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凭什么呼吸——袁凌《青苔不会消失》

袁凌《青苔不会消失》。(Public Domain)


袁凌《青苔不会消失》。(Public Domain)

来自陕南山村的袁凌,在编辑眼中的样子是:“他微微弯腰,一身朴素的休閒装搭配不很高的个头,很容易就淹没在人群中。眼神闪烁著看向前方,仿佛有一种隐隐的怒和威严。在真的看到来人之后,又现出某种奇妙的,属于青少年的害羞神采。”在我离开中国前两年,偶尔在北京方舟教会主日礼拜中遇到袁凌,彼此只是简单地交谈过几句。那时,我的处境极度恶劣,老朋友一个个地进了监狱,我再也没有结交新朋友的愿望。我只知道袁凌也靠写作为生,或许被生命中的黑暗所压迫,到教会来寻找上帝。我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找到上帝,数年以后,我读到他写的名为《石头》的诗歌,心中略感安慰——“神说/不要回顾/免得你变为石头//那我们能是别的什麽?//除了在贫乏的地面/我们何处会长成花朵?/山口的微风裡/都是稻草人//水流在卑下之处/阴处的雪长久不化//倒影模拟身体/风筝学习飞鸟//石头凭什麽呼吸/感到周围的空气。”

正是在我离开中国的二零一二年,袁凌的“新闻特稿”或“深度报道”如同井喷般问世。他写没有人关注的陕西煤矿务工人员的硅肺病现状,《血煤上的青苔》、《尘》等作品轰动一时,后又创作《守夜人高华》、《走出马三家》等经典特稿,奠定了在新闻特稿界首屈一指的地位。这本《青苔不会消失》就是袁凌从多年写的特稿中挑选的十二个故事,分为“卑微者”、“出生地”和“生死课”三个部分。书名来自于作者的一首短诗:“青苔不会消失/只要世上还有/最后一个穷人。”他笔下那些卑微的生命,连小草都算不上,如同无根的青苔,却更加倔强地生长在找不到任何一点养分的石头上。

袁凌曾以当地状元的成绩考入西北大学,后又就读于复旦大学和清华大学,然后在多家媒体担任记者、编辑和管理层,如果继续这条路,多少也算是“成功人士”。然而,他始终无法适应城市生活的尔虞我诈,一度回到老家的山村过极简的乡居生活。在当地,他是一个人们没怎麽听说过的作家,在乡村县城四处游走,如同一个不务正业的怪人。他的父亲是一名退休的乡村医生,曾期望儿子进入政府做官,如今看清了儿子的前程不会像其他后生那样风光,也只好由他去了。这麽多年来,袁凌一直在准备著那项特殊的事业——写作,但既使说出来,乡裡人也弄不明白,文字的东西毕竟不像一所大房子、一辆好车和账户裡的存款那麽具象。如果没有在大城市买房、当官或经商,在乡亲们眼中就是一名标凖的“失败者”。其实,袁凌也买了房,只是和乡亲们预想的不一样——那是一间坐落在八仙大山溪半坡上的土屋,屋前长满了青草,屋后埋著一截水管,水从山谷裡的泉水中引来,滋滋地流在草地上。袁凌写道,这流动著的水管“像是有一个灵魂专意藏在地下的”。

今天中国的乡村早已不是昔日鸡犬之声相闻、民众彼此守望相助的乡村,即便是沉从文笔下安静淳朴的“边城”也被滚滚红尘吞没。袁凌的回乡写作的计划被迫夭折,他又进入城市,成为一名租房住的、连医保也没有的“低端人口”。他艰难地活著,写那些更艰难地生活的同胞时,没有了旁观者的距离感。“即使一个人走遍了世界,也不会见过所有的艰难,永远有一些艰难比艰难更艰难”,袁凌不会像那些当上作家协会主席的作家那样鼓励“低端人口”与祖国“共度时艰”乃至“分享艰难”,他也知道自己的写作解决不了任何一个社会问题,即便对那些具体而微的个案也无甚帮助。但他愿意默默地记录,并确信这些记录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如同卡夫卡所说:“你活著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隻手挡开笼罩著你的命运的绝望,同时,用另一隻手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

不是小说,也不是新闻,是生命的相遇

美国作家卡佛在小说集《大教堂》中说过:“我小时候,阅读曾让我知道自己过的生活不合我的身。我以为我能改变,但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就这样,在打一个响指之间,变成一个新的人,换一种活法。我想,文学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匮乏,还有生活中那些已经削弱我们并且正在让我们气喘吁吁的东西。文学能够让我们明白,像一个人一样活著并非易事。”我想,这也是袁凌以写作为志业的根本原因。当年,在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读博士的第二年,他得到了《新京报》的工作机会,可以进行一线的新闻採访写作。于是,他断然退学,这让作为思想史家的导师葛兆光教授深感不解。挽留不住袁凌,葛兆光回复说,“与其多一个不情愿的学者,不如多一个有良心的记者”。
其实,袁凌并不满足于做一名敢于说真话的记者,否则就不会屡屡离开所供职的顶尖媒体了。他写的暴露现实黑暗的稿件,常常遭到中宣部封杀,这是前辈良心记者刘宾雁早已有过的遭遇,不足为奇;更重要的是,其内心深处出现了如同瓷器破碎的声音,他不能接受自己的文字被粗暴地阉割——这正是御用文人的代表人物、《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所享受的受虐狂的生活。有一个笑话说,胡锡进年轻时採访过一个老太监,太监表示:热爱大清,怀念大清,希望大清继续执政。胡锡进问:“大爷,满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公然与中国人民为敌,你为什麽支持啊?”老太监说:“没有了大清,我的鷄鷄就白割了。”胡锡进陷入沉思,掏出小本记下来,这句话从此成了他的座右铭。

与之相反,袁凌笔下的人物,没有一个能进入帝王将相主导的《二十六史》。他深情地描写在山沟裡刨食的家人,他记得自己文字的起点,那个沉默而坚实的地方——“外婆这一代的有一层人,她们像是别人生活的背景,已经没有价值,随时可以拿掉。但实际上,她们却比那些在前台活动的家长和队长更可靠。像是砌筑田地的石坎,长了发黑的青苔,长年沉默,没有抽枝发芽的风光。但抽掉了它们,田地会即刻崩塌,收成化为乌有。也像是田地本身,孕育了这裡的一切,却从不发出响动。只有俯伏触地,才能听见摩挲泥土的风声。”我的外婆也是这样的老人,善良、坚韧,当然也愚昧——她一辈子省吃俭用,却将外公的退休金全给了许诺她进入“西天极乐世界”的、到处都有房产的女尼姑。

袁凌所写的底层人物,不同于左派文人闭门造车的美好想像:凡是穷人都是好人,凡是穷人都是道德高尚的人,凡是穷人拥有张承志、梁晓声式的“清洁的精神”。《兰考弃儿》一文,从那场垃圾场旁边棚屋发生的吞噬七条孩子生命的大火写起,揭示了知名度仅次于焦裕禄的兰考妇女、“孤儿之母”袁利害光影交错的複杂人性。袁利害很难用“好人”或“坏人”来定义,她身处美善与邪恶的边缘,在政府不作为之处稍有作为。她拯救了许多弃婴的生命,她给予弃婴的生存条件却比不上中产阶级家庭的宠物猫狗。袁凌没有给出善与恶的判断,他只是描述事实,将判断的权力交给每一个读者。

袁凌的写作是克制的,克制是写作的最高境界。袁凌的写作,不是文学,也不是新闻,是无法归类、无法命名的生命与生命相遇的故事,是中国先贤所说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是圣经中所说的“爱邻舍如同自己”。

人们向黑暗索要矿石的同时,黑暗也在索要它的代价

在本书中,有好几篇文章都以矿工为主人公,写惊天动地却又寂静无声的矿难,写可怕的职业病硅肺病,写失去亲人的家属们如何修补残缺的家庭。袁凌的编辑罗昌平回忆,他至今能背出那些《血煤上的青苔》中的句子:“因为他们是残废者,是人生还没来得及展开就被命运的被单收殓起来的人”;“遭遇了一个人的矿难……这是一个被消音的过程,没有镜头的聚焦,没有不惜一切代价抢险的场面,没有怒斥和追责”。还有《守夜人高华》中的引题,“如同矿难事故表明的,人们向黑暗索要矿石的同时,黑暗也在索要它的代价。它要求的往往是那些最好的探路者。”在思想史的层面上,《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的作者、历史学家高华,也是一位在黑暗隧道中一生挖掘不止的煤矿工人。若不是太过辛苦、太过付出,他怎麽会英年早逝呢?多年以前,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跟高华有过一次简单的谈话,他是如此小心谨慎,不敢臧否时政,可是一谈起他关心的历史真相来,立即滔滔不绝,跟此前判若两人。高华无法忍受无边的黑暗,就在黑暗中燃烧自己。他的提前离开或许是一种幸运,否则当习近平时代开幕后,他将看到又一轮“毒太阳”冉冉升起,必定会痛感自己的书完全白写了。

如果黑暗像棉絮一样厚重,身处其中的人不仅无法寻找光明,还会失去视力,像陈光诚那样在黑暗中明辨是非的人,万里挑一。在袁凌家乡的山沟裡,有一位在矿难中失去双目的老人,连明暗都不能感知。但就在灾难过后,他依靠摸索和内心的直觉,重建了整个生活,“从屋裡的活路,到五亩坡地的劳作,养上学的女儿,送走生病的老伴……他的身影不是矗立的巨人,倒是绵绵匝地的青苔,铺成修复世界的小径”。这用残缺感官经受的世界,竟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而缓慢走过这世界的人,也切切实实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生命节奏。对于这些早已注定失败的人而言,没有光荣的胜利可言,挺住就意味著一切,若要类似于正常人那样生活,“那他一定有些另闢蹊径,遵循著一种持之以恒的灵感”。痛苦有时会让人上瘾,让人浸没在其中,有时候则像公开的秘密,让人不断从新的日常中醒来。在《青苔不会消失》这本书裡面,痛苦是一块随时可以改变方位的座标,它挑战著人的极限,而那倖存下来的人,被淮许开始另一番人生。

中国的煤炭产量位居世界第一,这是“厉害了,我的国”的又一有力证据。然而,在中国,矿难无时不刻都在发生,成为煤炭产量数字之后的秘密。煤炭是黑色的,也是红色的,煤炭被血染红了。我记得有一部名叫《无神之地》的美剧,以一种阴鬱的风格讲述了西部刚开发时一个矿业小镇的故事:在一次矿井倒塌事故中,小镇一日之间失去了所有成年男性矿工,剩下一群寡妇和孩子。这个小小的“女儿国”如何在强盗肆虐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幸运的是,她们遇到一名百发百中、弹无虚发的侠客,侠客保护她们免于盗贼来袭的灭顶之灾。然而,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任何一个侠客可以在“沧海一声笑”中拯救矿工及其家人,因为他们面对的不是一群游寇,而是制度性的腐败与残暴,党比匪更坏。

在山西等煤炭产区,矿难让那些后台不够的官员下台走人,却对那些后台足够硬的官员毫髮无伤——李鹏的儿子李小鹏照样升任交通部长。每一次改革,得益的总是特权阶层,底层矿工的处境越来越糟糕。袁凌写道:“煤改至今,很多人仍然在老乡、亲属开的黑口子下矿,每年开春出去的人,总有一些没有完整的回来,变成了灰,或者失去了四肢神经。每一条山坳裡都埋著遇难者的骨灰,每座老屋的床铺上,都可能躺著慢性死亡的身体。人口不到三万人的八仙镇,隐藏著上千座矿工的坟墓,和上百名残疾的矿工。他们的亲人也成了落伍者。落伍者的数目不少于前行的人群,却像绵绵的青苔铺地,没有醒目的机会。”这段话没有一个字在发出公开谴责,却比任何谴责的话都更有力量。

死亡从来都不期而至

这本书的书名是《青苔不会消失》,似乎隐喻著某种对生命的乐观期待。但是,全书又处处充满死亡的气息,跟作者的另一本书《我经历的九十九次死亡》似乎遥相呼应。

袁凌有著异乎常人的破解死亡奥秘的好奇心。从死于意外火灾的、身体残缺的弃婴,到死于一场春天雷暴的诗人海子,每一个人的死亡,每一处生命的废墟,都不是偶然和枉然的。王多权的父亲从矿上回家时,已经患上不可治癒的硅肺病,他却挣扎著劳动,为了给家人留下一口甘甜的水井。袁凌写道:“王多权的父亲花费了整个春天,从河裡背沙和水泥上坡,一个人砌好了一口水泥井。水井封盖的当天晚上,父亲为从学校回来的母亲和小侄女做好了晚饭,突然说胸口发甜,似乎是提前尝到了熬成的麻糖滋味,接著大口的血喷涌出来。……等著母亲喊人回来,他的胸前和四周,洒满了最后的热血,像一个矿难现场。……那天,王多权感到,父亲是把所有的血献给了自己,使他再也不敢想到死亡。”这样筋疲力尽的死亡,可以跟苏格拉底的从容赴死相提并论。苏格拉底临死前叮嘱弟子帮他还欠朋友的一隻鸡,他更是坚信“每个人身上都有太阳,主要是如何让它发光”。王多权父亲的生命在死亡降临之前发了一次光,他向死而生,他那最卑微的爱也比煤炭更沉重。

硅肺病人柯尊玉在亲戚家的灶屋裡断气,相依为命的哥哥正在屋外洗碗;黄均兵去世前几个月,吸掉了二十几钢瓶氧气,外带众多的吸氧包……读著这些故事,我仿佛认识这些早已一无所有的硅肺病患者。我父亲年轻时候曾在四川的一个铁矿山当工程师,那个时代的大学生往往自告奋勇去“祖国最艰苦的地方”,父亲当然也不例外。每天,他都与矿工一起下井;而母亲的心整天都悬在空中,担心父亲上不来了。有一天,父亲突然病倒了,医生说是硅肺病,就用硅肺病的药治疗,却让他的病情继续加重,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我差点就变成刚出生就没有父亲的孩子。后来,父亲转院复查,才确诊为肝炎,又经过一番治疗,才得以痊癒。从此,在我们家,硅肺病成了一个谈虎色变的名词。在袁凌的笔下也一样,硅肺病毫无仁慈之心,吞噬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中国现有六百万硅肺病病人。

在死亡肆虐的小镇上,袁凌清醒地知道作为外来者的限度以及写作本身的限度:“矿工的新坟土上,长短插著几隻点燃的香烟,是他在世时光些许苦味的安慰。时间停顿在人吃煤和煤吃人的节奏裡,而我们只能在这裡住宿一晚,忙于回到县城,洗去钻入皮肉的煤炱。那些黑洞洞的井口,就像是通向地狱本身,载著矿工们的箩筐在其中消失,我们等不到他们下一班上来,也降不到他们所处的生存底部。”陶渊明说:“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而在死者的葬礼上,歌郎唱著相似的丧歌:“亡者在世受煎熬,听我歌郎道一番。你在山西为好汉,抛下妻子挣银钱。到头做了家乡鬼,一抔黄土实可怜。”文字不能拯救生命,也不能战胜死亡,文字却可以召唤遥远的地方素不相识的同路人,让人们不再如此孤独无助,这或许就是袁凌永不放弃写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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