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大饥荒——一本新书的代前言

这是一本记述大跃进中,安徽省无为县发生的人祸大饥荒的真相,和对它一些评述与反思的小书。在那场全国性的大饥荒中,安徽省是重灾区。当时安徽全省总人口三千三百余万人,而非正常死亡人数,竟达到四、五百万之众!死亡总人数,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省,那里饿死了一千万人。但从死亡率看,安徽却是第一位的。这个数字见于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公开出版发行的《张恺帆回艺录》,应为正史。

如果说安徽省是当年的重灾区,那安徽人口的第一大县,无为县就是重中之重!其严重程度,从非正常死亡总人数和占人口比例上看,可能是县一级全国之最!这也是有正史可查的。因本书重点是谈无为问题,有必要将官方的《无为县志》上的两份表格,复制如下:

这是两份官方颁布的数字,应是信史。第一张表告诉我们,无为县的粮食产量,大跃进前1957年总产量约为6亿斤许,而大跃进开始的1958年,总产量达到6.6亿斤。按当年该县总人口95万人计算,自留地产粮不计在内,人均占有粮达700斤,一般人均300斤,即可保证生命存活,不被饿死。人均近700斤,应是丰年了,谁知道却是大批饿死人的肇始。

而从另一张表,我们看到该县1957年底人口总数为982979人,1958底为950056人,到1959年底,竟降至820259人,减少了近12万人,骤减千分之75.47!再查查当年人口流动情况,迁出数为41592人,迁出数为54513人,就是说外流了近1300人,只占人口减少总数约1%。并非如孙经先教授所说的,大跃进中减少的人口,基本是外流了。

  

无为人口,再追踪至1960年底全县总人口,仅为662557人!与1957年底982979人比较,实际减少320422人。查阅了1957---1960年尚生育了三万余人。还有一个数字是县志上列不出的,就是各地虚报人数,为何要虚报?因为当时粮食供应,连同布票油票等各种票证,都是按人头发放的,多报多得。对此丁人卜先生在《无为天堂梦》的遗著中,有较翔实的叙述。如果以这个虚数去抵外流人数,那总减少人数应和表上实际减少数约相等,在三十万以上,死亡率应约为33-34%之间,民间传说无为人三成饿死一成!决非虚言!

那这三十多万人哪去了?人间蒸发了吗?除去平常老病死亡,一般在千分之十,按1957年总人口九十余万人计,也不足三万人,那余下的三十万人,应均属非正常死亡,说白了都是饿死的!

无为县属江淮平原,北为巢湖之滨,南紧依长江。境内水网纵横,历来是江北的大粮仓,也是全国四大米市之首芜湖市,粮食主要供应地之一。为何在基本上风调雨顺的三年内,全县竟会饿死近三十万人!天灾乎,非也!实乃人祸焉!

本书就是为披露无为当年大饥荒的史实而编,无为真相能为世人知晓,首要人物当推已故无为县委农村工作室工作人员丁人卜先生。早在上世纪1980年代,丁即奉当时无为县领导之命,对刚过去不久的无为大饥荒,做逐村逐户的实地调查,为时两年许,记满几十个笔记本。后又奉命去民政局、公安局、档案局等政府部门,查阅记录了相关资料,终于写成了《无为天堂梦》一书,全书约15万字,分上中下三集。并将其中精华部分,缩写成近5万字的节本。然后自费打印数十分,分散相关部门,包括重要当事人张恺帆付省长,审核验证,均无异议。它应该是披露无为大饥荒真相,准官方的调查报告。三年无为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三十余万人,就是那时首次对外公布的。

丁人卜此著,开始调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书稿完成已近世纪末了。全书曾拟于香港某出版社出版,后因出版社倒闭,原稿中下部遗失。原稿及节本,因无电子版本,至本世纪初,已近淹没。我接到无为杨金声先生的节本赠稿,已经是2008年初了。

记得当我通读完这近五万字的节本后,灵魂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多次忍不住内心的悲痛,潸然泪下。百姓何辜,生产粮食的农民何辜?为何我们披星戴月辛劳艰苦,养活了你们,反而遭受你们如此严酷的剥夺,什么狗屁的‘粮食高产卫星’!什么高指标、高征购!什么逼人命的‘反瞒产私分’!刀刀见血!句句杀人!直到把最善良最纯朴,也最听话的数十万农民,活活饿死!天天还在高唱我们已经跑步进入了人间天堂!天堂乎?地狱乎?真相是最好的答案。

面对这份珍贵的史料,我又突然感到责任重大。丁人卜先生已过世五年了,原稿中下两集,已荡然无存。仅留下的节本,也已寥寥无几,再也不能任其淹没了,那将如何面对数十万枉死的亡灵,如何面对这段惨痛的国史!

记得当时第一件事,就是先把这近五万字的节本,一笔不漏地输入电脑。那时我已年过古稀,不懂拼音,只能用手写板一笔一划地写。那样也好,写一个字思考一番,体会能更深刻些。

五万字悲惨史的抄录,等于去了饿死三十余万的人间地狱---大跃进中的无为农村,走了一遭又一遭。悲伤难忍,愤怒难忍,我很快地写出了第一篇读后感:《从乌托邦到人间地狱------一本现代人写现代史的杰作》。长序两万三千余言,文中较详实地介绍了丁著的成书经过,及书中所引述与调查资料的准确性,尤其是共产风肆虐时,对无为广袤农村所带来的严酷、深重、全面和不可修复的伤害与毁灭,(人都饿死三有其一了,还谈何修复!)造成白骨遍于野,百里无鸡啼的人间地狱惨状。如果说杨继绳先生的《墓碑》,是描述了全国性大饥荒的一个大框架,而丁人卜先生则提供了很多翔实的,令人发指的细部。比如一平二调时,人民公社为办什么万头猪场、鸡场,强占民房,使多少实名实姓的农户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又比如恶吏无为县委第一书纪姚奎甲,面对1959年当年粮食总产只有6.4亿斤,却上报为14亿斤,上调7亿斤。结果挖地三尺反什么瞒产私分,把农民最后的度命粮,全夺走上调了,居然要农民吃那些猪都不吃的东西,还算上亩产量和总产量。下面从丁著中摘录的。

玉米叶皮芯,7万亩,亩产270斤,总产1890万斤,(以50%淀粉折算);

高粱秆子:一万亩,亩产400斤,总产400万斤;

黄豆杆子7万亩,亩产200斤,总产1400万斤;

芝麻杆子:50000亩,亩产260斤,总产1400万斤;

花生藤壳:5600亩,亩产200斤,总产1120万斤;

还有什么野生的微量猫儿肠草、土苋菜充农民口粮,都以吨数计!不了解这个真实情况,怎会相信,在人均占有粮食近700斤的1959年,有大批农民饿死!

说起这个无为人对其刻骨仇恨的恶吏姚奎甲,真实地表明了,在极权制度下,一个手握重权的坏领导人,作起恶来,后果是怎样的严重与残酷!有句民谣:“贼来如梳,匪来如篦,官来如剃!” 姚奎甲正是这样的恶官!他应是无为大饥荒的一线作恶者,百死也难赎其罪!但姚逃脱了,仅调走了事,但无为人仇恨难消。

笔者在另一文《寻墓------右派师生的生死情谊》,说到一情节,文革期间斗当权派,把姚奎甲从芜湖揪回无为游街示众。主持人知道其罪恶深重,如果裸游,后果严重,难担干系。就用一铁笼子将姚装进去,用板车推着游街。当笼车游到无为十字街心时,惊天动地的事发生了!等候已久从四乡八镇赶上来红了眼的万名百姓,他们应都是那场人祸大饥荒中,枉死者的亲属,人人手拿石块,一齐大吼,疯狂地向笼车砸去!顿时把笼车砸的七歪八扭,要不是主持者一再劝阻,说出了人命麻烦大了,隔着笼子也能把姚奎甲砸成肉泥!这就是当时轰动大江南北的‘笼游姚奎甲’事件。清清白白地告诉世人,那里有压追,那里就会有反抗!载舟之水也覆舟!

丁著一重要贡献,就是较完整地,介绍了曾轰动全国,历史上必将留下重重一笔的‘张老K解散食堂放粮于民’,召来毛泽东严词批示,所谓的‘无为事件’。其实那不过是共产党内地方官员,一次尝试性的民主实践,本来可以起到执政党自身纠错的作用。但毛泽东怙恶不悛,表现了极权制度的权力傲慢,反而在犯罪的途中,越走越远,终于酿成全国性的人祸大饥荒,毛作为首恶罪责难逃!兹事体大,后文在评述张恺帆事件时,还将继续讨论。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无为大饥荒的真实面目,笔者曾多次去无为采访,访问过多种行业的人,发表过多篇记实报告,小书中部分收录。

无为被祸害成这样了,那周边县市情况又如何呢?全省其他地区又如何呢?这里也有-个数字,可以管中窥豹。据公安部三局毕业于莫斯科统计学院的王维志研究员统计,那三年安徽省有十一个县,死亡率超过千分之一百(>10%),分别是:肥东12.489%,巢县10.123%,宿县14.432%,凤阳13.604%,(总人口402700人,1959与1960两年死亡60245人),定远11.84%,五河11.670%,阜阳12.557%,太和17.479%,亳县16.238%,宣城16.310%,无为18.230%。前三名依次为无为,太和,宣城。这个统计虽然与其他记录,因统计起始时间不同,有一些差异,但都表明安徽灾难,确是十分严重!

这里有必要说说宣城的事。如果说江北无为县是鱼米之乡,那江南宣城县,就是一块膏腴之地。它地接人间天堂的杭嘉湖平原,远在1700年前,三国时期,吴王孙权帐下冠军将军丁奉,曾在此做过开发五湖区等重大治理功程,从此宣城成为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江南成为养活全中国人的大粮仓。三国以后,长江以南一直物产丰富经济富裕,不仅自身衣食无忧,而且也是中国稳定的一股强大的物质基础。明显的例子就是西晋永嘉年间的八王之乱时,生灵涂炭, 唯独江南尙可安居。“永嘉中,天下灾,但江南,尚康平”。“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以后才有北方八大姓氏‘衣冠南渡’,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人 口大迁徙,文化大交流。全赖江南仓廪之丰实。

谁能想到,就是这样的膏腴之地,大跃进时,竟然也是饿死人的重灾区,笔者曾多次去宣城采访,也发过一些文章,为的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悲剧不再重演,有些当事人,名字是隐去的。那并不表示他们其罪可赦,只是从全局看,主要责任人还是毛泽东这个祸首,地方官员只该负他们应负的那份责任,毛的锅他们背不动也不该背。

未想到我这样的理性文章,却遭一些人的谩骂。质问我这个老右派说,宣城死了18万是否都是饿死的?质疑是可以的,追求事实真相,是后来人共同的责任。这事最早要感谢宣城人徐应钦。他当时是县委办公室负责人吧,为反映宣城灾难的真实情况,曾写好材料,步行几十里到江苏省高淳县邮局去投递。结果还是被人称田杨夫妻店的宣城县委截获了,徐的下场肯定悲惨。网上有人说徐被整得精神上出了点事。但愿只是讹传,仁者寿,祝他健康长寿。

那当年宣城灾难的真相,究竟如何呢?有两个事实,可以帮助我们知道一些端倪。一是网上在拙著之后,有多人贴出了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

“田照临,好政策,八斤稻子一个月;二两煤油(全家)只摸黑;一两香油擦锅铁;半两红糖一口塞;田照临,你缺德不缺德!”

田照临就是田氏夫妻店,宣城县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就是其妻杨某。这样的格局,即使在一党专政的国家也少见,他俩是应该对宣城灾难,负主要责任的!一人一个月口粮八斤定量,是指农户,城镇非农户标准要高许多,饿死的要少得多。8斤稻子是什么概念,是指的原粮,碾成米也就6斤多一点,每日只有2两。有人研究过,人按这个热量摄入,活不过20天!

宣城还有人记得1960年的寒亭公社,是什么样子吗?有人告诉我,那时寒亭老百姓,饿、病、逃荒、死,已是大地一片荒芜,人迹罕见,猫狗也绝迹了。正因为大片荒田,无人耕种,上海市劳改单位,才在此地办了军天湖农场,征用了农场和周边大量土地。因为上海人被劳改,服刑期满后,是不能回上海的,所以还须要预留一些田地,安置刑满人员。不是寒亭公社饿死这么多人,找一块这么大的一块地,又离上海较近,真不容易。

安徽历来是产粮大省,在全省基本是风调雨顺的三年,为何江淮两岸,都出现了大批百姓被饿死呢?除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推行的极左政策,中央要负首责。具体到我们安徽,以曾希圣为首的安徽官场,究竟扮演的是什么样角色呢?

就在2008年当年,我读到了那本有重大史料价值的《张恺帆回忆录》,算是对当时全国,也包括安徽的政治形势,有了一些概括性的了解。本来安徽作为-个内陆省,在全国一盘棋的大格局下,都得按中央总方针办事。但作为省一级机构,统辖数千万人的封疆大吏,在执行政策上,还是有一定自主权的,否则就很难理解,面对大跃进大饥荒,在自然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安徽与邻省浙江江苏的后果差异,为何如此巨大?据统计浙江那三年约饿死了14.1万人,作为富饶的浙江,竟然也饿死了十余万人,该省主要负责人也应罪责难逃。但这14万人的数字,竟不抵安徽无为县饿死人数的-半,那安徽的省委一班人,又该负怎样的罪责呢?常委的集体班子,都是只顾官帽,不管百姓死活的恶吏吗?

是!也不全是!大跃进中安徽官场,是几近集体沉沦了。高指标,高征购,放什么粮食高产卫星,全国皆是,安徽尤甚;乱挖土水库,曾希圣鼓吹什么‘八亿八亿再八亿’(指挖的土石方量),得到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夸奖,结果是耗尽了饥饿中农民体力,很多人倒地成饿殍!大炼钢铁,土高炉遍地狼烟,彻夜火光冲天,烧光了山中几乎全部树木,和百姓的门窗床板,原料竟然有的是百姓家中炊具用具,结果是既破坏了生态,百年难复,炼出的都是无用的废渣。而连初中科技知识也没有的毛泽东,竟然十分赞赏,给曾希圣写信说“沿途一望,生机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是有大希望的,但不要骄傲------”。毛此言作为最高指示批给全国,为极左思潮,推波助澜,祸害尤深。

曾希圣受到毛的宠信,在安徽奉行极左路线变本加厉,一意孤行,安徽民众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可是以曾希圣黄岩桂林栖为首的省委常委-班人,面对如此悲惨现实,不仅熟视无睹,反而大肆挥霍仅有的民脂民膏,骄奢淫逸。大兴楼堂馆所,尽情享受。甚至在贫困的大别山深山的岳西县西关小镇,为常委们每人盖了一栋别墅,还为毛泽东盖了一座大别墅。

真正的一边是饥民哀嚎,粒米如珠,饿殍遍野;一边是酒食征逐,荒淫无度,恬不知耻!面对安徽如此惨烈不堪的现实,连极左派大将柯庆施都看不下去了,严词批示说:

  

“安徽竟被搞成这个样子,病、饿、逃荒、死。有些人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就像猪一样,还用嘴朝前拱!”

  

柯庆施(1961年6月25日在安徽岳西县石关别墅群召开的省丶地丶县三级干部会上的发言)

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随着曾霸王的倒台,省委常委们,也几近集体拱出局了。

但是,如果说省委班子全垮了,也是不公正的。疾风知劲草,正是在这样一群只顾陷媚逢迎,官升一级,尽情享受,不顾百姓死活,谎话连篇的省委班子里,居然还有一位高官,毅然从这一群人中,一跃而出,义无反顾,扑向凤凰涅槃的熊熊烈火,把旧日的自己,化为灰烬,而在烈火中得到重生。

他就是‘无为事件’的主角,时人呼喊‘张青天’的张恺帆,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一位上世纪1920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

公正地说,张恺帆作为一位安徽省党和政府领导班子里的核心成员之一,安徽省工作中的成败得失,他都逃脱不了干系。但有着较高人文素养,能写一手出色旧体诗词的恺公,一贯心慈面软,是有名的‘大黑伞’,保护过很多弱势人群,这也是人所共知的。所以那时扑向极左烈焰的是张恺帆而非他人,也决非偶然。

应该说在‘无为事件’中,张恺帆的决然一跳,也决非是一时头脑发热的匹夫之勇,更不是在揣测圣意,做一次仕途上的豪赌。无为人和其他人,至今说到张恺帆和‘无为事件’,依然对恺公充满敬意,就是知道那时张恺帆,是明知‘无为放粮’是忤逆了一言九鼎的毛泽东,与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方针背道而驰的。尽管现实是中央农业政策已完全失败了,但在专制社会里,地方官员决无可能改变中央决策,弄的不好不但改变不了现实,反而可能招来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张恺帆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是知道这些规矩,有人称之为‘血酬定律’的。知道了为何还要逆‘龙鳞’而行?这或许是张恺帆和‘无为事件’,旧事重提原因之一。

迫使张恺帆奋力一搏的直接原因,是张恺帆面对无为饥民的苦苦哀求,和满乡戴孝的乡邻,尤其是因大批死人,乡人无力深埋,而处处散发出的尸臭。据《张恺帆回忆录》记载:“------我们进入无为,第一镇是石涧,路上行人没有一个不带拐棍的,村上的小孩子瘦得不成人形。到农户家里看看,大多数躺在床上,呻吟不绝。无为许多人认识我, 都向我下跪:张省长, 救命!我们还不如鸡, 鸡一天还有两把米。听说上头规定每人每天二两原粮(稻丶麦而非米丶面), 能发到我们手里也好。发给食堂, 层层克扣, 我们就一点见不到了。“张省长, 把自留地还给我们, 我们也度度命。”我到石涧区沿河梢村, 全村十几户人家就有九个孤儿!农民家里, 第一个饿死的, 家里人还给他弄几块板, 钉个棺材。第二第三个饿死的, 就只用竹床或门板抬出去。第四第五个就更惨了!惨不忍睹!病人抬死人, 埋的不深,没有劲挖, 天又热, 沿途常闻到腐尸的臭味-----”(回忆录346页)” 面对家乡父老如此凄惨的现实,如果你是张恺帆,手中还有一点权力,只要你的良知,还未泯灭,你还能无动于衷吗?

其实说什么‘张老k大闹无为’,全是批张时夸大之词。张恺帆出身农村,又是个务实之人,知道当务之急是什么。首先是解散人民公社食堂,把农民应分的口粮,发到农民手里;把非法‘平调’出去的房屋还给农民;把没收的自留地还给农民,抢种晚秋和胡萝卜等快熟农作物救命;把关闭的集贸市场重新开放,允许农民捉些小鱼小虾,活跃市场。就是著名的‘三还原’。条条都是活命政策,件件都在温暖农民的心。张恺帆两次在无为召开四级干部会,加速实行上述救命措施,也确实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里,使濒死的乡村,迅速恢复了生机,饿死人数快速减少,农民们有点像人一样活着了。‘张青天’的名字也被叫开了,那是众望所归!

然而,农民们欢呼了,推行极左路线的恶吏,无为县委书记姚奎甲犯愁了,他知道自己治下,饿死了这么多人,在古代是要下油锅烹了的。但他有恃无恐,他是紧跟毛泽东和曾希圣的,再死多少人,只要路线正确就没事。而张恺帆别看你做了多少好事,但路线错了一切都错了。于是一纸黑状,送给省长黄岩,黄岩急送给正在庐山上围攻彭德怀的曾希圣。曾也马上呈送正大发淫威的毛泽东。这才有了毛泽东关于张恺帆无为问题的凶狠批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意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党。 毛泽东8月10日(1959年)”

毛的批示当时即转发全国的,随即又扩大了反右倾斗争,加速了共产风肆虐,更多的百姓是在毛的批示后被饿死的。所以说‘无为事件’不是-件局部的伤害,而是全国性人祸大饥荒,重要的一环,有很重要的标本意义,永不过时!

‘无为事件’可以说是那场全国性人祸大饥荒中的一个‘结点’,何出此言?大跃进的灾难,固然是全方位的,而大量饿死人的直接原因,则是人民公社食堂制的强制推行,宣告农民家中有粮即是‘非法’,而官方可以明目张胆‘合法’的,以‘反瞒产私分’名义,实行全国性的挖地三尺搜括粮食,有学者说就是‘用人民公社食堂一口大锅,把农民死死地罩住!’名曰集中到公社,统一安排,实际上是亿万农民,在失去了土地所有权与土地经营权之后,又失去了最后的土地产品支配权。从此命若游丝,终日劳累之后,只能靠公社食堂里的清汤寡水,苟延度日。那一天食堂关门,农民只能活活饿死。

但办食堂对毛泽东而言,则是另一番景象。不办食堂,亿万农民家里总还可以有一点度命存粮,毛权力再大,也难全控在自己手里;而大办食堂之后,再发一道亲笔书写的‘反瞒产私分’命令,要各地以搞运动的方式,搜括粮食,供毛去争世界共产领袖和尽情享乐。可见公社食堂问题,是毛的禁脔之地,大小官员都是碰不得的!

毛泽东对张恺帆的严词批示,当时即发向全党,已人所共知。下面抄一份有关食堂问题,毛泽东另一份也是面向全党的批示,可能知道的人不多。

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后,贵州省委书记收回了农民的自留地,并将粮食集中到公社食堂,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称食堂是"必须巩固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没有保证。"毛大为赞赏,说"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到十年跃进-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第44页》好一个‘不要例外’!反右倾后毛更是一言九鼎,全国还有哪里,能逃过毛的严控吗?

《张恺帆回忆录》记载:“1961年在北戴河,谈到了农村办食堂,层层克扣,加剧了饥荒的问题,毛主席说‘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解散了农村食堂,他要是早一点提出来,不是更好了吗?”(399---400页)

毛泽东真是文过饰非,颠倒黑白,翻云覆雨的高手!张恺帆提的迟了吗?1959年8月4日,中共安徽省委给中共中央写了题为《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派专人送上庐山给曾希圣,曾即呈毛泽东。毛就是据此报告严批张恺帆的,笔迹还未干呢,你毛某人就忘了吗?难道你姓毛的也忘了庐山会议之后,你对贵州省委书记的批示,办食堂‘不能例外’吗?

为反映无为和安徽的灾难真相,笔者当年写下了《大跃进中安徽官场和一个人的觉醒------读‘张恺帆回忆录’》一长文,全文两万余言,大摘要八千余言,发表于《炎黄春秋》2009年第12期,次年被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遮蔽与记忆》一书,还被南京《雨花》杂志及‘四川文摘’等多家报刊摘要转载。全文还曾刊于《炎黄春秋》刊外稿和‘共识网’‘五柳村’等多家网站。

关于食堂问题,笔者也曾发表过一篇长文,《人民公社食堂---苦难与罪恶的渊薮------一场肢解中国农民家庭的前哨战》。因篇幅较长,只收千余言的摘要。

因为《炎黄春秋》杂志和‘共识网’,‘五柳村网’等,拥有广大的读者群,所以反响较大。来电来函较多,都是对这一段痛史,表达了严重关注的,尤其是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安徽人无为人。对笔者绝大多数是支持的,因为我代他们发言了。对有亲属在大饥荒饿死者,也算立了个网上碑文。

毛泽东一意孤行,在斗倒彭、黄、张、周党内明智派之后,又大反包括安徽张恺帆、河北胡开明等在内的,全国三百余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而掀起了更大的跃进,包括对世界大撒币大撒粮,带来了更大的灾难!比如仅1959年,已经大批饿死人了,还出口粮食416万吨,据党史第二卷官方数字,1960年比1959年,全国人口就减少约一千万!

可是至今尚有人,对那场人祸大饥荒持怀疑态度,不相信当时仅六亿人口的中国,会饿死三千多万人,甚至还在鼓吹什么大跃进的伟大成果,说饿死人是造谣污蔑。那么不妨重温一下,在1962年1月11日至1962年2月7日,中央七千人大会上,两位主席是怎样估计当时国家形势的,便见分晓。

“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

毛泽东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年)

〝三年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血的教训,和平时期死了这么多人,我们共产党领导人应该下罪已诏。可以考虑在每个各县委丶地委丶省委丶直至中南海门前立石碑,刻下我们的教训,让子子孙孙来记取。〞

刘少奇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辛子陵着《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增订注释本香港书作坊2008年384页)

这两份公开检讨,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可以阻住那些毛粉毛左,还有孙经先们伪学者的狂啸。孙经先教授‘论证’了,那三年减少的人数,是外流了,并未饿死!尊敬的孙教授们,你们这么为毛刘洗地,使执政党高层,情何以堪?如果你们说的是事实,那岂不是指着鼻子骂毛、刘两位大国领袖是昏君,是不晓国情的糊涂虫吗?既然未因政策失误大批饿死人,干嘛要开这垂头丧气的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干嘛要说层层党的领导,都犯了错?!刘少奇更直言:我们共产党领导人应该下罪已诏---在中南海门前立石碑记事!孙教授你说说两位大国元首这么说,是否在给自己和执政党抹黑?

说起中央七千人大会,应该说是那个时代的一个转捩点。因为惨烈的现状,得到了部分的暴露,说白了就是中央知道了,大批百姓被饿死,不得不在执政方针上,做出重大调整,重点关注农业,从而除四川省外,其余各省饿死人数,开始减少,社会开始恢复了一些生机。

我们安徽,虽然因曾希圣为首的一班人,作恶多端,饿死了很多人,但后来曾希圣搞责任田,使农村面貌迅速改观,还是有贡献的,所以笔者于2003年,即在《南方周末》上发表“曾希圣功过是非应分清”一文,予以澄清。

大会还有一项也称得上是历史的功绩,就是毛泽东被摔下了神坛,人们从大量悲惨的事实中,终于看清了什么大救星,什么伟大领袖的真实面目!这位头上充满所谓光环的什么伟人,原来是祸害中国老百姓货真价实的大灾星、头号暴君!

七千人大会,确是一个值得记念的日子。为此无为中学退休教师杨金声先生,因大饥荒中一家有六口人被饿死,痛彻心扉,为防止灾难重来,曾多次上书中央,要求在天安门广场上,建立灾难纪念碑!并把每年的1月11日,即那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开幕的那天,定为‘国难日’,届时天安门广场降半旗志哀,全国停止娱乐-天,以祭奠大跃进大饥荒中枉死的三千多万亡灵!

今年是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所谓三面红旗运动,整整六十周年。六十年一个甲子,那时呱呱坠地的婴儿,如今已是花甲老翁了。而那些在运动中枉死的三千多万幽灵,依然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游荡,还在不停地发出绝命的呼喊!呼喊着要还他们一个公道,呼喊着要惩治那些迫害他们至死的各级官吏,特别是那个曾高居神坛的罪魁祸首!反人类罪是没有终止期的,君不见今日的俄罗斯乌克兰诸苏联盟国,正在追审列宁斯大林一群祸首嘛!

作为那场大饥荒的亲历者、幸存者和研究者,每当想起-个甲子之前,那些在我面前倒地而亡的饿殍,灵魂从未安宁过。经历了重重苦难的我,笔下永远只有哀伤、孤愤,苦难真相的追寻,以及造成如此人间惨案根本原因的思索了。

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农耕立国,是一方土地养一方人。历来披星戴月辛勤耕作的农民兄弟,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为何一场名曰要实现什么人间天堂的什么红旗运动,首先饿死的,却是生产粮食的农民!

这里必然涉及到-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生产粮食的土地所有权,究竟是谁?谁有权经营这片土地,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谁有土地产品的支配权?归结一下,就是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和土地产品的支配权。

而一切人祸灾难,正是从丧失土地所有权开始,当农民们已经不是你足下土地的主人,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成了遥远的梦,那数亿农民就沦为无根的流民了,大动乱随时可发生;再失去经营权,种什么怎么种,你都无权决定,你就是一只田间操作的两脚兽;最后失去了产品支配权,不问生产出多少粮食,都与你无关。开一间公共食堂,发多一点你就能活命,发少一点你就得挨饿,哪天不发了,你只能去死了。

归根结底一句话,农村的根本问题,还是土地所有权的问题。说白了就是土地应该私有,还是公有?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两千多年了。有人说周之前殷商时代,是土地公有制,据考证实行土地井田制时,那井字中间那一块,就是‘公田’。

到了公元前261年,秦孝公时期,权臣公孙鞅发动了著名的‘商鞅变法’,实行土地权私有制,可以买卖。从此土地证制度,或曰田契制,两千多年来,基本没有变过。有材料说明,明代的土地证,清代是承认的;清代的土地证,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都是承认的;甚至日伪时期,也未变更过。直到1949年政权变更后(49年前苏区更早),经过暴力土改,才宣布既往的土地证,不问何年何月的,统统作废!谁保留它,就是妄图变天,是大罪焉!

暴力土改之后,新政权也是发过土地证的,并大肆宣扬过,说是中国农民终于实现了,孙中山先生倡导的‘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梦想。可惜应该是1955年,实行农业集体化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土地证即作废了!现实又成了梦想。

先秦以来,中国历经动乱,如政权更迭、战争、天灾、瘟疫等等,有过大量的人口死亡、大迁徙等。但大都能在一定时间内,安定下来。根本原因还是农民们,拥有脚下一亩三分地的所有权,常言‘落叶归根’,这个‘根’不就是脚下这片土地嘛!

在三千年皇权不下县(朝廷命官只到县一级)的背景下,中国农村长期是‘乡村自治’的政治生态。除了土地私有之外,还与宗法制度,士绅文化,儒家学说等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们既保持了先民们长期相对的和平安定,也决定了它的保守闭塞贫穷落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世界民主大潮的推进,中国乡村一定会迎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变革是必然要发生的,但变革的方式和后果,令人未想到的却是一场近百年的大动乱,把国人尤其广大的农民拖入苦难的深渊!

笔者作为反右派大跃进大饥荒的受难者与幸存者,面对数千万饿殍,做过长时期历史性的追寻和思考,发表了有关暴力土改的系列文章,和有关乡村自治的系列文章计十余篇。小书中各收入两章。

暴力土改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误的!历史证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是农民和地主的矛盾,而是官府和百姓的矛盾。广大的中小地主群,是土地经营的行家里手,是土地红利的主要提供者。他们的土地来源,并非主要来自剥削。对他们赶尽杀绝,祸及子孙,是违法乱纪天大的不公,也是对生产力极大的破坏。而其理论根据就是什么‘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消灭私有制’,这些已被证明,是祸害人类的祸水!是近百年中国大动乱的原点。而且这场灾难并未过去,一直还在延续。典型的例子就是文革时期,湖南道县、北京大兴等地的肆意大屠杀,就自称是土改补课。那些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地主及子孙们,仍是贱民!应该认真反思暴力土改的罪孽,还历史一个公道!

暴力土改及阶级斗争学说,也是对儒家学说和士绅文化,一个毁灭性的摧残,直接破坏了几千年的文化传承和道德维系,流毒至今,一百年也难修复。

关于‘乡村自治’,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中国以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卢作孚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以及统治山西的实权人物阎锡山,对中国乡村建设与变革,提出的理论探索与地区实践。比如晏阳初的河北定县模式,梁漱溟的山东邹平模式,卢作孚的重庆北碚模式,和陶行知的江苏晓庄试点。还有阎锡山治理山西三十余年的成功实践。当时就曾引起过广泛的关注,至今也还有深远的影响。

值得一说的是,这股乡村自治的思潮与实践,几乎是与彭湃毛泽东们,在中国暴力推行的十年(1927---1937)土地革命,同步进行的。这就有了对比与参照,就有了中国乡村建设与变革的百年之争。

结果如何呢?历史真相是最好的结论!

笔者这两项研究,都是与大跃进大饥荒密切相关的。简单地概括一下,就是不搞暴力土改,或是参照国民党退守台湾时,与大陆几乎是同步举行的和平土改,他们做到了政府、地主、缺地户三赢,不仅未死人,未引起社会动荡,而且尔后台湾的经济发展,乃至崛起为亚洲四小龙之首,有了坚实的农村基础。而暴力土改带来的,却是杀戮、血腥、经济大衰退,和严重的违法乱纪及社会不公平,直到大量饿死人!

所谓‘无为事件’已经过去近六十年了,在那场人祸大饥荒中,枉死的三十万幽灵,至今还在中华大地上游荡,还在用我们听不到的声音,呼唤着历史要还他们一个公道!我们编这本小书的目的,就是要还原‘无为事件’历史的真相,为的是汲取历史教训,不让悲剧重演!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早日实现民主宪政制度,一切权力归人民,把执政者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准他们胡作非为!

茆家升,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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