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反右开始时的一次内部讲话

现在拿起笔来说说半个世纪前的事,心里还是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

半个世纪前的自己和许多同学一样,内心洁净而单纯,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投身革命的热情。那时,对党的爱不含杂质,听党的话也真心实意。

整风鸣放开始以后,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群众论坛”里群情激昂,面对从未经历的事,我一下子懵了,感到有些心痛而迷茫。我支持三浩办起了《新今古奇观》,以章回小说的形式反映学校党委的问题,参加之祥筹建的“苦药社”的活动,觉得这也是为学校的整风尽了一点力。由“规规矩矩”而“乱说乱动”起来,于是“自行失足落水”,陷入更大的痛苦和迷茫。

就在《这是为什么》等社论发表不久,反右斗争开始之时,我很听话而糊糊涂涂地做了检查,还按要求疾言厉色地批判了苦药。由于组织处理要放在运动后期,我还暂时可以参加党员活动,所以有幸在一个阶梯教室里听到市委书记关于反右斗争的内部讲话录音。

今天,人们对于五七年的“阳谋”早已熟悉而又痛恨了,但在半个世纪前从市委书记嘴里听出这个意思却让我困惑不已。书记说起这场运动显得十分得意:过去一段时间大家经受大风大浪考验,看到听到许多反党言行,而中央没有采取行动,让大家在右派猖狂进攻中受到了巨大压力。其实,我们作为领导是心中有数的。我们鼓励右派大鸣大放,就怕他们不鸣不放,放的越彻底越好,等他们放够了,彻底暴露了,我们再反击。你们在基层,不知道中央的部署,日子不好过。我们却心中有数,就是要放手让右派表演!说到这儿,他禁不住朗声大笑起来。

这,就是“引蛇出洞”。蛇,尤其是毒蛇,总是让人害怕而又厌恶的。但是,一大批稚气未脱的大学生,思想活跃的年轻人,怎么一下子成了毒蛇呢?先把不太安分的学子视为毒蛇,再处心积虑地诱使他们“表演”,而后对他们实行专政,断送他们的未来。这不公道,也不厚道啊。

“阳谋”的本相慢慢清晰起来,根据伟大领袖二月份的讲话整理成的反右纲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略去了“要演《西厢记》,我只能演老夫人,周总理才是红娘”之类的调侃,凭空增添了辨别香花毒草六条标准的内容。鸣放时学校里成千上万张大字报也早有人拍成照片,放大八寸,塞入每个落水者的档案。今天看来,整风鸣放不过是一场“阳谋”的序幕。

“阳谋”之说证明了整风运动本身就是虚伪的。什么“这次整风,就是要批评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一个是主观主义,一个是官僚主义,还有一个是宗派主义。”“如果我们把作风整顿好了,我们在工作中间就更加主动,我们的本事就会更大,工作就会做得更好。”还有什么“打退右派分子的进攻,我们就可以好好坐下来整风了。”实际情况如何呢?整风过后大跃进中宣扬的“超英赶美”、“亩产万斤”不是主观主义么?反右倾时无视“野有饿殍”,高歌“三面红旗”,不是官僚主义么?文革时期硬把国家主席折磨致死,听任四人帮横行天下,不是宗派主义么?整风之后知识分子哑了喉咙,中华民族步入危机,这就是阳谋的后果。

反右时兴云和我被学校党委书记说成是“中文系的两个宝贝”。兴云戴上了右派的帽子,我则定为中右,从此控制使用。在迷茫中,我对党由虔诚转为疑惧,只好“远逝以自疏”,到了山高皇帝远的边疆,过上“辛苦而麻木”的生活。当我慢慢抚平创伤做出一些成绩的时候,文革来了。红卫兵“砸烂公检法”,公开了一些档案,我才知道自己一直是市公安局监督的对象。我的两个同事——一个曾当过几天土匪,作为灰色特勤;一个是市委干部的妻子,作为红色特勤——专门负责记录我的日常言行,每月一次秘密地向公安局书面汇报。这时,我像被冷水浇透一样,心都凉了。我该怎么办?我的路在哪里?“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我兢兢业业教书,规规矩矩做人,把青春、心血献给边疆的教育事业,还当了先进工作者,却仍被视为异类。

有人说:“过去我们做过不少错事、蠢事,其失败原因都可以归结在不近人情四字之上。”是啊,让我说什么好呢,“多情却被无情恼”,真的不近人情。

市委书记的讲话谈到了五五年的“肃反”运动。他说:右派鸣放中有人公然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翻案,提出要求公开审判胡风。我要说,我们不审判他,就是为了保住他的命;如果把他送上法庭,胡风只能枪毙!

两年前的肃反运动,我是作为一个“积极分子”参加了的。当时的武器就是人手一册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阅读经过精心编织的胡风等文化人私人通信里的片言只语,学习伟大领袖加上的让人心惊肉跳的按语,牢记“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的教导,从而展开对班内一些同学的“揭发批判”。什么“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相荫蔽着”,什么“用橡皮裹着钢丝鞭的战术”……统统轰在自己同学的头上。审查对象被彻底孤立,受到巨大的精神折磨,连吃饭、睡觉、如厕都要监视,校园里的紧张空气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一天夜里,我相邻寝室的常敬裳同学睡梦中忽然大叫一声跑下四楼直奔野外,惊醒的人们把他围堵在田野里。经过反复审查,他的出身、历史、社会关系、政治表现都没有一点问题,只是心中恐惧而已。这次“事件”过后,常敬裳面容枯槁,一直沉默着,就这样度过了整个大学时代。

在整风鸣放中,许多大字报使我怀疑了胡风集团的性质,认为曾被鲁迅赞为“有为青年”的胡风确实不应该是什么反革命,而且和同学说了自己的想法。反右开始后,害怕被人揭发,赶紧把这些想法写进了交代材料。市委书记的讲话也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胡风是反革命,只是强调了这个结论绝对不能动摇,这是个大是大非的政治立场问题。直到文革过后,胡风平反,他的难友纷纷写了许多辩诬的文章,他们指出五五年的“肃反”是“人为的、虚伪的、捏造的”,是一种“政治迫害,政治欺骗”。

历史是无情面的,她揭露出一个又一个阴谋、阳谋。“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曾经被宣扬成无比英明的政策,也使许多受害者为之感激涕零。当然,实际上抓也抓了,杀也杀了,这政策并未真正实行。而且,无视宪法,无视人权,无端把许多人打成“反革命”,却又来个“法外施恩”,以不杀来显示英明。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来称颂这“仁术”。

《诗》云:“巧言如簧,颜之厚矣”啊!

市委书记讲话里还特别说到了师大的整风运动。他说:在鸣放中师大多数党员表现是好的,和党同心同德,经受住了考验。不少群众也表现很好,中文系四年级就有一个同学,面对右派分子的围攻毒打,坚持真理,毫不动摇,勇敢地捍卫了党。他的表现比一些党员还好。

这番话让人摸不着头脑,我悄悄地问身边同学,但谁也不知道他说的是怎么一回事。真相是许多年后才一点点听到的,而且事件的起因仍有不同说法,只知道打人的叫严景煦,是从朝鲜战场归来的战士,在中文系二年级读书。事件的起因有几种说法,有的说是为了一个馒头,有的说是为了下棋,还有的说是为了争论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总之,是在同学之间经常都会发生的矛盾,即使动了手,也不过是年轻人的使气任性,总不至于扯上敌我矛盾的。

但是市委书记亲口裁定,严景煦理所当然地成了“反革命分子”,于是逮捕法办,判处十五年徒刑,送去劳动改造。他当然不服,坚持申诉,认罪态度自然是“恶劣”的。在劳改队里一个国民党军官成了他的“组长”,劳动时对他百般呵斥、辱骂,严景煦终于又按捺不住怒火,挥锹砍伤了那人的肩膀。这下惹了大祸,改判死缓,转到一个劳改煤矿去做苦力。很长时间里,他天不亮下井,天黑才收工,平时不许说话,不能看书,一直到文革结束才回师大“落实政策”,恢复了人的生活。一九八二年我到师大进修,很想看望这位素未谋面的同学。学校给了他一间平房,我去时门敞开着,却不见人影,室内一床、一桌、一椅,角落有一木笼,养着两只鸡——听说,他实在太寂寞,才想起养两只鸡,让自己的“家”里有一点声音,有一点活气。这时,他的知识大都忘记,就连说话都有困难。谁能料到经过朝鲜战场的腥风血雨,他成了一条硬汉;而阳谋之下的一场运动,却让他沦为一个死囚。

一场反右,多少人受尽磨难,多少人不幸夭折,民族脊梁被压弯,民主精神被摧残,这一段历史真的不能忘记!但是,五十年过去了,“反右”已经成为历史,在多数人心里早已淡忘。至今留下的只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伟大领袖的几篇宏文,以及一些高校史料中几句不痛不痒的“记录”。我真觉得这段历史正在被有意无意地淡化——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扼杀。

反右之后十年,市委书记也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经受了残酷的批斗,直到文革结束。

历史总难读懂,政治常是无情,半个世纪前的旧事时时萦绕在心,让人不免有浮生若梦、往事如烟之叹。我谨以这篇拉拉杂杂的文字默祷早逝的同学安息,祝愿幸存的同学平安。

周家驹,往事微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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