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钱钟书说到鲁迅胡适

 

有人发现,钱钟书一辈子不曾提及鲁迅,以为是重大发现,著文分析,却是不得要领。

钱钟书何止是不提鲁迅,胡适也不提及,梁启超、陈寅恪、吴宓,举凡与他同时代的学者,他一个都不提及,准确地说,他一个都瞧不起。他自恃有才,潜心学问,这原本无可厚非;他谁都不提,便大有天下舍我其谁之嫌。

钱钟书的著述,我只翻看过《管锥篇》《谈艺录》,读过《宋词选注》和《围城》。他的小说和治学被吹捧,掀起一股钱学热,却是事出有因。首先还是在美国的某文学史家,要为张爱玲梁实秋等人“翻案”,贬低鲁迅,便也翻出了钱的《围城》。这就不多说了。现代文学史重写,肯定是需要的。把被鲁迅批评过的人统统抬起来,而且拿鲁迅垫背,这就说不过去了。

钱钟书不提鲁迅,在我看来,他自视甚高是原因之一;其次是他一贯“远离政治”,对于与政治关系甚密的胡适和鲁迅敬而远之;主因则是鲁迅与杨绛的三姑杨荫榆曾经因学潮发生过争执。钱钟书不是心胸豁达的人。

说说钱钟书的学问。钱的学问,相当于注疏,考释,却还算不上注经家——注经家如程朱王,还有自己的创见——理学、心学,他什么学都没有。这种功课,属于“小学”范畴。他博闻强记,还不算是博闻强识。真正的学问家是有系统的理论建树的。如《宋词选注》之类的单纯的注释工作,基本上是纯技术性的。不久的将来,大数据时代,智能机器人会做得更漂亮。不要说十几种外语著述的征引,所有中外语言的相关著述,智能机器人处理起来,只是举手之劳,分分钟搞掂。

鲁迅的工作,胡适的工作,则是需要人来做的。机器人永远无法取代。他们做的才是“大学”,有思想的学问。

一个人的学术成就与思想成就,与他的经历、背景和个人气质与性格有关。

胡适留美,师从杜威,熟知美国宪政史,主张西化。他反对专制、力主宪政,在理论上十分坚定,数十年一以贯之。但他性格温和,偏向于保守,所以对待所谓“国学”和传统文化,表现出犹疑和摇摆,对孔儒文化的认识并不深刻。

鲁迅留日,崇尚日本维新与西化。他与日本友人多有交往,又是学医的,崇尚科学。鲁迅的反对专制首先是体现在关注和参与现实斗争的,立场更加坚定,揭露时弊,十分犀利,尖刻。他不与所有权力者合作。认识鲁迅的麻烦在于他曾经一度向左转,与在野党有些秘密往来。比如,见过陈赓,参与过中共上海地下党操控的“左联”的活动。加上毛泽东称颂过他(但很明显,《延座讲话》是批判他的),这是某些当代民主派人士一度不能接受他的主要原因(不过,他们中许多人的看法,正在随着现实的演变发生变化)。不要忘记,鲁迅身处的时代,执政的国民党是搞党国专制政治的。还有国际背景,三十年代,全世界知识分子有一股集体向左转的倾向。包括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参见胡适《丁文江评传》)。纷纷去往苏联考察的各国大知识分子很多,有些人看表面,对苏联产生好感,比如瞿秋白;也有人眼光犀利,立刻发现问题,甚至可以直击要害,比如诗人徐志摩。这没什么好奇怪的。谁能说自己一生思想没有过曲折和反复?伟大如顾准者,也曾在文革中出现过思想反复。

鲁迅早期有过消极思想。他受尼采哲学影响较深。他性格偏向激进,这是与胡适最大的不同点。鲁迅的深刻在于对社会现实敏锐的洞察力,他文学禀赋极高,对人性的黑暗面与国民性——民族集体人格的扭曲和异化,有极其清醒的认识。今年夏天我在苏马荡重读了《鲁迅杂文集》(上下两卷),感觉他还活着,大睁了“守夜人”的眼睛凝视着当今中国,几乎所有文章都有极强的针对性,就像在说眼前事。这是非常难得的。他对现实问题鞭辟入里,即使是在当今,也难找到第二人。我的《胡适文存》留在沙市,于是在利川又网购了一套,以便对读。胡适先生的文章,白话文是非常干净、从容、通透的,但许多文章显得浅显,落伍于时代了。重读鲁迅时的那种震撼,会心会意的痛快淋漓,禁不住拍案叫绝的阅读体验,难以在重读胡适时获得。

十几年前,我就发现一个“诡异”的现象:学院派的学者追捧胡适;而饱经磨难、尚在生活下层挣扎、抗争的人,总能在鲁迅那里获取精神力量,仿佛他是苦难中的陪伴,“人生的一知己足矣”。

这也许就是当下“去鲁迅化”的真实的深层原因。

胡适的反专制,是用理性阐述的,鲁迅是用形象语言阐述的。两人相得益彰。

钱钟书说,《阿Q正传》繁琐,可以做删节。《围城》岂不是废话更多?这分明是鸡蛋里挑骨头,无话找话。

我想到了当年储安平创办《观察》杂志,曾找钱钟书作特约撰稿人,钱的政治嗅觉敏感,不知不久之后谁将得势,只拿了两篇与政治不沾边的小文章应付了一下。他似乎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其实,他心里明镜似的。这样看来,他不是有气魄有境界的人,比他的妻子杨绛还有不如,杨还有《干校六记》《洗澡》存世。

前不久读到一篇网文,说是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不可与之交往。有道理的。正如明代文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说的,“人无癖不可与之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之交,以其无真气也。”

胡适参与政事,是因为他有“好人政府”的想法,是出于真心和“深情”。鲁迅说,革命党革命时,可以做它的同路人,一旦革命成功,文学家赶紧逃离,否则他们会要了你的命的。(大意),可见他对革命保持有足够的清醒。而且,他也是那种一旦认定的事情,就敢作敢为的人,他与“四条汉子”的决裂,也是出于真心和“真气”。

至于有人说他不抗日还媚日,纯属无稽之谈。他连中国军阀一个不饶恕,他会站在日本军阀一边?他连美国政府都敢于质疑,不敢质疑日本政府?这是简单逻辑。鲁迅1936年重病,虽有宋庆龄等劝说,坚持不去国外治病,他既不拿卢布,也不拿日元美金。他关注的是人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他是有大气魄大情怀大悲悯的人。

钱钟书根本无法与胡鲁相提并论。

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上,只有两座高山——鲁迅胡适。这是他们同时代人早已公认的。

再算上一个明白人,那就是梁启超。此外《厚黑学》作者李宗吾,《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都是很有思想见地的前辈。在中国政治转型之前,他们的著作的价值,远在钱钟书之上。笔者孤陋寡闻,有远见卓识的学人,不能一一提及。顺便一说,陈寅恪对中国传统文化本质的认识,也是很深刻的,远远超过了王国维。他们的共同之处是过于“怀旧”“恋旧”,这阻碍了他们的思想建树。最近看一本闲书《李贽与麻城》,为此书题词的教授、学者不少(恕不一一列举),称李贽是最早的启蒙者。众所周知,李贽是批判孔儒思想的先驱,为此他不惜拿生命殉道。而这些题词学者的识见,也都远在钱钟书之上。

对鲁迅,只有胡适比他同时代的人都看得更清楚,他说,鲁迅是自己人。这是针对那些当时一些受到鲁迅批评而胡乱骂鲁的人说的。

钱钟书热,是学术泡沫时代盛开的一朵奇葩。就像去鲁迅化是这个时代的又一奇葩一样。

要论“国学”功底,鲁迅在钱钟书也在胡适之上。但他不爱“国学”,宁愿放弃国学,参与现实批判,如此而已。

《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作,是文学经典。当代“名家”小说比他还差一大截。《围城》只能算是“玩票”的游戏之作,犬儒气和市民气,令人生厌。比起张爱玲小说,也还差一大截。

黄大荣,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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