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突破困局的三个关键词——刘宁荣教授在港大开学典礼的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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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宁荣教授,Prof. LIU, N.R.
香港大学SPACE学院常务副院长(商学及中国发展)
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执行院长


开学典礼致辞全文(2018年9月)

欢迎来到香港大学,今天的开学典礼是大家在港大ICB学习旅程的第一天。刚才你们已经在校史介绍中了解到香港大学的历史,以及香港大学SPACE学院在香港知识经济转型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基于同样的理念,2010年,我们正式成立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目前,学员已经超过一万人,仅上学年我们的新学员就有近两千人。

每次开学典礼进行主题演讲,我总是在前一晚构思第二天要讲什么。昨晚到今早,我一直在等待一只鞋子落地,但到了现在这只鞋子还未掉下来。这就是美国政府会不会对中国的两千亿出口提高关税。毫无疑问,中国将会采取报复措施。这对全球经济格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所以一整晚我都处于忐忑不安的状态。目前还没有最新消息,而股市一片惨淡。所以今天的开学典礼,我演讲的主题就是“困局”。

从历史中找寻困局成因

今天中美之间正在发生的贸易冲突,导致中美关系以及全球关系发生剧烈变化。那么困局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上星期天,我在脸书上偶然看到一个消息,是关于2017年上任的美国总统特使、东亚事务特别助理、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东亚事务的高级主任。我发觉名字和照片都很熟悉,原来他就是我当年在美国的同行朋友 Matt Pottinger,中文名字是博明。

1997年,我在美国就认识他,是个对中国充满感情而且非常友善的年轻人,在华盛顿我们一起参加派对、聊天、聚会。后来他到香港和内地担任路透社及《华尔街日报》记者,我也到港大任教,所以也常常见面。

1999年到2005年,他在香港、内地做过很多采访,但因为他所做的报道,他在北京星巴克被打,也因调查腐败的报道,被人追打和包围,并被逼迫把采访资料撕掉冲到马桶里。

2004年,我到他北京外交公寓的家参加聚会,与他最后一次见面,从此没有再联系。原来在2005年,他离开北京去了伊拉克,后来又去了阿富汗。他决定弃笔从戎,30多岁时加入海军陆战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他在阿富汗,认识了特朗普最早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弗林,虽然弗林因“通俄门”事件下台,但特朗普将博明留下来。博明毕业于麻省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他上大学时选择学习中文,一个非常冷门的学科。这代表他的家境富裕,因为不需为未来职业或财富太过忧虑。

美国有不少像博明这样的人,他们大多在中国经济腾飞的时候来到中国,如今这样的一代人回到美国,并在美国发生不小的影响力。在中美两国首脑的会晤中,博明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也代表特朗普参加过一带一路在北京的会议。

博明离开中国的时候曾说过,他为什么离开中国?而他为什么会加入美国陆战队?因为六年的中国经历,使得他更加爱国。他觉得像他这样的西方人在中国都有被殴打的遭遇,那普通的中国人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境遇?就是这样一个在中国有过这样经历的人,现在是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掌门人。

同样,澳大利亚刚刚下台的总理特恩布尔,他的顾问曾是《Sydney Morning Herald》(《悉尼先驱晨报》)驻京记者高安西(John Garnaut)。 他和博明在中国有类似不愉快的经历,他觉得中国过去十几年经济发展了,但政治上出现退步,成为更加集权的国家,而他同样主导澳大利亚的中国政策。在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这些过去十多年曾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这群人,他们在中国不算愉快的经历以及他们对中国不很正面的看法,开始影响到美国及西方政府的对华政策。

再往前,因为我曾做过记者,和不少当年在北京的外国驻京记者相识,CNN的齐迈克(Mike Chinoy)80、90年代是驻北京的记者。他第一次去中国,是70年代尼克松访华时。他对中国充满了浪漫情怀,直到1989年,浪漫情怀才破灭。

他最近在南加州大学工作,参与制作了一部纪录片《采访中国》《Assignment China》,记录了上世纪40年代开始,美国西方记者在中国的经历。这是一部不错的片子,你们有机会可以看一下。

时间再早一点,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出生在青岛,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李洁明之后的驻华大使芮效俭,出生在南京,父亲是美国教会学校金陵大学的老师。再之前的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1949年回到美国之后,他还因亲中立场受排挤,去世时中美对峙,他也是中国不受欢迎的人,却留下遗言,一定要埋葬在他曾经担任校长的燕京大学校园内。这个遗愿虽然没有实现,最终他得以埋葬在出生地杭州。

为何我给大家讲这些故事?如今美国及西方一群掌管中国政策的人,对中国的看法和认知,和他们的前辈们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他们不再像司徒雷登那一代的美国人,出生在中国,对中国贫穷百姓充满了同情心,从心底里想帮助中国;也不像80年代的西方记者们,对中国充满了浪漫情怀。而是像博明,在中国经历了很不愉快经历,看到了在中国崛起之后,反而出现了许多不公、不义的现象,甚至觉得中国经济崛起之后反而在许多方面退步了。这在学者中间也是如此,我在华盛顿时经常采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他对中国看法的变化就是一个明证,他曾经非常看好中国的发展趋势。

如今,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在许多议题上意见相持不下、立场南辕北辙。只有在中国这个问题上意见一致,在遏制中国这个问题上没有不同立场。

那么这种变化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如果只是聚焦2018年发生的事件,大家可能会觉得中美之间似乎突然之间变成仇敌,而不久前我们还提到要建立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呢!其实这不是短短半年至一年才出现的问题,也不是特朗普上台之后才发生的。

在特朗普与希拉里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中国还以为商人出身的他比较容易打交道,不像希拉里老拿中国的民主和人权说事。

如今面对特朗普入主白宫又怎么样呢?所以这不是总统个人的问题。中美之间存在的问题不单单是特朗普本身的立场,这个问题要追踪到十年前,而变化的起点是2008年,那时北京奥运会刚刚结束,某种意义上是中国非常辉煌的一刻。但在西方看来,中国的政策随之发生变化,开始倒退,政治上明显收紧。

而经济上又发生了什么变化?2008年、2009年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但只有一个国家安然无恙,那就是中国。中国不仅安然无恙,而且发生了经济腾飞。

美国人开始以不同的心态看待中国,而且感到紧张,这是一种心理上的紧张。美国人认为中国与美国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什么?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对市场的保护。

来自纽约大学的伊恩·布兰默,两年前他被邀请到北京,他就公开表示,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竞争会影响全球民主发展,甚至使得中国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更受欢迎。他是一位政治学者,专注美国外交政策与全球政治风险,还是一家办公室遍布全球的政治风险与顾问公司的创始人。

而哈佛大学著名的经济学和经济史教授、来自英国的尼尔·弗格森表示,在自由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竞争中,美国必将一败涂地。他早在金融危机过后就说,“今天的世界看起来不同以往,现在的金融危机似乎证明,自由资本主义站立在怎样的泥足之上。华尔街崩溃,似乎唯一成功应对其连锁效应的就是中国政府控制的经济。”所以在美国和西方至今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他们认为中国权力与市场相不分离的政策,使得美国及西方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

所以中美之间的战略矛盾,并不是始于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 而是在政治层面与经济层面,美国人发现原来的期望一一落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并没有朝着更加宽松、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发展。中国经济发展之后,也没有朝更加民主的方向转变,或者简单说,变得更像他们那样的人。这就是他们的认知,不管我们同意不同意,这一点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矛盾,也是困局发生的根本原因。

特朗普的班子里面对中国持鸽派立场的,除了华尔街出身的财政部长已经荡然无存。他任命的国家贸易委员会顾问纳瓦罗,已经写了三部关于中国的著作,《致命中国》、《卧虎》、《中美必将发生的经济战争》。而纳瓦罗现今主宰着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所以可想而知,要摆脱中美之间的困局是何等之难?

除此之外,现今还有一个热点,那就是南海,美国看到中国在南海军事部署上的变化。当然对中国来讲,南海是决定未来发展的巨大战略要地。如果无法控制南海,无疑会影响中国的战略布局,所以这方面也对美国产生了巨大冲击。

所以中美之间的竞争不是仅仅在贸易领域的纷争和竞争,在哈佛执教50多年,曾担任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的埃里森教授,去年出版新著《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逃避修昔底德陷阱吗?》,即刻引起了大家的注目。但我去年带同学去华盛顿拜访国会、国务院、国防部,以及当地的一些智库,提到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保守人士就攻击那是曾经对中国抱有幻想的一群知识分子,又一次单相思。在他们看来,中美之间就是一种竞争关系。

困局背后的认知偏差成因

我们今天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自问这个困局为什么会发生?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的判断为何会发生误差?为什么会出现严重的认知偏差?回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政策制定的系统到底出现了什么差错?美国各派能在中国问题上发生如此大的逆转和采取如此一致的立场,在某种意义上讲,这和美国对中国的忧虑有关。2018年,中国的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点让美国人更加恐慌。因此美国不管是左派、右派、中间派,在看待中国时都觉得中国在政治上出现更大的转向和倒退,所有的派别都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中国的威胁,因此他们自然把中国当成非常可怕的敌手来看待。

但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并未觉察到这个变化。我们今天回头去看这个问题,我们一定会问为什么会出现认知上的偏差以及判断上的偏差。我们还像过去那样以为,通过建立个人关系就可以搞惦中美关系。这包括两国元首在特朗普庄园的会晤,特朗普访问中国并给与极高的待遇,就以为一切都很顺利。高枕无忧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美国这个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向,这就是认知问题。

有传言被尊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就是美国“新三国演义”的战略制定者。何为“三国演义”?1971年,基辛格初访中国,开始了联华制苏的战略,“三国演义”改变了当时的世界格局,最终导致苏联倒台。“新三国演义”却是美俄联手制华。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美国对中国在认知上已经发生重大的“范式转移”。

所以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样的困局?我想我没有答案。因为我给出的答案不断被自己推翻。

但是有几样东西我很坚信。

我想国家的发展必须有赖于民众的参与,必须让不同的声音在决策中都可以听到,因为一个好的制度远胜过一个开明的君主。1799年乾隆皇帝离世的时候,给嘉庆皇帝留下了辉煌的大清帝国,还有一位他重用的且能干的大臣和珅。但他却是中国第一贪官,他收敛的钱财相当于当时大清王朝十年的国库收入。乾隆帝死后仅十五天,和珅就被嘉庆皇帝赐死。同一年,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去世,他离开人世的时候,他不仅留下了“独立宣言”,而且留下了一部确保美国民众自由的“美国宪法”,以及留下一个民主的政体而非专制的王朝。所以我想从历史里面去寻找答案,我觉得一人独尊的天下,不应该也没有办法去解决中国面对的困境。

过去40年中,我们陷入过不少困境,但只要勇敢探索就会有突破。当年朱镕基上台,也面临很多困境,国库收入下滑,国有企业倒闭。国有企业改革,尤其是纺织业的改革,当时也是困难重重。80、90年代,中国出口都是依赖纺织业。那个时候纺织业改革压力很大,后来中国纺织业基本私有化了,但并没有对这个行业产生负面影响。

当然当年的国企改革也有问题,如在中国东部,约50% 民企就属于国企改制而来,出现了国有资产被不当转移和低价变卖等问题。然而这样的转变着实解决了很多问题,让企业真正市场化,并更好地发挥中国企业家的自主性跟创造性。

我最近与不少企业家聊天,听到和看到的积极信息不多,听到和看到的悲观信息太多。我强烈感觉到,改革开放40年来,除了1989年,中国内地正弥漫一股非常强烈的忧虑情绪。很多企业家说,我只能选择离开。

如果说没有办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这个制度不仅可以保护每一个人的自由与尊严,而且确保每一个企业发展的潜能和长远规划,那要解决我们目前所面对的困局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答案,我只能从历史角度跟大家分享,制度的建立比任何其它东西都重要。

在过去十几年的发展当中,我们很纠结,这体现在很多方面,如集体领导和个人威权之间的关系,国退民进与民进国退,计划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创新与复制之间的关系。美国认为我们是抄袭和复制他们,甚至窃取他们的知识产权。

但不管美国人怎么说,对于中国人来讲,我们今天面临这样的困局,我们要找到出路,我们绝不可以自闭,绝不可以自畏,我们要有自信,但不是盲目的自信。

所以第三点,我们不可以自闭。过去十多年当中,我们是否过于自信了?因为过于自信,反而产生自闭,觉得可以和外界隔绝,这也是另一种变相的、以为可以关起门来发展的模式。

其实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了,我们在这个网络世界里依旧是与外界绝缘的。所以我们有时信心爆满,因为我们无法全面了解他人,我们的国民也无法全面了解这个世界。其实我们到底又有多大的竞争力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的企业还未真正经受国际上的竞争,因为我们的市场是受到保护的,也正因为这样我们依然无法和国际接轨,在许多问题上我们没有和别人可通用的“语言”。

所以如果给今天的困局找答案的话,另一个答案就是我们必须更加开放。因为只有更加开放,我们才有可能将中国融入整个世界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当中。

但我们到今天还没有办法真正融进世界经济体系当中,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被承认是市场经济。我们没有办法融入全球政治秩序体系当中,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无法被人认同。所以美国发起围剿的时候,我们去德国和日本,强调我们都是全球化积极的倡导者,想联合他们一起来对付这个孤立主义者,但那是不现实的。

我们不是德国和日本的哥们,德国和美国才是哥们,美国和日本才是哥们。所以我们必须融入这样的政治跟经济体系中去,实际上过去40年中,中国并没有企图去推翻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我们只是希望对现今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做一点小改动,不要对我们这个后来者不公平。

而这样小修小补进行改动有一个前提,我们必须要接受一个全球都认同的价值观,这样才能将这个现存的体系变得对我们自己更加有利。

突破困局的三个关键词

那应对困局我想三个方面很重要,而今天是开学第一课,我想给大家分享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首先我们必须凝视自我
我们是不是过分的自卑或者是过分的自傲?过去十多年的快速发展,确实让一些国人忘乎所以,什么“厉害了,我的国!”就是最好的证明。但中兴事件有如当头一棒,真正让我们梦醒过来。

过去十多年我不停地重复,不要因为看到美国的城市没有多大的变化,美国表面上没有多大变化就以为美国已经走下坡路。其实最重要的是去看不明显的事物,因为真正驱动变化的就是肉眼不易看到的东西,这就有如海平面下见不到的冰山最有可能摧毁你的巨轮。

旧金山可能十年未变,但硅谷所涌动的变革和创新不仅改变美国而且改变全球,而这真不是你的肉眼容易看得到的。所以我们是否因为自卑才自信爆棚。

正如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所言,有时候人过分自信,其实是一种自卑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要告别过分自信,但也绝对不能自闭、也不能自畏、更不能自慰。凝视自我,这是第一个关键词。

第二个关键词,另类思维。

如何从目前的困局中走出来,我们必须对我们的问题的解决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如果中国的发展永远都是以同样的方式,而不接受新的发展方式,我们就不会有今天。

1978年,邓小平给中国提供了另一个思维和另一个答案,这给中国带来全新的前景。安徽小岗村的18个农民用生命冒险画押,实行包产到户,才有了后来的农村改革。1992年,邓小平来到深圳,如果不是他一再强调不要争论姓社与姓资,哪有今日的中国?!

我们回首过去所发生的这些历史大事件,今天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那个时刻,能够打破惯性思维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凝视自我之后,我们能不能有不同的思维和角度去看问题,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另类方案?

所以我非常希望,当你们来到港大ICB,借助这样一个机会,重新审视自己,凝视自我。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有没有可能有一种不同的思维。不管以前我们做事的方式与思考的方式怎样,我们能不能尝试别的方式。我希望大家在港大ICB能有这样的学习收获,就是获取不同的视野,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第三个关键词,逆境突破。

越在逆境当中,越可能有新的突破。过去四十年,我们碰到过多次逆境,而且最终都顺利地度过了。比如1989年之后,邓小平的政策使得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得以缓和,摆脱了孤立。当然有时运气也很重要,小布什上台之后,准备将中国作为最大的敌手,正逢基地组织活动猖獗,发生了911事件。于是美国将中国作为竞争对手的时间,至少顺延了十几年,给了中国宝贵的发展机会。这段发展时间非常宝贵,所以到了2013年中国才有底气表示要和美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

但在目前的困局之下,我们如何才能够找到逆境突破的方法?我们在突破逆境当中,必须强壮自己的身体,那就是必须让大家看到制度建设的前景。如果没有好的制度,多少贤能之士都无法确保中国可以有长久的竞争力。只有建立公平、公正和透明的制度,才能给大家带来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安全感。

昨天亚马逊网站上有一本畅销书,《华盛顿邮报》资深调查记者Bob Woodward(伍德沃德)的新书《Fea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恐惧:特朗普在白宫)。

这本书透露了特朗普的白宫,不少政府高官都生活在恐惧中。在恐惧的环境中生活,是不可能有前景的。所以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没有恐惧,不会因我有不同观点而遭到报复,不会因我有不同立场而遭到报复,这一点很重要。所以逆境突围非常重要,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我们不能生活在恐惧当中。所以如何在逆境中找到方向,给我们的国家找到新的前景?这有赖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思考和探索。实际上,逆境常常给了我们重新思考和行动的机会。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一个人的成功,IQ的高低只占20%,而EQ和AQ(逆商)则高达80%,

自我凝视强调重新审视自己,另类思维有助走出旧有模式,逆境突破在于加强内在定力。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朋友,来到港大ICB,不仅仅是来学习商业管理的知识。如何将管理知识应用到你企业的管理中固然重要,如何创新地寻找突破更加重要。而最终如何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与国家则至关重要,这是在座的每一个人的责任,千万不要看轻这样一份责任。谢谢大家!

刘宁荣,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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