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让石门坎重新回归公众视野

 

前右二为本篇演讲作者陈浩武。

 

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柏格理精神研讨会。今年是第四届柏格理精神研讨会,我们石门坎基金会一直在持续地关注石门坎,同时在弘扬石门坎文化,今天这个会议安排让我致欢迎辞,我就用我的演讲来代我的欢迎辞,我演讲的题目是:为什么要让石门坎重回公众的视野。

这是柏格理在石门坎的墓地,我下面的文字说“这里安葬着一颗伟大的灵魂”。在整个乌蒙山区,或者说整个云贵高原,再没有比石门坎更伟大的一个圣地,再没有比柏格理更高尚的人物。非常悲惨的是,这座墓是以后才重新修建的,因为“文革”期间红卫兵把它砸掉了。砸掉这个墓地并不等于能够把柏格理的精神和柏格理这个人物的形象从我们的心中抹去,相反,我们今天,包括今天在座的嘉宾在一起,我们是在努力地恢复柏格理的形象,是在努力地让这个人物重新能够发出他应有的光芒。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是英国人最高的,最神圣的荣誉殿堂,只有那些英国人认为最高尚最伟大的灵魂,才能到这个教堂安置。但是这个地方站着一个中国人,他叫王志明,云南武定人,是柏格理的学生,他在1972年被枪毙的时候,是用刺刀绞烂他的舌头,用钢丝勒着他的脖子,拖去枪毙的。其实,王志明在面临死亡时,他是有选择的,就是在把他拖去枪毙之前,公安部门的人问他,你究竟是信上帝还是信毛主席,只要你说信毛主席,马上让你回去家。但是他坚定地说,我信上帝! 他虽然被枪毙,在肉体上被消灭,但是他的精神形象却远远地站到了英国的最高的荣誉殿堂,证明了英国人民给予了柏格理和他的学生极高的荣誉。

石门坎为我们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样本、一个坐标,这个坐标是什么呢?我认为这个坐标有两个含义:第一,柏格理到石门坎是让石门坎的苗族和神建立了联系,于是,一个蛮荒的、贫穷的石门坎就变成了西南文化高地;第二,柏格理通过信仰和教育改变了社会,柏格理把上帝的信仰带到了石门坎,用现代文明的教育影响石门坎,就是把信仰和教育这两个元素嵌入到一个古老的苗族,让石门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是一个后援团成员为我们写的《石门坎溯源碑》碑文。《石门坎溯源碑》有极其重要的文献意义,这块石碑在“文革”期间被砸烂,我们正在策划重新雕刻《石门坎溯源碑》,这幅作品就是为重新刻石碑而写。

    我们从2011年开始成立石门坎后援团,2014年正式成立石门坎基金会。我们这个基金会的使命是什么?就是通过追寻历史,让石门坎文化和柏格理形象重新回归到大众的视野,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为什么要让石门坎重新回归公众视野

这个图案是我们基金会的logo,这个logo怎么解释?那个方框是一个窄窄的石门,它是一个窄门,有深刻的寓意,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走进这个窄门,它旁边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即将走进窄门,下面有三道台阶,就意味着那个崎岖的石门坎。再下面就是柏格理在1906年创制的苗文,这个苗文的含义就是“中国石门坎”五个字。为什么是中国石门坎五个字?因为柏格理的石门坎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已经名扬世界,在那个时候,英国人要寄一个东西到石门坎,只需要在邮件上写五个字,“中国石门坎”收,就够了。所以我们把苗文的“中国石门坎”和英文的“CHINA  SHIMENKAN”作为我们的logo,既是表明我们是中国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同时也在怀念柏格理当年这一段历史。

我们的石门坎公益,是从两个维度来开展:第一个维度,我们叫“具象的石门坎”,所谓具象的石门坎,就是我们在石门坎这个地方,川滇黔地区,乌蒙山区,我们来做支教,培训志愿者,做免费午餐,给他们筹集寒衣,给他们提供体育设施、书籍等等。

另外一个维度,我们称为“精神的石门坎”,精神的石门坎不像具象的石门坎,具象的石门坎在贵州,在云贵高原的乌蒙山区,而精神的石门坎在中国的全国各地,甚至跨越国际,这个精神的石门坎就包括召开柏格理精神研讨会,颁发柏格理园丁奖,出版柏格理的书籍,成立出版基金来出版和石门坎文化相关的、和传教士相关的这些历史书籍,以及组织一些相应的学术活动。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

有人嘲笑我们,说石门坎基金会、陈浩武去跑到一个山区里面去寻找文明。你说对了!我们就是在山里面寻找文明,石门坎山区里面有我们想象不到的文明,这是有些人无法理解的,他们不懂柏格理的精神和石门坎文明所预示的深刻含义。我们今天要让石门坎重新回归公众视野,并非突然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因为中国当下普遍面临着一种深刻的精神危机,这种危机就表现在社会仅仅关注经济增长而对环境造成破坏,甚至有断子绝孙之忧;人际之间信任关系丧失,精神领域的荒废、理想的荒芜、信仰的崩溃、道德的沦丧这些方面。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不会怀疑当今社会所存在的这些问题。

什么是人类文明?

我们认为人类的文明不仅仅是GDP的增长,同时还包括人的自由和尊严、法制和公平正义、宪政和限权政府、人民的财产权和生命权的保护以及宗教信仰的自由。当然还可以列出很多来,我们认为现代文明不能仅仅理解成几栋高楼大厦,多少公里长的高铁和高速公路,人类的文明首先是一种文明的状态,首先是人的尊严和人的自由。

    我刚才讲的上面这两幅是鲜明的对比,我们觉得当下社会在  精神状态上呈现一种急剧堕落的状态。那么怎么去阻止这个社会的堕落?现在在台面上的所有这些意识形态全是虚伪的,是苍白的,是肤浅的,是无力的。正是因为他们的苍白无力,他们根本不具备救赎社会的力量,所以我们需要靠普世价值和精神信仰,要通过纯洁人的灵魂,来救赎这个堕落的社会。

那么,问题是,什么是当下中国精神救赎的力量?

儒家行不行?

我们先把儒家拿出来,儒家能不能救我们今天的中国,来阻止我们这个社会的堕落和下滑。我们应当承认儒家文化在中华文明的DNA,它涉及到每个人的人性,但是严格地讲,儒家文化仅仅属于一种伦理的范畴,儒家并非宗教,判断儒家是伦理而不是宗教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没有彼岸性。我们知道,世界上所有的宗教给人类提供的是彼岸意识,是人的灵魂离开这个世界以后的归属。儒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未知生,焉知死”。所以这种缺乏彼岸意识的伦理,就肯定缺乏一种救赎的力量。

另外,儒家学说从西汉以后,就成为维护中央集权统治的工具,它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从董仲舒那个时代开始,所谓废除百家,独尊儒术,就把儒学变成了统治阶级的工具。

    宋明以后,儒佛合流,形成了我们所说的程朱理学,但是程朱理学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逐步变得僵化和缺乏时代性,明清朝代,科举考试的八股取士,都是以朱熹的四书五经为范本,更加剧了这种僵化。在五四运动以后,以牟宗三、熊十力为代表的新儒家,他们在探索儒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革,他们的口号是要让“老内圣”开出“新外王”,所谓的新外王,就是希望儒家在新的时代,来产生开出科学之花,开出民主之花。但是,非常不幸的是,从五四运动到现在,一百年,这个努力是失败的。而且儒家本身所倡导的一个核心价值是“中华文明中心论”,这种中华文明中心论往往成了我们抵制普世价值的一种工具。

佛教行不行?

我们能不能扬起佛家的武器?但是我认为,佛家对个人的心性修炼是有意义的,但是它不具备提供公共精神的能力,我说的是一种社会公共精神,构建这种社会的公共精神,它需要一种公共的立场和公共的价值观。但是,唐代“会昌法难”以后,佛教的精神气质在发生变化,它不是原来印度的那个佛教。其中以龙树为代表的大乘佛教哲学思想逐步被取代,被佛教的净土宗和禅宗取代,佛教的净土宗和禅宗是非常世俗化的宗教,而具有哲学思辨意义的“三论宗”和“天台宗”基本消失。就是说,今天在中国大陆,已经找不到原教旨意义上的天台宗寺院。我曾经几乎走遍了中国大概现存的几十个天台宗的寺庙,但是非常不幸的是,他们都成了禅宗。所以,佛家由于它没有经历过宗教改革,没有神学思想的觉悟,它对精英阶层慢慢地丧失了吸引力。另外,我们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也找不到一个佛家文化导致这个国家现代化的范本,说明佛教和现代文明明显地缺乏亲和力的。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当时三大流派: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的革命派,以胡适、蔡元培为代表的所谓自由主义,和以章士钊,严复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前面两派在五四运动以后形成国共两党,他们在某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就是主张激进革命,主张反传统,打倒孔家店,而保守主义的一派很快销声匿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无论是儒、释、道,到了文革,统统都是奄奄一息。

    所以,我觉得从五四运动,一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形成了一个“阿凡提打油式”的文化传承的断裂。什么叫阿凡提打油,阿凡提的老婆叫阿凡提去油店买一斤油,油店的老板告诉他,你这个碗只能够装九两油,还剩下一两油怎么办?阿凡提说没事儿,我这个碗底还可以装一两油,他把碗底翻过来,在碗底里面装了一两油,很高兴地唱着歌回家去了。他老婆问你打的油呢?他说在这儿。老婆问我叫你买一斤油怎么只有这么一点点,他说没有呀,我这边还有九两。阿凡提打油就是把一个碗翻了两次,第一次把九两油翻掉,第二次把一两油翻掉,我们中国从近代一直到改革开放结束,就是一个阿凡提打油式的文化传承,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把九两油翻掉了,改革开放,我们强调白猫黑猫,超现实主义,把一两油也翻掉了。所以我们的文明是一个空的,是一个空碗,没有任何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当今社会如此的荒芜,道德如此沦丧,精神如此沙漠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事实上没有文明、没有文化、没有精神、没有信仰。

我们再看基督教,我们现在在很多场所,我们讳言基督教,但是基督教是不能讳言的,是我们必须要去积极面对的,因为它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精神救赎力量。

我觉得基督教文明对社会有极为强烈的精神救赎意义,完全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提供精神动力和普遍的价值观。为什么?因为人类一切关于平等、自由、民主、宪政的理念全都来源于基督教。

    基督教对公义的追求:基督教对人权和生命的尊重、基督教人人平等观念、基督教超越的大爱精神,全部是我们今天当下社会所非常需要的精神资源。

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前提是法制和契约精神,我们中国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对不对呢?对!大方向肯定对!但是为什么市场经济走成了今天的权贵经济,走成了少数人的发财,社会贫富差别如此拉大?是因为我们的市场经济中没有法制,没有契约。

我们重读《摩西十诫》。我曾经把《摩西十诫》和佛教的戒律做了比较。大家知道,佛教最基本的戒律就是五戒:杀、盗、淫、妄、酒,你作为一个佛徒,你最起码要严守这五戒。在佛教这五戒当中,前四戒是“实戒”,第五戒酒戒是“遮戒”,什么意思?犯了实戒,犯戒即犯罪;犯了遮戒,犯戒不见得犯罪,因为在酒后的坏事有时候是可以原谅的。我们回过头来看《摩西十诫》,《摩西十诫》的后六诫类似佛门的杀、盗、淫、妄,有很多相似的内容,但是,你要注意,它在前面加了四条,比方说,你不能信我以外的神;你不可以轻呼耶和华的名字;你不可崇拜偶像……;我把这四条归为人神之盟,基督教的戒律在建立人人之盟之前,先确定了人神之盟,只有人神之盟的存在,人人之盟才有意义。

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为什么没有法制,为什么签订的合同都成了一张废纸,是因为我们心中没有人神之盟,我们在签订人和人之间的盟约的时候,我们心中没有一个人和神的盟约,所以人人之盟就是一张废纸。我们看中世纪的“教皇革命”、《罗马法》的复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所强调的这种世俗行为,可以荣耀上帝的行为,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气质。

    基督教有没有改变人心的意义?回答是肯定的。我认为人对善的追求和对恶念的克制,取决于在精神上构建一个彼岸世界。我刚才说佛教没有。所谓的彼岸世界就是末世,就是终极审判,就是天堂地狱。人为什么在此岸能够遵守法律、做好事、追求善,是基于对彼岸的天堂的追求,是对彼岸目的的追求约束了人在此岸的当下行为。所以我说心中的警察比街上的警察重要,街上的警察,你看不到他的时候,你就开始犯罪,但是当你心中有警察的时候,即使是半夜两点钟,你还会在红灯旁边等着,你不会跨过人行道,去闯红灯。所以彼岸意识才是真正救赎人心的力量,而基督教的彼岸意识、天堂和地狱的观念、终极审判的观念对惩恶扬善、对人心的改变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所以我有两点结论,我用两点结论来结束我的演讲:第一点结论:佛教、道家、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值得我们尊重,值得弘扬,但它们的功能仅仅限于私域,个人的修养、个人的修身、个人的心性修炼,完全可以,没有任何问题。第二,基督教是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精神救赎力量,基督教既能在私域让人们追求向善意志,又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提供公共精神资源。请注意,我是把这些东西分成两类:一类是在私域当中,完成我们心性的改造;一类是公共领域,构建公共精神资源,基督教文明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提供一种公共的精神资源,是我们当下社会非常需要的。

陈浩武,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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