整洁的人常有个大优点:生活上很淡泊,无可无不可,从不挑剔,好侍候。

父亲的种种毛病,没有一样不招母亲反感。母亲原是个极能干、极好强、人缘好、性子急爱整洁爱漂亮的女人,一向也是自视甚高,于是结婚不久就开始后悔。但是很快,生下了我,母亲稍觉安慰。我生在印度噶伦堡,那是个极美丽的山城,在喜马拉雅山南坡,背后就是雄伟的大雪山。主演《乱世佳人》的费雯丽就生在那里。费母怀孕时,医生让她每天看看大雪山,说这样生下的孩子一定美丽。鄙人大概也多少沾了点大雪山的灵气,出生不久,父亲的朋友顾铁鈇见了,非说是抱错了——抱回来一个外国娃娃。

教育部长朱家骅许了个大学校长的职位给父亲,于是一家三口回国了。那时国民党溃败在即,父亲到中山大学中文系当了个穷教授。说是穷教授,也还是一家住一幢小洋房。我永远忘不了楼前的大花园,绿草如茵,浓荫蔽日。那棵大英雄树(木棉树)下,不知留下多少我们玩过家家游戏时烧灶的烟痕。

不久院系调整,中大中文系并到北大。一家人举家北上。记得临上火车时,王力先生把白兰地当葡萄酒喝,喝得酩酊大醉,还是父亲把他扶上了火车。

五七年反右,不知怎么搞的,父亲居然成了漏网之鱼。母亲说是多亏她从旁提醒。父亲的解释则是因为他一贯拥护共产党。但他老人家是个不安分的人,好好的北大中文系教授不当,硬是跑去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情报研究室翻译资料。没干几年,又不干了,北大又不想回,便调到中央民族学院。父亲对学术简直就心不在焉。原先还发表几篇象模象样的研究文章,后来就不知他一天到晚在想什么,级别从来长不上去。母亲越发瞧他不起,“离婚”二字总挂在嘴边,看在三个儿女的份上,又于心不忍。

从我懂事起,父母间的战火似乎从未止熄过。吵架不必说了,动手也是家常便饭。那真是一个恐怖世界!我奉劝天下一切忍不住要动手打架的父母们,千万不要有小孩。父亲最后采取逃跑主义,索性搬到单位去住,周末才回家。母亲常常夜深才踏进家门,不是忙工作,就是忙入党,又累,心情又怀,经常拿我们子女出气。我们根本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对我们除了责骂,就是大上政治课,和学校里天天教的、报纸上天天讲的一模一样。

社会上阶级斗争的风声是越来越紧了,人际关系恶化,家庭内部也充满了紧张、烦躁、火爆的气息。如果是一个和睦团结的家庭,家长又比较明智,没有像我父母那样走火入魔,那就多少还能制造一个人工小气候,减轻些外来疯魔病毒侵袭造成的危害。我们家正相反,谁也不和谁说人话,说的一概是报纸上那套疯话,内忧比外患还要严重。

父亲政治上的癫狂程度不亚于母亲,只是更缺乏马克思主义味道,一听就知道他全然不入流,可他自己还自我感觉良好,改不了他那套洋洋自得、跃跃欲试的劲头,实在是一脑子浆糊,却又自以为得计,时不时发点人所不敢发(别人是不敢说,他却以为只有他慧眼独具)的惊人之语,骂骂斯大林,骂骂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他实在是一片好意,却不知对斯大林情有独钟的大有人在,大大地有人在。已经是文革前夕了,那是什么年代!别人割舌尚恐不及,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很快干出点名堂来了——教育部大学部悄悄把他列入了反革命分子名单。

文革大潮来了,父亲一看,恨不能立显身手。四处抄看大字报,开动他那架妙思无穷的政治思维机器,伏案疾书,给敬爱的中央文革小组写了许许多多研究心得,如陈伯达狼子野心,五毒俱全,要反掉周总理,等等等等。母亲苦苦劝他,他只是个不听,还大怒道:“毛主席说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的结果很快显露出来了。六七年的九月,他所在单位(中央民族学院)的一群造反派夜半敲门,二话不说,把父亲从床上叫起,匆匆穿上衣服押走了。家里当然是翻了个底朝天,我这个中学生的日记、信件也都统统抄走。这已是抄第二遍了。在这之前,父亲早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游街示众多次,腰被扭伤,满身满脸洒上红蓝墨水,抄家当然不能幸免。

父亲很快被送到德胜门外的功德林,我们去造反派总部打听多少次,才打听到确切的消息。我忘不掉找他们交涉的时候,许多学生那种幸灾乐祸的样子。给父亲送去一床鸭绒被和一干衣物之后,他就杳无音信了。直到七四年,托了多少关系,包括找当时的大红人王海容(她当年想进北大中文系还托我父亲说过情),才知道他后来一直关在半步桥看守所,罪名是印度特务嫌疑。父亲被关进单间,监房很潮湿,两三年后就精神失常了,躁狂抑郁型精神病,大喊大骂,手铐脚镣全不济事,弄得监狱当局好不头痛。

七三年底,十二月二十九日,我接到民院保卫组的通知,去接父亲出狱。保卫组的人先给我打预防针,说父亲精神上有点问题,见他时情感要克制一点。也许是拜这疯病之赐,父亲虽与长期坐牢的人一样全身骨节僵硬,肌肉萎缩,走路也是步履蹒跚,但精神亢奋,元气十足,大冬天只穿单衣裤,我带去的棉大衣他都不肯穿。从一露面,他嘴就没闭过一分钟,反反复复说什么“耕者有其机,回去学农机”。照他看,我这辈子是农民当定了不算,而且无上光荣。

母亲对他深恶痛绝,说这辈子全是被他害了,坚决拒绝他回家。民院也真有绝招,先是想把父亲安置在黄寺(班禅驻京办事处),大概觉得还是不放心,便把我们送到青龙桥北边的黑山扈,那里半山坡有民院的一个供传染病人短期疗养的休养所。虽美其名曰休养所,其实不过是几排破败不堪的平房,门窗都朽烂了。先是把我和父亲安排在一间足有四十平方米的大空屋子里,借给我们两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蜂窝煤炉。山风呼啸,屋子里冷得象地狱。父亲亢奋不止,根本不睡觉,连吃饭时嘴都不停。我被疲劳轰炸了几天,就觉支撑不住,坚决要求民院再拨给一间屋子,父子两人得分开住,不然我活不过一星期。

于是我们被暂时转移到电话间里。他们在那间大屋子里加一堵墙,隔成两间。那电话间只能勉强放下一床一桌一炉,我是绝对住不下的,只好每天乘车数小时,往返于休养所与北大(母亲的单位)之间,如上下班状。等到隔墙砌好,预支了一点工资(父母的工资都冻结着),买了些最简单的生活用具,父子两人总算初步安顿下来。没想到,在这荒山野岭牛马棚般的破屋子里,爷儿俩一住就是五年。

周舵,《黑五类忆旧》第三期,原标题为:达夫不达

激賞明鏡 1
激賞明鏡 2
比特幣激賞明鏡

3KAXCTLxmWrMSjsP3TereGszxKeLavNtD2
激賞操作及常見問題排除
推薦電視頻道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