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辛丑条约始,中国人始终没走出的心结

 

118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颁布《宣战诏书》,向世界上最强大的11国宣战。这场战争于今日舆论关系最大的就是最近被频繁提起的辛丑条约。

戊戌变法失败,慈禧想另立新君,不料各国公使、民间舆论都联合起来反对。就在此时,端郡王向其推荐了义和团,说他们可以到枪不入,不畏洋枪洋炮。

义和团得势之后,开始烧教堂、攻击教会和教徒,抢劫洋人的财物,甚至随意杀人。1900年4月6日 英、美、法、德驻华公使照会清政府,限其2个月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将派兵代为“剿平”。

21日,清廷以光绪帝的名义,正式公布“宣战诏书”,号召全国军民抵抗侵略者;同时,还以银两悬赏捕杀洋人:“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义和团及官军(主要为荣禄手下之甘军)开始围攻使馆区。

不久,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在逃跑之前,下令屠杀义和拳,因为这个打鸡血的组织让她误判形势,放弃韬光养晦政策。

义和团烧铁路、杀洋人,扶清灭洋,可是,这清没扶得起来,但祸却闯下来。锅,却要李鸿章来背。8月7日,清廷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与列强谈判、签约。李鸿章签的,正是最近一段时间被频繁提起的《辛丑条约》。

要和谈,列强开出的条件是:惩凶、赔款、驻兵。惩凶对慈禧来说,没有什么难度,只要列强不追究她,杀谁都可以。结果几个主张启用义和团的大臣载勋、毓贤、赵舒翘、英年均被处死。不得不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

“一人一两”与“一人一美元”

李鸿章签的正是《辛丑条约》,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向11国联军赔款。赔多少呢? 4.5亿白银。

有一种说法,当时满清正好4.5亿人,所以,一人一两。也正因为如此,中興的罚款数字出来之后,有人说这是中国人一人一美元,所以,格外愤怒。

不过,这并不是事实。这背后有一个很复杂的计算方法。简单的说,英美两国,担心赔额过高,影响中国的长远发展,继而损害自己在华利益。日本则担心《辛丑条约》赔太多,《马关条约》的钱就还不上了。德国与俄罗斯是真心想从中国狠狠敲一笔。这主要也是因为这两个国家是后起的内陆国家,没有美、英那么富,需要中国的钱发展军备。俄罗斯的打算恐怕更长远,它希望自己的这个邻居早点倒下,它好从中慢慢盘剥。

反正,各家各怀心事。

到底要让清廷赔偿多少钱?最后还是由那个把持中国海关的当家人赫德,根据中国的营收、税银,算出的一笔账。依照中国当时的处境,勉强付得起白银4.32亿两。

这是专业人士给出的专业数据,也就是说,让中国人“一人赔一两”,这纯属巧合。

再来看一人一美元。

事实上,该初步协议的内容包括美国向中興处以10亿美元罚款,另外中興需交付4亿美元保证金,由第三方保管,预防未来违规的冻结罚款资金,这的确是14亿美金。但是,美国商务部还将计划修改去年的和解协议,中興所缴3.61亿美元罚款也将计入协议的一部分,至此中興共需支付17亿美金罚款。也就是说,中興的赔偿远远要高于1人1刀。

心结:落后就要挨打?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辛丑条约之后,产生了两种判断。一种是,简单的洋人欺负中国人,落后就要挨打;另一种是,应该相信科学,不信义和团刀枪不入的鬼话、不应该虐杀大使馆人员、不应该愚蠢的向多个国家宣战,应该融入世界,不光拿来先进的技术,同时也接受先进的理念,这样才能保证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发展。或许没有非黑即白的判断,或许两种判断都应该有。

清廷选择了前者。

需要强调的是,晚清并不是不愿意吸纳技术,洋务运动、办海军、建工厂,但当时的晚清社会中,弥漫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仍以 “天朝上国”的眼光看待世界,拒绝改变,强烈排斥西方国家的理念。

清政府第一任驻英法公使郭松焘说过,和洋人打交道,要“以理折冲”,意思就是说要和洋人讲道理。结果在国内许多人说他是卖国贼。简而言之,讲理无用,被打是因为弱。

与清廷相比,日本选择了后者,日本于大清朝差不多时间被轰开可国门,之后,变器物、改制度,迅速向西方工业化国家看齐。

遗憾的是,中国人得到的近现代历史的解释,仍然是落后就要挨打。

抱持落后就要挨打的达尔文式观念,中国在处理与西方的关系时,一直处于对抗的紧张态度,而难以放松。即使与前苏联一度亲密关系,那本质上也不是中国与西方的正常关系,而仍然是共产主义旗帜下,反西方的一部分。

这种对抗的代价很大。

二战之后,世界进入和平发展时期,战时的技术大量释放到民用市场,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被国外经济学家视为自1820年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却走了很多弯路。而每一个弯路,对普通人来说,都是惊心动魄,死里逃生,或者遭遇不幸。

关闭国门、独自发展的中国经济,于1978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一千亿元,钢产量二千八百万吨,财政收入四百亿元。”

而文革再往前,三反五反、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同样是国民经济的灾难。

幸运的是,中国人终于迎来转机。1979年,邓小平复出后首次访美,陪同邓小平一同出访的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在飞机上问邓小平:“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同美国的关系?”邓小平回答说:“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

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以及加入WTO之后的经济迅猛发展,本质上,就是改善了与西方世界的关系。

和谁做朋友?

在邓小平的方针之下,中国与西方改善了关系,但落后就要挨打的理念却一直代代相传,对西方的仇视也代代相传。所以,各种反美、反西方义士总是很吃香。

于是,100年前,郭松焘说,和洋人打交道要“以理折冲”被视为汉奸,今天,讲中興要尊重契约,同样也会被视为汉奸。

于是,100年前,说是因为没有洋枪洋炮、坚船利舰,而不是因为义和团杀洋人、烧使馆,而今天,则说中興是因为没有芯片,而不是没有尊重契约。

于是,100年前,朝廷上下努力发展海军,开展洋务运动,如今,全国一片悲壮之声,全力做芯片。

且不谈规则、普世价值等东西。从最功利的角度,中国的发展不能离开世界,而某种程度上,西方就是世界。

当初中国进入联合国,有一种说法是非洲黑兄弟把中国抬进去了。这种说法实际上并不确切。中国进入联合国,一些西方国家也是投了赞成票的。黑兄弟当然很好,亚非拉的阶级兄弟也很不错。但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谁,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学题。

上面这张表(略),第一列,大多数是西方国家,GDP总和56万亿美元;第二列,单独把中国列出来,12万亿美元;第三列,非西方国家,GDP总额10万亿美元。

那么,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谁?对抗西方之后,中国的制造业、金融业的市场容量到底有多大,这都是简单的加法。

比如中国关起门来研发出的芯片,显然不能卖给第一列的国家,想卖也卖不了,那么,只能在国内和第二列国家中销售。市场容量就从原来的68,变为22。

另外,和第一列的国家做生意,不用给他们钱。但是,第二列的国家,都是要向中国要钱的。修个高铁,也要中国贷款,贷了款,却可能还不上。

第一列的国家相对来说,都是很稳定的,有共同的价值观。而第二列国家,相对稳定性差很多,价值观五花八门,有酋长统治,有不准女人露脸的,也有独裁国家。

那么,中国发展需要和谁做朋友,答案就很明显了。

现在的世界,并不是一个美好完美的世界,但与此同时,也不是一个弱肉强食的达尔文式世界。契约精神、普世价值,洋人还是可以“以理折冲”的。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站在世界贸易的大舞台中央,世界才能跟你一起游戏下去,中国才能得到发展。

刘远举,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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