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狂人們”展現理想的國民性

——在“新中國”的鐵屋裡勇敢吶喊的“狂人們”(上)

 

宋永毅

 

【編者按:本文係作者為其主編的《文革中公民異議文獻檔案匯編》(上下冊)一書所撰寫的序言《在“新中國”的鐵屋裡勇敢吶喊的“狂人們”》。該書由國史出版社出版電子版,《明鏡月刊》經授權刊登,文中小標題為該刊編者所加。文章較長,明鏡網分成兩篇於今明兩天刊出。】

1917年初,在北京高師國文部任教授的錢玄同就開始給《新青年》雜誌投稿,積極支持文學革命。不久,他就成為《新青年》的編輯之一,並千方百計為該雜誌尋求合適、優秀的撰稿人。一次,錢玄同興沖沖來到他留日時的朋友周樹人的住處來動員他寫啟蒙大眾的文章。當時周樹人正處於報國無門、救民無法的極端苦悶之中。錢玄同建議說:“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周樹人說:“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麽?”錢玄同爭辯說:“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注1)這句話打動了周樹人的心,使他走出隱默,終於動筆寫了抨擊吃人的舊禮教的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發表在《新青年》1918年4月號上,署名“魯迅”。從此,魯迅一發而不可收,小說、雜文等作品不斷,在同舊世界的鬥爭中,衝鋒陷陣,所向披靡,成為一名舊禮教鐵屋子裡的最勇敢的吶喊“狂人”。

和魯迅一樣,在這本近50萬字的文革異議者文獻裡的近70名作者和先驅者,也是在中國鐵屋子裡勇敢吶喊的“狂人”。

 

国史文革异议文献封面上
宋永毅编著《文革中公民異議文獻檔案匯編》。(國史出版社出版)

 

環境更嚴酷,異議更珍貴

和魯迅不同的是:他們大都是小人物,生前非但並沒有魯迅作為一代文豪的赫赫名聲,甚至還因為是思想超前的“狂人”而深陷眾叛親離的困境(如顧準晚年)。然而,“新中國”——尤其是文革時期的鐵屋子,要比舊禮教的鐵屋子何止黑暗和殘忍成百上千倍。魯迅雖然在報刊上發表了上百萬字針砭時弊的文字,但是他從沒有因此而遭受到北洋軍閥和民國政府的通緝、監禁,更不用說殺戮。而文革中的異議者們,僅因為在書信、日記、甚至在“向黨交心會”上的剖白(如張志新)或寫給男/女朋友的情書(如李九蓮和王申酉),就導致殺身之禍。僅就被執行死刑而言,這些異議者的遭遇在中國數千年的執法史上也是最黑暗的一頁。在中國千年的皇權體制下,死刑犯在臨刑前被遊街示衆,但衙役們從不阻止“老子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之類阿Q式的口號,以尊重死者最後生命的宣洩。而張志新、李九蓮、陸蘭秀等人在執行死刑前均被先割斷喉管,或用竹籤把下顎和舌頭刺穿成一體,或被脫去下頜,口中塞滿布條,以防止他們呼喊“反動口號”。更有甚者,和李九蓮同案的女反革命犯鍾海源在臨刑前還被政府殘暴地活體取腎,去為一名共產黨的高幹子女延續生命。因為魯迅從未經歷牢獄之災,我們無法也不應冒然揣測他如何直面死亡,但是本書中絕大多數的異議者,都表現出了重信仰輕生死的大義凜然。這裡僅舉兩例以示之:

其一,是1940年入黨的中共女幹部、原蘇州市圖書館副館長陸蘭秀,被殺害前四天的最後審訊紀錄中的一段,時間是1970年6月30日下午。

【問:你為什麽要文化大革命快點結束?
陸:因為反面教育太多了,大家不能理解。文革已經4年多,可以結束了。
問:你寫要求:黨中央“放下屠刀”是什麽意思?
陸:我寫的是向真理投降的意思。我死而無怨。人總有一死。(注2)

其二,是湖南湘西妹子丁祖曉因散發反對毛的個人崇拜的傳單而被殺前,有這樣一段記述:

1970年5月3日,在覆核材料的最後一場審訊中,經過10個月關押的丁祖曉,臉色有些蒼白,但依舊顯得十分莊重。她知道自己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就抓住這個機會,慷慨陳詞:“我始終認為忠應該忠於人民,忠於祖國,忠於真理。不應該忠於哪個人。現在提倡的‘忠’字,是搞個人崇拜,是搞奴隸主義!”

5月5日,辦案人員向她宣讀完死刑判決書後問道:“丁祖曉,聽清楚沒有?”她堅毅地高聲回答:“聽清了!”然後返身進入牢房,堅決拒絕了在回執上簽名按手印。
5月8日,無產階級的子彈,射殺了無產階級自己的好女兒丁祖曉。同一天,她的同學李啟順也遭到槍殺,她的姐姐丁祖霞被判刑20年,17歲的李啟才判刑10年。(注3)】


陸蘭秀

 

他們體現了理想的國民性

五四以來,魯迅等人就一直致力於對中華民族國民性問題的研究。國人的麻木、自私、冷漠、犬儒等等負面的特徵得到了深入揭露,魯迅的著名小說《阿Q正傳》中的主角,正是國民性的化身。不幸的是,這些關於“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知識份子群痛徹心扉的探討,對今天的中國人的國民性依然適用。但是,這些探討也忽略了問題的另外一個方面:中國人中不僅自古以來就有為民請命而不惜殺身成仁之士,在文革這樣的最黑暗年代,也還有成百上千的異議者,在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鐵屋子裡發出勇敢的吶喊。他們所表現出來的無畏、奉獻、理性,不正是自魯迅以降的前輩們孜孜以求的完美的國民性嗎?

可見,問題並不在於國人缺乏這些寶貴的品格,而是在於這些美好的品格沒有機會發揚光大。當這些異議者們被當權者最迅速和殘忍地殺害,死後還要被當權者不惜代價地掩蓋其聲音和思想時,自然就使他們無法發出榜樣力量無窮的“正能量”。改造國民性的過程如逆水行舟,既然缺乏燈塔的指引和改造的動力,我們整個民族當然只能浸濡於鐵屋子裡的墮落和昏睡之中了。而本書的目的之一,也正是要重新點燃這些先驅者以生命鑄成的燈塔,有助於喚醒至今還在“新中國”的鐵屋子裡昏睡的民族。

文革中“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思想先驅者當然絕不止收入本書中的幾十位。文革結束後,公安部直屬的群眾出版社出版過《為真理而鬥爭的人們》(1979年),《黨和人民的好兒女》(1979年)和《劃破夜幕的隕星》(1981年)等書,就報導了78位在文革中因“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而奮起反抗的先驅,其中20人被迫害致死。但或限於篇幅,或因為原始報導過於簡單,使我們無法全部收入。在此也作一遺憾的說明。

 

異端思潮和公民異議的異同

顧名思義,“思潮”就是一種群體性的流行行為,而“異議”則可能是個體性的。

1996年8月,當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異端思潮”一文中提出“異端思潮”的概念時,曾把它們定位為:(1)它們是“文革中,被毛澤東及其中央文革、各級革委會公開批判過‘左’的或‘右’的反動思潮”;(2)“這些思潮不僅在政治上表現為矛頭直指或公開炮打中央文革、林彪、周恩來乃至毛澤東等中共最主要領導人和整個社會體制,在流行程度上更具有極大的廣泛性與群眾性”。(注4)換言之,異端思潮無論在其發端和湮滅時,均有一時一定的公開性和群眾性。作者中不少還是文革中合法的群眾組織的頭頭(如北京地院東方紅的朱成昭)或思想家和代言人(如湖南省無聯的楊曦光、湖北決派的魯禮安和清華四一四的周泉纓等人)。

不同於流行一時的異端思潮,本書中的異議文獻,更多的是表現了作者思想的個體性和隱蔽性。

這在兩種文獻的表現形式上也常常涇渭分明。前者常常取公開的大字報和傳單的形式,而後者卻常常採取匿名的傳單、信件甚至口號標語的形式。其他的一些公民異議的形式,如上書、日記、私人通訊和獄中手稿等也更帶有明顯的個人化的性質。

公民異議採用上述形式,當然主要是由它們在思想程度上的尖銳性所決定的。如果說遇羅克的《出身論》至少在表面上是為了恢復中共的“重在表現”的階級政策,因而還可以用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手法來追求出身問題上的平等和人權,那麽劉文輝的“駁文化大革命十六條”恐怕只能走散發匿名傳單的反抗之路。例如,劉在他的文章中這樣批駁了中共的整個階級鬥爭的理論和毛澤東思想體系:

【第五條:堅決反對毛的階級鬥爭路線,反對毛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謬論。階級鬥爭是毛一貫惡性報復、奴役人民的手段,所謂“文化大革命重點是整頓黨內走資派”是個幌子騙局,毛實質是要清除黨內異己,進一步打擊中國知識分子獨立思考的精神。

第十六條:“毛澤東思想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行動指南”是謬論。新中國的誕生是因為毛澤東高舉了民主自由平等的新民主主義大旗,所以人民才擁護他,結果他卻欺騙人民,執政後毛搞的是獨裁專制,推行的是愚民政策。

“毛澤東這位暴君,正在孤注一擲、冒天下之大不韙、玩弄億萬性命、拼其‘偉大理想’之實現。毛強奸民意,瘋狂迫害民眾。文革持續時間越長,給中華民族與人民帶來災難就越大。全體人民要看清與認識他,要起來抵制這場倒退歷史的政治運動”。(注5)】

劉文輝的匿名傳單寫於1966年9月,當時文革的綱領《十六條》剛剛頒布一個月,全中國90%以上的“人民”對文革還是衷心擁護的。而劉文輝不僅公開地站在毛澤東的對立面,還同時站在了幾乎全中國人的對立面,實為眾醉獨醒。如此超前的思想和先知,是絕對無法如遇羅克等人那樣,先組織一個“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公開地創辦發行一份《中學文革報》,來宣傳他反毛和整個文革思想體系的石破天驚的主張的。如果不採取匿名傳單的形式來自我保護,即便不被公安機關逮捕殺害,也極可能在成千上萬“革命群眾”的群體暴力中喪生。


李九蓮塑像

 

匿名信和實名信

在異端思潮的流行中,很少有直接批評指責毛澤東的文獻。之所以如此,一是因為思想局限;二是直接違犯文革的“法律”;三是即便有人意識到毛的錯誤,直接批評便無法廣泛傳播。1967年1月13日,中共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公安六條)中已經規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以攻擊污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

這樣,也迫使異議者們常常採取匿名信的形式來直接批評,哪怕這些批評完全出於善良的動機。比如,原新疆哈密鐵路分局水電段經濟計劃員忻元華認爲領袖和黨犯下個人崇拜、個人迷信的錯誤,不能正確地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決然上書毛澤東。從1967年2月至6月,他先後給毛澤東及其他中央領導和全國48家報刊,投寄了9封匿名信。他在信中寫道:

【難道偉大的毛澤東思想不是黨和人民在集體奮鬥中誕生而僅僅是您一個人自己的天才創造嗎?難道您的光輝著作中的光輝思想只用於改造別人,而不適用於改造和約束自己嗎?難道你真的自信到連自己周圍的最親密的戰友們也不堪信任了嗎?難道您真的忘記了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這個偉大的真理嗎?】

儘管忻元華的信中充滿了赤子之心的善意,他卻還是被逮捕了。1970年5月30日上午,當局對他進行了最後一次審訊,忻元華最後的話是:“我給毛主席寫信提意見是正確的,你們認為我是現行反革命是錯誤的!誰是誰非,歷史將會做出正確的結論!”之後,獄方立即把他綁赴公判大會,在大會上宣布:“忻元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死不改悔,反動氣焰囂張,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他就義時年僅37歲。(注6)

一方面可能是出於對領袖的愛戴,不想把對毛的批評公開化;另一方面,也可能因為《公安六條》裡規定“反革命匿名信”是犯法的,許多的異議者採取了寫給毛澤東私人的、但坦誠署上自己真名的“上書”形式。這些信件無一不充滿善意,完全符合毛自己一再倡導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黨群關係的民主原則。

如收在本書中的傅世安兩致毛澤東的萬言書(1966年7月15日、1967年2月),王容芬上毛澤東書(1966年9月24日),胡全林關於林彪“頂峰論”、幹部和中國共產黨章程問題三上毛澤東書(1966年11月—1970年12月26日),蕭瑞怡上毛澤東書(1968年5、6月),王若水就批林是反“左”還是反右給毛澤東的信(1972年12月4日),朱錦多關於張春橋、江青等人問題兩次上毛澤東書(1975年8月3日、1975年8月26日),劉冰等人就遲群、謝靜宜問題上書毛主席的兩封信(1975年8月13日、1975年10月13日)等都表達了對毛澤東糾正錯誤的極為善意的規勸和真誠的希冀,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上書者心中恐怕還多多少少存在著“好皇帝、壞奸臣”的思想局限。儘管如此,這種直接批評最高領袖的思想高度和直達天聽的上書形式,都還是異端思潮文獻無法企及的。


遇羅克

 

反對毛澤東打倒劉少奇

和異端思潮相比,公民異議者的思考常常不僅更尖銳,還更深刻、更具有系統性。

其一,區別集中在對於中共黨內鬥爭的態度上。

比如對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主要目標——打倒國家主席劉少奇這一冤案,異端思潮的作者很少有公開的反對,而公民異議者就有清醒得多的思考。在“打倒劉少奇”的口號響徹全中國時,相當一批的公民異議者就公開地站出來,對那些無中生有的構陷進行有理有據地駁斥。收入本書的,就有張志新、吳曉飛、朱守忠、賈正玉、陳壽圖、李九蓮、屠德雍、史雲峰、王申酉等一串長長的名字。原為遼寧省委幹部的張志新就是因為在黨內生活中提出對中央把劉少奇打成“叛徒、內奸、工賊”的不同意見而遭受牢獄之災的。即便身陷囹圄,她也沒有放棄對史實和真理的追求,1969年10月至1970年1月張志新在沈陽管教所寫下六篇“為劉少奇辯護”的文章,系統地駁斥了剛剛通過的中共九大的政治報告。她在這些文章裡寫道:


張志新烈士的妹妹張志勤,在姐姐雕像下演奏波隆貝斯庫的小提琴《敍事曲》。

【馬克思的辯證法是科學的進化的,它不容許對事物作孤立的即片面的歪曲的考慮。這就不能不令人懷疑報告起草者,為什麽要採用斷章取義的手法,加以歪曲,而且在已經斷章取義的情況下,挖空心思地又在前而加上所欲加的形容詞,從而得出預想的結論,欲加的罪名。按照馬克思的教導,“真理是由爭論確定的,就不難得出應有的結論。

從八屆十二中全會以來,兩報一刊社論、九大《政治報告》都曾指出“劉少奇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許多重大歷史關頭,都猖狂地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進行反革命陰謀破壞活動”,“向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進行過‘拼死的鬥爭’。”但至今尚未看到在各大歷史關頭中詳細的較完全的材料,除已公開的有如上述狀態的材料外。作為想早日完全弄清黨內這兩條路線鬥爭歷史的普通共產黨員來說,不能不感到遺憾和焦急不安。綜上所述,作為劉少奇復辟資本主義罪狀之一的“妄圖發展資本主義”,是無根據的,指出的那些具體問題和毛主席的論述不相違背。因此,說它是與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相對立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也就無法成立。那麽為什麽要人為地列入和製造兩條路線鬥爭,實屬難解。(注7)】

這樣有理論和史實雙重基礎的思考,還體現在年僅19歲的江西南昌的中學生吳曉飛的有關劉少奇問題的手稿中:

【1968年初,他構想寫一部全面論述劉少奇同志一生的功過是非的著作。他擬就了目次,全書共分14章,50多個小節。他毅然地把自己反鎖在一間斗室之中,不分晝夜,伏案疾書。母親前來送飯,他默默地領情;弟妹的打擾,他就會一反常態,雙目怒睜,咆哮如雷。他從第一章開始,用15個小節寫出十幾個專題,分別標以《劉少奇的民主革命工運思想》、《白區鬥爭》、《(所謂)白區派》、《土地革命》、《劉少奇對民主主義的態度》、《農業合作社問題》、《八大政治報告》、《經濟困難的過渡》、《劉少奇的政治經濟學思想的特點》、《教育思想》、《新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修養論》等小標題。他較為詳盡地考據和引證了事實確鑿的文件和史實,闡述自己的觀點。(注8)】

邁出借鑒西方制度的一步

其二,區別還反映在對文革後應當建立一個怎麽樣的國家體制的思考上。

文革異端思潮所憧憬的新的國家體制,莫過於巴黎公社式的烏托邦政體。這是因為中共數十年的政治封鎖,使國人除了一個馬克思著作中提到的“巴黎公社”外,實在孤陋寡聞,不知道世上還有其他的理想政體。這一局限,在本書所收的陳爾晉的《特權論》裡有了舉足輕重的突破。

陳爾晉認為:未來的無產階級政體,要“吸取歐美社會制度的長處”。“實踐證明,三權分立,地方自治,兩黨制,年度選舉等辦法,確是不要官僚制的民主共和國行之有效的辦法。形式始終是為內容服務的。這其中難道沒有無產階級可吸取的合理成分嗎?”因而“歐美社會制度的長處,是無產階級民主制度的第三個來源”。從這一前提出發,他提倡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兩黨制”——把共產黨一分為二進行良性競爭,建立一種“法制、民主、分權、人權”基礎上的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度”。(注9)對此,中國學者印紅標的評論頗有洞見:“儘管此時陳爾晉借鑒西方制度的思想尚有生硬嫁接的特點,但是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借鑒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思潮,在文革結束後的思想解放運動中成春潮洶湧之勢。陳爾晉的《特權論》成文於文化大革命即將結束的時候,可以說標誌著社會和制度批判思潮的高峰”。(注10)

從異端思潮到公民異議

當我們在指出異端思潮和公民異議者的區別時,還應當指出它們在反文革主流意識形態和反毛體制這一方面的相同之處。正是這一相同之處,才使它們都受到了毛和他的追隨者們不同程度的批判和鎮壓。如果我們仔細梳理兩者的關係,有時還能夠發見它們之間一脈相承的源流。比如,原華東師大物理系學生王申酉曾是一名造反派紅衛兵,參加了1967年初的“炮打張春橋”的異端思潮的活動。他看透了張春橋是“犧牲了上海許多群眾的生命而爬到中央去的政治騙子”。“炮打”失敗以後,王申酉陷入了對文革政局的更大的失望,他在日記裡記下了這樣的深思:

【這近一年來的文化大革命使社會失去的太多了,我的失去與社會的失去是一致的。毛在十年前劃了50萬右派分子,他們絕大多數是無權無勢的耿直志士。這一次!歷史給人開了個玩笑,幾十萬的當權派(有低到一個小小的里弄街道幹部,有高到國家主席的)被戴高帽子、罰跪、肉體折磨。而一班無賴、流氓小人則反而上了台,這是一個大大的玩笑,聰明人倒了楣,聰明人都倒了楣。
幾十萬大學生、幾千萬中學生,近萬萬小學生在虛度著光陰,更有幾萬萬人在消極怠工,這一次起碼逼死了幾萬條人命,使中華民族的文明受到空前的浩劫。(注11)】

正是這種魯迅式的絕望,使他開始嘔心瀝血地學習馬列原著,對文革和建國以來的毛路線進行系統批判的精神長征,成為在異議者文獻中理論水準最高的作者之一。“我以我血薦軒轅”(魯迅),最後卻也因為王申酉的這一思想升華,給他在粉碎“四人幫”的上海帶來了殺身之禍。

公民異議者的分類和比較

社會和人文科學研究中的比較和分類,不應當僅是橫向的、和其他種類的社會現象的比較,還應當是縱向和內向的,即和自身的社會現象和派別裡中不同類型的“子現象”和“子派別”的比較和分類。對於文革中的思想先驅者,以往的研究比較偏重於他們異議思想的分類。比如,有研究者把他們的理論要點分為:“反對個人崇拜”,“反對文化大革命”,“批評階級鬥爭擴大化的理論”,“呼喚社會主義民主”和“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五大類,這當然是很有意義的。(注12)其實,除了我們熟悉的政治思想的分析,對這些異議者們一些基本信息的比較和分類——諸如年齡、文化程度、政治身份、運動經歷等,也常常會有助於研究者的視野別開洞天,挖掘出深藏的底蘊來。

因為篇幅的關係,我們不妨只取本書公民異議者中17位最後被殺害者的一些基本信息,來做一點有意義的分析:

如果我們從年齡的視角來分析這些公民異議者,會發現這一“平均年齡37歲”是非常值得一提的。其一,這說明現他們對政權的異議完全不同於心血來潮的青少年。這一平均年齡,要比文革初期那些16至18歲的、被毛的一兩段語錄忽悠而創立了“紅衛兵”的中學生們大了整整一倍。其二,還說明了他們的異議思想已達到了成熟的階段。孔子有言:“三十而後立”,“四十而不惑”。這一平均年齡已經非常接近於一個成年人的“不惑”的階段了。從這一角度,也就更不難理解為什麽這些公民異議者大都有“雖九死而不悔”的就義的慷慨。例如,上海青年工人劉文輝因公開散發批駁中共中央文革綱領《十六條》的匿名傳單而被處極刑,30歲的他在給家人的遺書的最後,寫下了這樣的泣血段落:

【我是個實行者,敢說更敢做。如今就義正是最高的歸宿。……我將死而後悔嗎?不!決不!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從來暴政是要用志士的血軀來摧毀。我的死證明,毛政權下有義士。我在毛的紅色恐怖下不做順民,甘做義士!(注13)】

(未完待續)

注釋:
1,魯迅:“《吶喊》自序”,載《魯迅選集·散文篇》,香港,世界出版社,2003年,第12—13頁。
2,丁群:《陸蘭秀獄中詩文》,美國,成家出版社,2003年,第233頁。
3,吳兆麟、田大業:“巾幗雄傑——記六十年代為反對造神運動而英勇獻身的共青團員丁祖曉”,載《劃破夜幕的隕星》,北京,群眾出版社,1981年,第244—246頁。
4,《二十一世紀》總36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6年8月。
5,劉文忠:《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澳門崇適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2008年,第90—91頁。
6,烏魯木齊鐵路局政治宣傳部:“戈壁壯歌”,載《春風化雨集(下)》,北京:群眾出版社,1981年。
7,均見本書的“張志新反文革文獻三篇(1969年1月—1970年1月)”一章。
8,王嵐君、黃象滋:“吹盡狂沙始到金——記優秀青年吳曉飛的事跡”,載《劃破夜幕的隕星》,第186—189頁。
9,均見本書的“陳爾晉的《特權論》(摘錄)1974年—1976年初”一章。
10,印紅標:《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482頁。
11,金鳳、丁東編著:《王申酉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年,第204—206頁。
12,劉濟生:“文革時期的思想解放先驅”,北京,《炎黃春秋》,2009年第7期。
13,劉文忠:《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第90—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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