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岁老人口述:商城右派里我是最苦的一个

 

依娃 采访整理


受访者:吴德新,男,94岁,河南省商城县离休干部,1957年被划为右派。
采访时间:2018年9月6日
采访地点:河南省商城县县城吴德新家

前记:1958年至1962年饿死3600万人口的大饥荒已经过去六十年了,这场灾难的幸存者越来越少。今年夏天我去做“信阳事件”的采访,有幸得到一位朋友帮助,写下几个名单,说到河南的信阳地区商城县可以去找他们。其中有吴德新先生,当过右派,说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远远的就看见一个细高的老人站在马路边,令我担心他要过马路。我下了车,和他握手,称呼他:“吴伯伯!”老人说,已经坐在路边等了一会儿了,真让我内疚。

吴德新老人今年已经94岁了,身体硬朗,面色红润,不聋不背,特别健谈。他的妻子去年去世,目前孤单一人生活。房子有点凌乱,厅里一张麻将桌子就成了我的采访桌。开门见山,他就开始谈起了自己的右派生涯。我曾经采访过甘肃夹边沟的几位右派,对商城的右派境遇也自然非常感兴趣。反右可以说是打开大饥荒地狱之门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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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大街上,许多人都认识吴德新老人(右)。


一句话被打成右派,送到东方红水库劳动改造

俺叫吴德新,今年九十四,我是一九二五年出生的,就是咱商城县丰集镇油房店人。那是我老家,还有侄子在村里头,去年我还回去看看。我身体好,一般没有啥事。你看,我脸上也没有皱纹。我还能骑着摩托车满街跑,俺闺女不让俺骑,俺就偷着骑。她干涉我的生活,我也生气。

我上过中学,文化不是太高,写不了,不像人家能写的都写了自传,都出版了书、回忆录。很多老同志听了我的经历都很感动,都鼓励我把当右派的经历写出来,说我和我老婆苦了这么多年,写出来给大家看看,我也一直没有写,写不了。我的小孩也不是知识分子,也不给我写。

你问我为什么平反?划右派呀,反右呀!我是右派呀!商城全县划了八百多个右派呀,不是八百一十,就是八百零一个(注:这个数字待查)。那时候商城的干部不过一千多一些。我们这里有一个商城观庙的学校除了校长没有给划右派,其余的老师全部都是右派,以后给那学校起个外号叫“右派国”。那时候越划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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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年轻。

在划右派之前,我在商城县委工作,在巡视组,对商城各地我很熟悉。我的文化程度不怎么样?又不是知识分子,怎么会被划成右派呢?不要说我们,就是通讯员都被划成右派了。通讯员名字叫个杨玉堂,是我们区的通讯员。那时候商城有十二个区,他们是丰集一个大区。杨玉堂不认识字,没有文化,但是他的名字他是认得,其他字他都不认得。他在墙上一看“杨玉堂”,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名字写在标语上,他就问:“谁把我的名字写上了?干啥来?”。他以前当通讯员,后来也提干了。就打成右派了,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打成右派。

还有一个叫陈要武,不到十八岁,十七岁,高中还没有毕业,就划成右派了。他父亲是被镇压的,叫陈百良,是解放初期被镇压的,他划右派就是因为“历史根源”、“社会根源”。什么叫“社会根源”呢?你的父亲、母亲如果家里是地主、恶霸沾一点,那划右派的时候就跑不了了。实际上到下面想划就划了。陈要武能说会画,和我一起劳动。后来,陈要武喜欢一个姑娘,她也喜欢他。他给我说了,我就说:“你不能把房子修建在沙滩上,你是右派呀,人家出身好。”最后上面知道了,就把这个女的给开除了。劳教几年后陈要武回到家,父母亲都饿死了,平反以后才成的家,现在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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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右派合影:吴德新94岁,陈要武78岁。

还有一个叫卢惠民,是XX的副乡长,一划成右派就自杀了,他精神受不了呀。老婆离婚的,老婆自杀的都有。那时候县上是五人小组,县长、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公安局长,还有谁?我忘记了,商城打右派是以当时的县委书记王汉卿为主,打得可厉害。那不得了啊!

我被打成右派,在反右的最末期了。我最早在区上工作,搞杂务,干杂事。那时候的一个区现在划三、四个乡,我们那是个重点区,划的多。把我划成右派,罪状是捕风捉影,没有那回事,一点没有这么回事。我在汪桥当生产助理员,事情也比较多。划右派的时候省里来了个潘XX,原来是省里哪个厅当厅长,他下放到我们这里改造,也来摸摸底。刚开始,我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他们不理解。那时候乡下没有床铺,地下都铺着草铺,县委书记都住在草铺里头。有个支部书记姓李,叫李国金。他说:“吴德新,产量定得这么高,我们都吃的空头数字。”他当时心里不满,发了这么一句牢骚。当时产量亩产四百斤,上面定八百斤。那交完公粮,就没有粮食吃。那时候我不是住队嘛,他问我:“吴干事,产量定这么高,我们怎么办呢?我很着急呀。”我说:“你怕啥吗?没有吃的了,就去当兵。”他曲解了,他认为当兵是饿着肚子去,去要饭吃。我是上午休息坐着时候说的话,到下午我思想上就害怕了。我知道这个县委书记王汉卿以前当过我们区的干部,他的脾气大。

刚吃过午饭,下午一点的时候,通讯员就找我了,他说:“吴德新,王书记叫你到办公室说话。”我去了,王书记说:“老吴呀,我们在的汪桥地区是产粮区,你说没有吃的,你的思想没有解决好,你看怎么办?下午你在大会做检查。”实际上不是检查,就是批斗会。就是开我的批斗会,说我思想意识不好,我也没有机会反驳,人家不让我说话。那时候还没有把我划右派。

以后我被调到汪桥,后来了生病了,休息了几天,我回来上班了。想大家平时关系怪好,去坐坐说说话,到处没有人,一个人都没有。走了,都走了。等一下来了一个人,叫许玉元。用我们现在说不好听的话来说就是个二流子、流氓。他来了,从口袋里掏出来个纸条子,对我说:“老吴,你家是地主成份,你家还放过高利贷!”简直是胡说,我父亲去世早,母亲是一个寡妇,她织点布,维持生活,应该没有什么事情,但他说俺家放过高利贷。还有俺家是地主,说我们雇过长工,都是瞎编的。但我老婆娘家是大地主。我和这个人没有一起工作过,几乎不认识。后来开会的时候,他很积极,他说:“你这是什么思想?你这是右派!”下面的人就喊口号:“打倒右派,打倒右派,打倒吴德新!”就质问:“你是什么思想,你这个右派分子!”他揭发俺家雇佣长工——我们从来没有雇佣过长工。

俺家以前在潢川县住,俺父亲去世早,虽然划了个地主,和现在一般人都比不上,家里有四、五十亩地,因为俺家是地主,就把我划成右派了。那怎么办呢?他们当时这么说:“你是右派了,去改造,去铁佛寺水库劳动去。”当时叫东方红水库,让我去劳动改造。

幸运躲过东方红水库决堤,回家却遇饿死人的砍大锅

我去的时候,我姐姐说,你带上两个竹箕子,带上扁担,带去担土。她说:“弟弟,你去劳动,每次少担点,不要累着。”我不听她那个话,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生产助理员,让人家搞生产,我去了担的少,不是躲避劳动吗?我思想上是这么个想法,多干一些,表现好一些。后来就吃亏了,不到十天的时候,我的两个脚上都打的是水泡,疼得不能动了。我就去请假,怎么请假呢?先告诉小组长,然后告诉队长,又找到沈万山,是专门管理我们右派的领导。他是潢川要饭出身,没有文化,大字不识,他对右派非常厉害。我的脚疼,坚持不下来,在水库是黑白都做,白天做晚上做,你想,每天要做到晚上十二点才能休息,早晨天不亮五点多又要继续做。

住,水库下面有个沙滩,沙滩上搭些棚子就那么住。吃呢,也吃不饱,那时候怎么能吃饱呢?吃不饱谁敢说一句话呢?我给你随便举个例子,给我们吃的是碎米、糠加点菜就那么吃,有一个观庙的商业所的人,这个人姓蔡,他说了一句话:“这个像糊辣汤一样。”他这么说。这下好了,就有人说:“你说啥来?你下来下来。”他就下来了,人家问:“你刚才说啥了?农民吃的东西给你吃,你说是糊辣汤。打倒右派,打倒右派!”马上就给他开批斗会,让那些病号斗争他。

我想我这次病了,能好好休息一下也好。那好,沈万山一句话不说,马上把我揪出来,质问:“你的思想有什么问题?大右派。”让我继续干活,没有一点休息,我的身体就受不了。我想这样的情况下,我本来想好好修水库,水库修好了,我就能够摘帽。那种情况,我也不想摘帽了。我想申请回家,回家劳动,受群众管制。我回来也还是1957年。我走了还算走对了,为什么呢?是1960年5月18日下大雨,水库决开了,整个县城都被淹没了。如果我不走,也让水给淹死了。我们一起劳动的右派好些都被淹死了,城关的老百姓都淹死了,幼儿园的小孩都淹死了。幼儿园的院长杨玉慧才二十几岁,淹死的时候还牵着两个孩子,她逃出来了,又去救孩子淹死了。我给幼儿园送过柴火,认识啊!那可惨!

我走了,幸运,我没有被淹死。当时王汉卿和张连恫有一个五人小组,他们中间有些人就淹死了,到底淹死了多少右派,我也说不清楚,淹死好多,其中还有我认识的人。他们都在水库上劳动,住在一个院子里,都淹死了,只有少数调到其他地方劳动,没有被淹死。

我们在水库劳动,那是白劳动,啥也没有得,没有工资,那啥也不给。我申请回来,就成了农民了,当农民了,回家种田了,那怎么办呢?回来就遇到五九年,在家里就遇到“砍大锅”,就饿死人了。

五九年,我们这里叫“过粮食关”,我是在农村过的。我们商城叫“砍大锅”。当右派还多少有点吃的,我回去就跟着吃大锅饭,粮食收尽了,没有一点粮食。一个组有四个生产队,一起做饭一起吃。打饭用小罐打上,集体吃,有时候也可以提回家吃。那就没有什么可吃的,最后把人活活饿死了。我们村饿死的人可多,人饿死了没有棺材。我们村以前有三十多户,饿死一大半,男女小孩都有,那饿死的至少也有一百多人。人死多了,没有棺材,就用个绳子拉上拉出去,扔了就算完事。就是有棺材也弄不动,弄不动。

那饿死的人多,我大伯一家子——让我算算几个人: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他一家子饿死五个人,我大伯叫吴义雄,他的儿子、媳妇、孙子、孙媳妇都饿死了。

那人吃人呢!吃人肉呢!我都吃过!那时候哪有猪肉呢?我们回到湾里,人们说:“吃花肉汤!”就是人肉汤。人肉,有些还没有饿死的人,弄上人肉卖呢。那花肉汤就是人肉汤,那时候没有猪,到哪里去弄猪肉呢?那时候谁喂猪呢?没有一个喂猪,喂猪也是队里的。那不是人肉汤吗?那时候人饿极了,谁也不问也不管,拿上就吃了。吃了就吃了,没有人来问没有人管,谁管呢?

以后我走到潢川,到花子洞那里,我歇店。我害怕人家害我,因为我借了朋友一个车,拉些棉花去换布票,那时候布票贵呀,换回来能卖钱。我不敢睡太实,就听他们说话,一个男人说他吃人肉,他说:“男人肉没有女人肉肥,女人肉肥些,还有油,我已经吃过两个人了,才活下来。”他们说话,我没有睡着,就听见了。我不敢睡,害怕人家害我,把我车子抢去了。

吃食堂,家里有人饿死了,说没有死,他就能多打回一点饭,多吃一点。我们村有一个佃户叫陈乡里,都饿死了,把他放在竹子编的簸箕里,还说他没有死,他的小孩还去打饭吃,不给人说,隐瞒着。因为我们住一个湾,我知道。

我见过的死人多,我看见饿死的人最多了,因为我要收柴火,收上了以后用板车拉回去,拉到城里的棉籽社。早晨起来就看见路上有死人,那死人多了去了。我走的时候看人躺在路上,回来一看那人就光个身子,一条线都没有。那时候衣服也没有好衣服,没有穿的,就这都被扒光了。这样的我看得多。

我回去了,生活没有办法,就弄些柴火卖。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去送柴火,下着大雨,我有一个亲戚,对我说:“你不要走了,雨下这么大。”他要留我,我非要回去,我害怕我老婆担心,因为我有个身份在这里,害怕我出了什么事,所以我还是回去了。我一直坚持劳动,拉柴火,卖柴火,维持生活,所以我没有饿死。

到了63年,我逃跑了。在农村生活也生活不下去,成天斗争会斗争的不得了,成天没事找我的事情,让我交代,没有交代的就胡交代。人家说有的事情,我说没有也不行,说有也不行。把我拉到台子上批斗,那次数就多得没法数了。我看这样日子过不下去了,到了63年,我记得是8月14号坐车走的,我逃跑了,到了黑龙江,到一个金矿上找活干。我是右派了,家里人在家也呆不住,老婆孩子我都带上一起走,我当时就带了一个小姑娘。那一次俺出门可受罪了,没有户口,又没有什么钱。我走之前,找到一个老红军,叫杨泽佑,我给他偷着说了要走的话,向杨老红军借钱,因此他也受了处分。杨老红军他原来是师级干部,最后降成团级,团级又降连级,他气得把老婆带走了,离开了商城。俺俩关系很好,他借给我十块钱,那时候的十块前顶现在的两、三百块钱,或许还不止。

在老家被斗争呆不住,携妻带女逃荒黑龙江萝北

我们出门也没有粮票,也没有带吃的,一路买着吃。我记得我到哈尔滨,我们三个买个山毛头吃,一个五分钱,吃了以后就走到佳木斯,过了佳木斯就属于边境地区了,和苏联交界。那时候都要边民身分证,没有那个谁也走不掉。那个杨红军给我开的介绍信是公社的,河凤桥公社的,他给我写的,拿上这个介绍信一路都能用。但是到了那里不是公安部门的介绍信,就不行。就是县里写信都不行,必须是公安部门出具的才行。我就没有办法了,我要去找亲戚。在东北俺姐有一个亲戚,他在金矿工作,我就去投奔他。

这时候在佳木斯,我就走不掉了。遇到一个从安徽逃荒过来的人,是XX县的,叫吴满银,他生病了,走不了,他带着两个小女孩,抱着一个还牵着一个,孩子也生病了。他就把他的介绍信给我们,他的介绍信是公安局的介绍信,我要带着走。临走我们买了几个煎饼吃,又花了几块钱,那十块钱就花得差不多了。

在路上我们要住店,我们不敢说我们是右派,就说家里受灾了,没有饭吃。我们出来投奔亲戚,来混饭吃。我们说河南老家受灾了,没有饭吃。住旅社的时候那个会计是个女人,她就不登。等我们熟悉一些了,她就问:“你家里什么情况?”俺就说:“俺河南受灾了,没有办法了,听说东北这里好混些,有粮食吃来。”这个女人呢,给孩子做棉鞋,做那个猫头狮头棉鞋,她做不了。俺老伴说:“来来来,俺给你做。”俺老伴没有事做,也找点事情做,几天就给做好了。这个女人就同情我们,就说:“你住旅社,钱怎么付呢?我给你们找个闲房子,不要钱的。”我遇上了这样的好事。

这个会计的爱人是公安局的,能给帮上忙。她爱人找了一辆车,俺老婆个子很高,就给我们两口化妆,穿上一身军装,装成解放军,坐在司机楼里头,他们检查的时候,就说是他的亲戚。我要到金矿去,去筛沙子,淘金子。黑龙江萝北县已经到边境线了,我们跑到那里去,到那里去淘沙、淘黄金。

哎哟,人都不知道,淘沙淘金是最伤体力的活儿,不停地干,真的要累死了。但我心里干净了,不害怕了,没有人斗争我了。淘了一阵子沙,我又呆不住了,为什么人家行我不行呢?小李庄到太平沟四十里路,四十华里没有路,全部都是马车压出来的沟,四十里路没有一户人家。我去那里我最年轻,那些老头子都是七八十岁的,六十岁的都极少,数我最年轻。我去了就要干活要劳动,除了干活以外,那几家的水都是我一个人挑,给人家干活。可是我没有饿着,因为它距离苏联近,他们能说些苏联话。他们说:“你没有吃的,说给你一普子,两普子。”一普子是三十斤,两普子六十斤,那里的人还种一点地。他们都给我们粮食吃。

有一个书记,他家也有种地,他的叔叔姓刘,比我的年纪还大些,我还帮他干一些活。除了给那些老头干活以外,还给书记家干活。我老婆很可怜,那些老头子的衣服都是她给人家洗,都是她补,手不停的干,都是为了生活。这以后呢,为什么和书记搞糙了?书记拉来的萝卜,就是上面是青叶子,下面是萝卜,是从苏联拉过来的,不是中国种的。还有那个包心菜,比较耐寒能放,从苏联成马车的拉来,都往他自己家里拉。我小孩看着眼馋,他从来不给一点点。这就让我很生气。

我还去挖中药卖钱,挖党参,卖点钱。挖草药的人都知道,闻那个气味,闻到了就去挖。还有看那个土,非常黑非常松。但是那树林里的蚊子能吃人,我不停地打。以后我照镜子为什么我的眉毛没有了,就是蚊子一咬我狠狠一打,眉毛没有了。特别是热天,蚊子咬的满身满脸大包,又没有什么药可涂,就不停的拍,我一照镜子才知道眉毛没有了。我挖了党参,要搭那个书记的马车去卖。那时候我们把钱看得很重,想着什么时候能攒多少,什么时候能走,想有钱的时候就走。这个时候我就发了些牢骚,这个书记的母亲是苏联人,他爹是山东人,这个书记脾气很坏,大家背后都喊他“二毛子”。就是中苏混血儿,当然当着他的面不敢喊,都是背后喊。我说:“这个二毛子好狠呢!把我们当要饭的!”我和小孩去卖药四十块钱,他要收两块钱车钱。这么熟悉的人要什么费,我就说了这些牢骚话。

我当着工人的面说了这话,有人到他面前讨好,话就给他传过去了。他就问我,开始我不承认,我说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他就开始骂我,越骂越狠,他又是操娘又是操爹。他骂我的母亲我不生气呀?谁的母亲谁不心疼呢?我当时还是尽量忍住,在别人的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还继续骂,我就生气了,我就骂回去了,我也操,操回去了。我说:“你是什么东西?谁的党好谁的党坏?我们中国已经和你们苏联决裂了。”他拿个棍子就想打我,但没有打着我。那些老头子都爱护我,出来喊:“滚出去,滚出去!”让他下个台阶。那时候我才三十出头,身体还可以,这次算是退了。

有人对我说:“你怎么可以和书记做对呢?你以后怎么办呢?你逃荒要饭,是个盲流呀!”我想走,但是那些个老头不让走,老头们挑不动水,都是我挑,我老婆又给他们缝缝补补。这个书记撵不走我,最后他说:“你到赵新去,那里有个打鱼队,你去。种点豆子,再打点鱼,情况还比这里强。”这个书记嘴上说让我去赵庄,实际上是往公安局送,那个书记就让那个厂长送。

和书记闹翻萝北难混,携妻女回家乡一路波折

到了黑龙江XX泉,这个厂长把介绍信弄丢了,让我给捡到了。我一看不是把我往赵新送,是要公安局遣送我回原籍。那时候我可是着急了,我是右派,是自己逃跑的,如果送回商城就活不了了。这时候我想随便想个办法,我装病,幸亏我认识字,不认识字就麻烦了。就在苏联和赵兴的交界了,走到那里,我就想个办法,我就让我老婆装头疼,叫唤得不得了。那时候共产党也讲人道主义,把我老婆就送医院去了,我和小孩也去,一个人一天二两粮票,一块钱。可能还不到一块钱,那个钱我都没有花。吃饭怎么办呢?我们就到医院去,说河南来的,受灾了,我们随便吃。人家病号吃完的饭,剩下的我们就捡点随便吃吃。钱我们就装起来不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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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德新带我去拜访95岁老干部侯作群。

看情况差不多了,我就想找车走,我到公安局说:“河南省受灾,我老婆身体也不好,我也没有钱,你们把我们送回去。”那公安局他也明白,我也明白。我明白什么呢?这样回去合情合理。公安局的说:“莫慌,等你老婆病好了以后再走。”我老婆病好了,就要走了。但是我们的棉袄都破了,棉花套子都出来了。这样人看着不是会把我们当要饭的?我就扯了一些布,让裁缝做棉衣,又买双棉鞋,天气已经冷了。都准备好了,我说:“我们现在回。”

那时候往回送人,一次就送好几百,我想先到山东,再慢慢回商城。怎么敢直接回家呢?我给公安局的说:“送俺回。”公安局的说:“莫急,人聚多了一起送!”我们也没有什么行李,就一些破破烂烂的衣服,三口人住在旅社。但是旅社里面也有积极分子,我害怕有人汇报。有个人姓王,我说:“小王,我给你说个事情。”他说:“啥事?你说!”我说:“俺没有到山东玩过,山东有个趵突泉,听说是国民党的省长王寿国在那泉里题过字,我想到那里去看看。”我把伙食停了三天,让我把钱拿着。我也问清楚了,铁路从哪里走哪里走。那时候坐车,如果你定下时间走,就怕走不掉。我们就顺着铁路走,全家顺着铁路往前走。就这样逃掉了。我要回家,我们就往家的方向走……

我是1963年走的,1965年回来,我回来还不敢回家。我就到金寨县,那里有一个大户,姓吴,是一个大户人家,以前和蒋介石还是同班同学,俺们关系很好。我是上天无门下地无路,怎么办呢?他有工作,也没有划右派,我才敢到他家里去找他。我带着老婆孩子去找他,我们都姓吴,算是自己家人。他是个明白人,从来没有问过一句:“怎么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这么狼狈呢?”人家不问,我不说。人家如果问,我不能不说,不说对不住人家。我老婆给人家家洗洗衣服,照顾孩子,我也闲不住,给他们砍砍柴火。我们就一直在他们家里吃住。

以后,我们稍许混好一点了,我就到金寨拉架子车。单位知道我跑了,也不找我,我也不找它,那时候这事可不得了。以后我们慢慢有些钱了,因为我老婆学会做衣服了,什么男人女人的服装她都会做了。我一说,就在人家家呆不住了。我们后来就回到了商城。没有工作没有钱,又拉了多年板车。商城的右派,我受的罪最大,到黑龙江金矿差点丢了小命,拉板车到山里买不到东西吃,那个毛楂子籽、毛楂叶子揉一揉就吃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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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保存的平反书已经磨烂了。

到了七九年我就摘帽了,啥说法也没有,就说摘帽了,恢复工作了。这二十多年就没有赔偿,那啥都没有,没有一分钱。我摘帽的通知书还在,很简单,就写:“通知书,根据中发(1978)11号文件,经研究,于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五日摘掉吴德新的右派帽子,特此通知。中共商城县委摘帽工作小组领导办公室。一九七八年四月三十日。”我回来就在乡下工作,我离休已经将近三十年了。

老右派终于入党多年先进,患难妻子去年去世

商城划了这么多右派,后来我查档案都是假的,都没有什么实质问题。商城的右派,我受的罪最大。

我老婆名字叫夏靖花,她以前也教过书。俺俩感情可好,每年我过生日都照一个合影,我都题字。我老婆跟着我要饭,辛苦一辈子,陪了我一辈子,我想起来心里就很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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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右派丈夫辛苦一生的夏靖花2017年去世

去年她死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感觉。我天天去民康医院,我外甥女在医院工作,因此医生和护士对我们都很照顾。她从身上到臀部都烂坏了,我成天给她上药。两年这中她没有吃过一口饭,就是牛奶、蜂蜜养活着。那一天,我的姑娘做了些白鱼,我端到外面吃,我说这白鱼怪好的,我喂她一点。一块白鱼这么长,我弄成四小块,给她喂到嘴里头。当时我心里很难过,她把鱼吃了以后,把我的手拉到嘴里亲了一口,亲了一口以后她就擦眼泪。不到二十分钟,她就走了……她陪了我一辈子,我想起来心里很难过。

她的照片我供在那个屋里,天天我看着,说说话。她待人接物都很好。我被打成右派,她也没有抱怨过什么,她知道我自己压力大,很体贴我。俺俩从来没有因为钱因为生活困难有过什么,从来没有过,我们从来没有红过脸。我有多少工资,她从来没有问过这些话。俺家老岳母爱我比爱儿子好,如果我干活累了,她就喊:“他哥,你歇歇,别累着。”我还说:“人家是人!我不是人嘛?我怎么能不劳动呢?”她心疼我,但我当时说了不应该说的话。送别她那一天,政府对我也不错,乡长、书记、学校的校长,都送了花圈。临走的时候,也有汽车,十一辆汽车,还有一个大轿车,把她埋在老家,过清明什么的,有时候我就去看看她。

我大女儿都七十多了,还有一个小女儿,我还有孙子、孙女,他们现在都可好了。这个孙子在包工修路,这个考上了军校,但他喜欢教书,还有一个孙子,是博士后。这个俺不懂,他的老婆是法律博士。有一个孙子是副厅级,一个外孙女是副县级……如果我不平反,孩子们都上不去。

2006年,我才发展成共产党员,我为啥要入党呢?党给我平反了,我觉得共产党好,我就加入了。我以后年年都是先进个人,得可多奖状。俺都保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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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德新老人获得很多先进个人荣誉证书。

【后记】

94岁的吴德新老人说到因为被划成右派,携带全家逃荒到黑龙江萝北淘金,没有流泪,但谈到伴随了他一辈子的妻子时,忍不住流下老泪。我听得又感动又难过,他们一辈子颠沛流离,但是有着一份夫妻患难之情。之后我还在大街上一睹吴德新老人骑着小摩托车在大街上游逛的风采。虽然女儿、老友都奉劝他不要逞能,他总是一边答应,一边“偷偷摸摸”,可谓老顽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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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饿死光了,说那有啥用?”张畈老大娘说。

虽然老人怀揣着救心丸带着我在商城采访人数已经不多的右派,但他内心也有担忧和不安,他说:“俺都没有给我的女儿、女婿说,共产党喜欢听好好话,说反右、饿死人它也会不高兴。”离开商城的时候,我给老人送去一盆君子兰,给他鼓劲儿:“吴伯伯,好好保重,明年我再来,来看你,看看这盆君子兰长多大了。”

匆匆整理出这篇采访,希望吴德新老人能够看到,多少有所慰藉。

(照片均为依娃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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