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对中国的一些理性的认知

 

  首先,笔者并不认为美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对华“友好”的政界和学界人物,以及所谓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因为美国人的视野和观念本质上都深深植根于一种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美国中心主义。因此,笔者需要首先澄清的是,本文讨论问题的前提不是寻找和界定美国学者在政治上“亲华”的人物,也并不夸大这些人的作用,而仅仅是从认知的角度指出和分析美国学界的中国观中存在的一条相对理智,客观,自省的脉络。这条思路的存在说明,在认知领域,并非所有美国学者都因为视中国为敌而刻意扭曲和污损中国的形象。在对中国的理解和阐释中,这部分相对理性和冷静的声音表达出来的观念和视角既不是妖魔化中国,也不是一味吹捧中国,其理性的一面对于中国人重新审视自身,以及重新看待自己的对外形象是一定帮助的。

  同时,这些相对冷静的研究就其效果来说,还恰恰有助于破除对“友好”的迷信,帮助读者把中美关系放回到适当的,现实政治的语境中。总体来看,理智的美国学者并没有虚构一个虚幻的“中美友好”图景,而是客观地指出中国和美国之间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都处于疏离和对抗的状态,而且美国人对中国文化存在严重的隔阂和理解障碍。面对中国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更加迅速的崛起,这些美国学者都认为中美两国之间的全面竞争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然而他们充分承认中国自身的脆弱性,防御性,以及各项诉求具有相当大的合法性,同时也同意这种赶超势头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和西方价值观迥异的发展模式对客观上处于下行趋势中的美国已经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也有学者对中美双方如何良性互动提出了看似乌托邦的一些具体建议。本文将客观和系统地梳理一些相关的观念和结论,以期丰富国内学界对美国同行的观念的理解。


  一、中美两个民族的文化差异

  理解国际关系中的美国,有必要首先理解美国人在其国内文化背景中的行为和心态。在这方面,美籍华裔人类学家许烺光(Francis L.K.Hsu)进行过非常深入而准确的对比分析。在1970年初版的《美国人与中国人:对两种文化与民族的反思》中,许烺光指出,中国文化中的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使得中国人在个人即使不算特别成功的时候也能获得某种满足感,而美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造成成年美国人在人际关系中始终处于一种不确定感中。美国成年人普遍经历作为个体的内心不安全感和恐惧感,男性非常害怕不如别人(inferiority),因此性暴力-强奸就成为确认阳刚之气的一种手段(笔者注:我们或许可以借此理解为何美国高校男生针对女生的性侵案高发)。由于男性必须反复向自己证明他依靠自己男性的力量征服世界,像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描绘的那样,因而控枪成为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1] 从今天来看,美国此起彼伏,愈演愈烈,无法遏止的大规模枪击案可以说一再地证明了许烺光的分析,就是说,枪支暴力和性暴力是美国男性证明自己的阳刚之气,消除其认定的外在威胁的重要方法。在2018年6月,美国全国公共广播公司(NPR)关于名人自杀现象(时装设计师Kate Spade和美食节目主播Anthony Bourdain )的分析报道中,也指出,多数自杀者是开枪自杀的。就是说,广泛存在的枪支暴力不仅指向他人也指向自己。

  这种崇尚个人主义和暴力征服的文化植根于西方文化中的航海经商传统。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在出版于1948年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中指出:“在西方人的经济生活中,航海通商自古以来就一直起了直接的作用。为了便利通商而进行的勘探和发明,是西方人与自然作斗争的典型手段,而绝不是听天由命,无所作为。”[2] 而中国文化中,武力往往“被认为是(维持秩序)的最后一项手段,表示承认教诲和劝诫已经失效…因此,中国的军事传统含有许多非暴力的方法。”[3] 即使在冷战的大环境中,费正清在1983年面世的《美国与中国》第四版中仍然认为“毛泽东所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并不是扩张成性的。”[4] 在费正清看来,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在1949年以后“不仅唾弃了基督教,而且也唾弃了法律的最高权力,个人主义的理想,多党竞选制,公民自由权,总之,唾弃了我们的整个政治秩序,以及通过合法手续得到自由和安全的种种观念。我们感到我们的基本价值标准受到了威胁。”[5] 显然,在费正清眼里,一个本身并没有侵略性的中国,因为历史原因选择了和美国不同的发展轨迹,从而从一开始就被美国人看成了“威胁。”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已故国际战略家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则认为,美国媒体以及它们生产的好莱坞电影和各种电视剧中,“恐惧和仇恨 (fear and hatred) ”明显地集中在有明显阿拉伯特征的角色上,而这种恐惧进一步激发了歧视性的暴民心态。[6]

  中国文化长达几千年的农耕传统,家族制度,中庸内敛的儒家文化,和北方游牧民族的缠斗都注定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处于一种自保和图存的状态。中国在地理上被十四个陆地邻国包围的事实也说明中国理论上仍然可能遭受外来的侵略和肢解,因此其对外关系中往往运用“空城计”来把有限的资源最大化,并力图“显得比实际更强大”。因此,美国政治学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中国寻求安全》一书中指出,“面对威胁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是中国对外政策的最主要驱动力”,以及“中国的对外政策其实是防御性地回应一系列被人口,经济,地理,历史等事实强加的种种任务。”[7] 从这里看来,中国在被美国人看成“威胁”的同时,自身就处在脆弱和受威胁的境地。黎安友认为,中国是大国中被外部侵入,渗透和影响最严重的国家,而中国的回应更多是防御性的。这也就是他在1997年左右出版这本书的前身时,把书命名为《长城和空城》的原因。在黎安友看来, “长城”和《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使用的“空城(计)”最能代表中国战略文化的特质:长城既是强大的象征,又是脆弱的标志,而空城就则寓意着中国人的战略智慧。另一位美国学者戈德斯坦(Lyle J. Goldstein)也赞同中国姿态是防御性的这一观点。他指出,中国和美国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没有任何海外军事基地,也不使用无人机进行军事攻击。[8]

  中国所象征的“威胁”,诚如费正清早就指出的,在于对美国的一系列的价值观,信仰和制度的否定,更多是心理上的,并非实际意义上的领土安全威胁。美国人自己在二战结束后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两个大洋把美国和任何可能的敌人隔开了,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看不到有任何美国本土被海外势力侵略从海上和空中进攻的可能性。[9] 布热津斯基则认为,中国和美国相比的劣势之一,正在于中国不具备美国在二十世纪初年刚崛起时的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同时也不具备美国在二十世纪后后期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历史情境,因为中国不仅要和其他区域大国竞争,自身的发展还“高度依赖现存国际经济体系的持续稳定。”[10]

  黎安友提醒读者,在中国眼里,美国的对外政策既危险又僵化,其原因则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高度意识形态化。他解释说,在民主体制下,政策制定者必须使用意识形态来把复杂的外交行为简化为明晰易懂的主题,以实现团结有影响的政客,动员民众支持,和协调官僚机构。只有理解美国政策的意识形态性质才有助于中国精英明白美国的各种决定,否则它们在中国人看来总显得缺少连续性。[11] 在意识形态先行以外,上文提到的美国民族性的强悍也导致美国在对外关系中很难对对手做出让步。戈德斯坦指出,任何对中国的让步都会被美国民众解读为“绥靖政策”,甚至和二战时期的慕尼黑协定类比。[12]

  在2017年出版的一本热销著作,《在美国世纪的阴影里—美国全球力量的兴衰》里,作者麦科伊(Alfred W. McCoy)教授直指美国的真实性质是一个帝国(empire),其统治新式帝国(非英国式传统殖民帝国)的两大主要模式是通过约八百个海外军事基地和对盟友进行慷慨的经济援助,并通过可靠的代理人把帝国的全球力量转化为在地的控制。[13] 麦科伊认为,中国和美国的竞争实质上是作为地缘政治区域的“欧亚大陆”(Euro-Asia)上的陆地大国(land power)和以英国,美国,日本为代表的海洋大国(sea power)之间的竞争。[14] 在麦科伊看来,中国正在通过跨越欧亚两洲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被他称为世界岛(world island)的亚洲,欧洲,非洲三大大陆内部的经济整合,并把全球地缘政治的重心从海岸引向欧亚大陆的纵深地带。[15]


  二、中美关系的一些历史事实

  美国美中关系史专家沃伦·科恩(Warren Cohen)在《美国对中国的回应》一书中详述了中美两国的历史关系。他指出,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最初源于清政府希望引入美国势力制衡其他列强的想法,但是此时尚未完成全面工业化的美国除了追随英国获取大量特权和好处以外,并没有给与中国实质性的物质帮助,除了几句“同情的话”以外。[16] 到十九世纪末,美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国,并通过1898年的美西战争获得了在亚洲的殖民地菲律宾。然而,东亚的战略均势很快被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打破,美国政府开始认为中国的领土完整和现代化符合美国在华利益。科恩尖锐地指出,美国在华传教士首先是条约体系的一部分,他们真正关心的不是中国,而是中国提供给他们的改造一个蒙昧的国度,实现基督教的传教使命,并谋取利益的机会。[17] 在中-日-美三角关系中,科恩指出,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冷漠和无动于衷的,在老罗斯福总统的政策中,只有和日本维持良好关才是其亚洲政策的核心,因为老罗斯福蔑视一个无力抵御西方侵略的中国。[18] 在一战后的中日美外交中,美国国务院顾问蓝辛(Robert Lansing)继承了老罗斯福的原则,主张对日让步,国务院进一步支持日本对山东,蒙古,中国东北的领土要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美国认为自身在东北并无利益,而且计划以承认日本在满洲的利益换取以日本遏制苏联,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无动于衷。美国参议院中甚至有强烈的声音反对美国与日本为敌。[19] 在日本建立伪满洲国,并逐步向华北扩张的过程中,美国国务院中的一些人甚至认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日本在占领区所建立的企业将大量需要美国的机器和工业制成品。[20] 对中国的抗战能力的悲观和对日本的绥靖导致直到1939年前,除了口头的同情以外,美国并没有为中国提供任何物质支援。[21] 一方面,美国人对中国抗战持冷漠旁观的态度,另一方面,美国人又不愿意被全世界看成是日本的帮凶。[22]

  至于美国在二战对中国的实际援助,以研究蒋介石著称的美国历史学者陶涵(Jay Taylor)指出,美国对日原油禁运和资产冻结到1941年七月底,既日本占领了越南以后才全面实行。1942年6月26日,史迪威通知蒋介石,美国将把原定派往中国战场的B-17 重型轰炸机(属驻印度的美国第十航空大队)调往埃及,参加控制苏伊士运河的战斗。蒋介石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23] 仰光失陷以后,美国军火调配委员会不经和中国政府商议,把通过租借法案提供的对华战略物资的调配权全部交给史迪威,不再通过中国的相应机构,最终美国军事援助几乎全部被指定用在缅甸战场以让中国远征军帮助帮助英军作战。从1942年5月到1944年9月,百分之九十八的经过驼峰运送到中国的美援给了美国自己的第十四航空队,以及其他大量美军在华人员。[24] 陶涵还指出,在1949年以后的中美关系中,美国摇摆在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权之间,最终不得不决定接受一个不再和苏联做盟友的拥有核力量的中国。[25]

  美国对中国抗战的实际贡献,在中国的现代史大家郭廷以笔下早就十分清楚。郭廷以指出,美国从来“不曾做到” 在中国维持飞机五百架,每月供给物资五千吨的承诺,还将原定在中国战区使用的飞机调往埃及(注:陶涵也强调此事对蒋的刺激),而史迪威“性情孤傲,轻视中国人的才能。”另外,除了1942年2月的五千万美元借款,“余皆靳而不予,反促中国力战。”[26] 台北中研院的现代史家张玉法持同样看法,对美国在二战对中国的态度多有批评。他指出:“美国一直重视欧洲和太平洋,轻视中国战场”,以及 “蒋欲调在缅作战的国军保卫桂林,为史迪威所拒。蒋以史仅注意缅甸战场,置中国战场安危于不顾,于(1944年)9月19日电请美国撤换史氏。” 张氏更批评美国对中国的利用和出卖:“美国投入中国战场,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初时希望中国战场能牵制日军,俾减轻日军对西太平洋压力, 嗣觉察国共间的地盘之争愈来愈烈...对中国的抗日能力感到悲观,乃不惜在雅尔达密约中牺牲中国利权,引诱苏军投入中国战场。”[27]

  不仅如此,在1949年后,艾森豪威尔政权曾多次对中国发出核威胁。[28]中国在1964年成功进行第一次核试验,而美国对华政策的微妙转向从1965年开始,在约翰逊总统任内就开始悄然启动。[29]在陶涵的笔下,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成为有核国家,是美国对华战略转向,最终抛弃蒋介石政权的最大催化剂。

  在科恩看来,自从1955年开始,就一直是中国方面主动寻求和美国改善关系,并声明不和美国因为台湾问题兵戎相见,而美国坚持要求中国大陆不对台湾动武成为双方关系的一大障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多次拒绝中方提出的改善关系的动议,并持续加强台湾的防御力量。周恩来在1955年开拓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也因为杜勒斯的抵制,把美国驻华沙大使调往他处而告终。[30] 华沙谈判的再次开启,则很大部分是毛泽东实施1958年金门炮战的结果。基辛格因此认为,中国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以最弱的一方的力量,主动地和成功利用第二次台海危机调动美苏两巨头,并得以重开华沙谈判。[31]

  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完全是基于现实利益。尼克松访华这一事件放在更大的背景下看,只是1964-65年以后美国政府已经不得不接受一个拥核的中国的既定政策的延续和明朗化。除此以外,1970年代初的尼克松还面对苏联更为强势的威胁,从越战脱身的压力,以及希望借访华提升自己的声望的现实需要—在尼克松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个西方领导人访问过北京。[32]


  三、中国诉求的合法性和有限性

  布热津斯基认识到,中国在下列六个领域存在诉求:1,减少美国通过其盟友进行的围堵,减少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加强和中亚及欧洲的陆路经济联系;2,在东亚和与东盟关系中建立更为有利的位置;3,巩固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以及获得通往阿拉伯海和波斯湾的出海口;4,依靠俄罗斯,蒙古和中亚获取自然资源;5,解决内战遗留的台湾问题;6,在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建立更为有利的经济存在,从而获得稳定的原料,矿产,能源和农产品供应。但是他同时指出,这些诉求和苏联曾经追求的普世意识形态理想不同,反应的是中国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以及中国追求成为地区主导力量的历史观有关。中国“没有试图把自己的经验普世化。”[33] 黎安友则指,中国和美国的不同点在于,中国并没有“想要说服其他国家模仿自己的政治制度。”[34] 基辛格在《论中国》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和美国一样,中国也认为自己在担任一种特殊的角色。但是它从来没有秉持美国那种一定要把自己的价值观传播到全世界的普世主义。”[35]

  黎安友认为中国把自己定位为,而且事实上也仍然只是一个区域大国,而非一个全球性的超级大国。在亚太大区,中国希望对所有地区内事务有更大的发言权,在邻国之间建立一个免于强权宰制和有利于中国利益的缓冲区。黎安友把这一目标称为“中国的柔性门罗主义”(Chinese soft version of the Monroe Doctrine )。戈德斯坦则认为,中国在南海争端中具有两个法理优势,第一,对南海诸岛的领土主权诉求并非始于现在的中共政府,而是从民国时期继承而来;第二,台湾管辖着南海面积最大的太平岛。[36]

  正由于对中国的诉求的某种程度上的理解,戈德斯坦在2015年出版的《半路遭遇中国》中,呼吁中国两国更多相互包容和妥协,并提出了多项政策建议,希望中美双方相向而行,在他所称的“合作螺旋”(Cooperational Spiral)中实现良性互动。他提出的政策建议包括对美国方面“与北朝鲜直接进行谈判”(笔者注:已在2018年6月实现),美国和“北朝鲜建立外交关系”,以及美国“从(朝鲜)半岛大规模撤军。”甚至有美国“支持中国公民成为世界银行行长”以及“关闭美国非洲司令部”,同时也建议“提高中国对外援助的透明度”和“限制向南美出售武器。”[37] 另外,戈德斯坦并不认为美国驻华使馆公布中国的空气质量数据是友善的做法,他建议停止这一行为。[38]


  余论

  从上述言论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部分清醒和理智的美国学者在一个漫长的时段中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带有很强连贯性的评估。这些评估包括共同的对中国文化内敛和防御特色的承认,和对美国文化进攻性和侵略性的确认。上述学者和政治家中没有一个人认为中国有超过合理限度的领土野心,或有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改造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欲望,相反都认为中国是一个事实上更为脆弱,同时也更克制的国家。布热津斯基赞赏中国审慎和渐进地实现全球力量再分配的努力,但也提醒中国注意不要像苏联那样过度扩张和炫耀武力,否则会无意识地再邻国中制造一个强有力的反华同盟,而中国实质上仍然还是脆弱的(vulnerable)。[39] Vulnerable也是黎安友反复用来描述中国的词语。他们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从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中期,美国对中国远远谈不上特别友善,即便是在表面上看来最为密切合作的二战期间。他们也注意到,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国家利益的驱动占主要地位,也更加务实,而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却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及相应制约。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的研究中,这些美国学者和官员都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和对美国在技术领域和全球影响方面的全面挑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麦科伊甚至相信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衰落将在2020年左右开始,而布热津斯基已经把中国看作美国的继任者(successor)。放在一个长时段里看,这种冲突和紧张,和政治制度,所谓的“老大”,“老二”之争都没有关系,而蒋介石和美国的关系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尽管我们不必对普通美国选民的认知抱太多幻想,但也必须承认在知识界还是存在各种声音的。这些也可以称为“同情的理解”的论述(本文只是检视部分著作而非全部)使我们认识到,美国的相对言论和学术自由使其内部有一定的空间表达对美国自身政策的批判和反省,及学者的独立思考,如《半路遭遇中国》一书反复呼吁两国实现良性互动;也能出版对美国持极为强烈的批判态度,甚至带有个人怨气的著作--《在美国世纪的阴影里》的作者麦科伊就在书中大篇幅自述其博士毕业论文因涉及越战的敏感题材而被中情局干预出版和本人遭长期监控,因而此书的情绪色彩相对浓厚。这部分独立思考,对本国的体制持批判态度的学者往往置身高校,他们也存在因为对体制不满而把中国当成想象中的更好的制度的心态。(这种“篱笆那边的草更绿”心态可能在两国的学者中都存在,互为镜像)尽管这些学者是否“亲华”并不重要,他们的著作中基于长期观察和研究之后提出的一些理性分析也有利于我们看清中国文化本身的一些特性,优势和局限性,也更清楚地认识美国文化及两国关系的特质。

  注释:(略)

  伍国,爱思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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