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马洪在改革开放年代


马雅 来稿


1982年

让经济走出困局

记得是1960年初冬,也是在“三年困难”最较劲的时段,父亲马洪去北京第一机床厂做调研。当时主管国家计委的副总理李富春让他带着计委、经委、中央党校、一机部、中科院经济所和北京市委的人,在那里蹲点。任务是了解基层情况,总结工厂的管理经验,以便制定条例,整顿大跃进后混乱的国营企业。这次的调研成果成为后来“工业七十条”的基础。而“七十条”为及时补救大跃进给我国工业带来的损害,为国民经济的好转做出了贡献。

1970年,我下乡插队,顺路看望了随单位疏散到山西娘子关的父亲。当时我没有工作、没有学上,对前途很悲观。父亲对我说:“不管谁当政,任何国家都要发展经济。情况不会永远像现在这样下去的。”这些话使我对未来有了信心。

文革结束,高岗虽然没有翻案,父亲却“复出”了。1984年9月初,他为赵紫阳草拟了一封给中央的信,信中强调商品经济的重要性和它与计划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这句话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智慧。此信送交邓小平和陈云以后,得到认可。局外人也许不知,这是石破天惊的一件大事,是中国经济终于可以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起点。

那个月下旬,父亲和吴敬琏一起到上海做宏观规划的调研。一天深夜,吴敬琏看见父亲的屋里仍然灯光闪亮,于是过来询问,父亲说,现在看到的稿子(《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征求意见稿)上,仍然没有采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他已经分别给胡耀邦和赵紫阳写信,要求把“商品经济”的提法写进去。父亲给赵紫阳的亲笔信中写道:“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和现行的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政策,都难以从理论上说清楚。”他尖锐地指出:“我们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凡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商品经济和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时,我国经济的发展就顺利、就迅速,经济效益就好,否则就得到相反的结果。但是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看作是互不兼容的、相互排斥的、截然对立的东西,从理论上说,这往往是经济战线上产生‘左’的一个重要原因。”

今天,改革开放在人们眼中看来,似乎是理所当然甚至是轻而易举的。然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计划经济是天经地义的治国方针,商品经济被看作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威胁,甚至看成等同于资本主义。可是,在帝国主义入侵不再是主要威胁的改革初期,中国能否转变发展战略,向西方开放和竞争,就不仅是政治智慧的问题,也是理论创新的问题。因此,当年向历来占统治地位的过时的教条挑战,提倡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几乎是离经叛道,本身要冒政治风险,何况是处于父亲的位置。

首先,由于受高岗的牵连,父亲政治上有负担;虽然文革后他被解放了,而且再度被重用,可“高饶集团”留为党内少有的悬案,父亲在政治上始终没有得到“正名”,仍算是“戴罪立功”。其次,当年计划经济的主帅是陈云,陈在党内为第二号人物。而早在延安时代,陈云便最早赏识了父亲,为他改名,送他进马列学院深造。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父亲的许多老同志如邓力群、宋平等,都赞同和拥护陈云的“鸟笼经济”(计划经济的形象比喻),视其为共产党人在经济上的底线。所以,父亲力主“商品经济”,使他在原有良好基础的政治营垒里,众叛亲离。多年后,他曾偶议此事:“现在改革成为很时髦的事情了。当初还不知道是否要为此掉脑袋呢。”当时,也有别的干部如安志文、童大林等提倡“商品经济”,但父亲如此做,顶着的政治压力远比其他人大得多。

从早年投身革命起,父亲便组织铁路工运,后来几十年都与中国的大型企业的管理和改造有着不解之缘。可以说,在改革初期参与决策的层次中,他是少有的懂得中国现代化企业的干部,能理解计划经济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优越,以及在改革开放中的局限。所以,尽管备受争议,父亲坚定地维护了“商品经济”的论点。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是需要政治勇气的。


“官不做也罢,计划经济救不了中国”

1983年,陈云为编写《辽沈战役回忆录》,召集有关老同志晤谈,父亲也在其中。打辽沈战役时父亲不在部队工作,而且是在1948年赴承德市委书记任上,才被高岗调入东北局的。显然,这次陈云是破例邀请了父亲参与其事。说来自1937年父亲初到延安起,陈云即是他的“伯乐”。陈当时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发现父亲来自农村,出身贫苦,参加和领导过同蒲路的工人运动,而且工作学习都努力。这和陈云自己早年参加革命的经历有些相似之处。父亲小时候家穷,村里的族人见他好学上进,才帮助供他读完了农村的高小。这在当时的革命队伍里,父亲算是为数不多的“党信得过的知识分子”了。因此,陈云不但将父亲的名字由“牛黄”改为“马洪”,以便日后派回白区做地下和统战工作,进而认为他是可塑之才,应当留在延安的中央党校(后来的马列学院、中央研究院)进一步培养。

所以,陈云从延安起就是父亲的恩师。而改革开放时,他召见父亲还有另一番的考虑。当时,以陈云为首的党内元老们对邓小平看中的胡耀邦、赵紫阳的种种政治、经济改革举措不甚满意。当邓大张旗鼓地先后要派胡、赵去接管国家计委——“计划经济”的地盘时,陈云设想如果派马洪去计委,也许能把住“计划经济”这道关。因为父亲不但有在计委、经委管理宏观经济的经验,又和正主持计委而要被陈云调去主管中组部的宋平当时是儿女亲家。于是,在谈“辽沈”时,陈云向父亲提出了这个建议。而父亲对陈云的提议相当意外。在他刚刚复出时,曾向上级表示过想回国家计委,“在哪里跌倒了,就在哪里爬起来”,却遭到婉拒。当时胡乔木对父亲说:“党一贯培养你做理论工作,你还是到社会科学院来吧。”于是父亲当了社科院的院长。父亲本人则认为自己不能回计委,一定是来自最高层的意见。然而,这次陈云当面提议让他回计委,父亲不能不体会到这个提议的分量。

但是父亲内心对此非常矛盾。经过几十年的在上层和底层的摸爬滚打,他深深体会到只搞计划经济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中国的政治、经济都出现了勃勃生机,不能再走老路了,要抓住这个百年不遇的大好时机,让中国真正富强起来,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所以,父亲在经过深沉甚至是痛苦的思虑后,

终于作出了极不利于自己政治前途的决定:“官不做也罢了,计划经济救不了中国。”几天后当陈云再次召见他时,父亲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之后,父亲被陆续解除了相对重要的若干职务,包括社科院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等,只在赵紫阳下面做咨询。

不同意经济过热

在1987年一次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父亲针对当时经济过热的情况,提出应当“紧缩”的建议,而当时邓小平和赵紫阳都主张经济应当“更热”。

那次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对通货膨胀问题争论的缘由如下:在“六五”期间,我国曾连续几年出现了国民收入超分配的问题,尤其在1984年至1986年增势很猛。“六五”计划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投资3600亿元,可实际完成5330亿元,超过计划48%。1984年至1986年,全国投资平均每年增加27.5%。到了1985年底,基本建设项目有7万多个,在建规模达5300亿元,已有1/3以上的缺口。而1986年1月至6月新开工的基建项目又有11000个,缺口更大。消费基金在整个“六五”期间,年增691亿元,平均每年递增17.4%。1984年至1986年超分配中靠发票子弥补的分别占92%、61%和44%。货币发行量年增25.7%。因此又导致物价增长过猛,这些都大大超过工农业总产值的每年13.7%和国民收入每年11%的增幅。

父亲对这一情况深感忧虑,于1986年7月18日给赵紫阳写了一份报告,分析了过热的表现、原因和危害,并提出了建议。然而,由于最高层的意向集中于大力推进改革,这一建议未得到及时的重视。到了1987年,投资过大、需求失控等不利局面愈演愈烈。同年4月间,国务院开会讨论此事。而原来拟定发言的常务副总理姚依林,突然说他不做汇报了,让马洪代其发言。姚的稿子本来就是马洪起草的,于是马洪在会上大致讲了以下观点:

1、在国民经济的“助跑期”,应为日后高速度发展准备好基本条件,而不应把重心放到追求近期的高速度上;

2、在打基础的阶段,应适当节制消费增长;

3、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全程中,要经常保持运行中的整体有效性,这才能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地发展。

看到马洪的发言明显与邓的精神相悖,赵不得不打断。他按照既定的口径强调遇到的问题只有靠深化改革来解决,而深化改革就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之后,会议的意见就一边倒了。

我常常想:是不是父亲小时候在村里读私塾,中孔孟之道的毒太深了,变得愚忠?

而老人相会,往往是在医院里。1989年后的一天,马洪在北京医院遇见赵紫阳,他看到紫阳苍老多了,两位老朋友拱手问候。


晚年的执着

江泽民当了主席以后,1993年让父亲主持编写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一书,并亲自作序,来肯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接着,中央邀请一些老同志座谈,电视台到场采访。在那次座谈会上,到会的多数人讲了一些拥护当时流行的一个新观点(“三个代表”)的话,轮到父亲发言时他却说:“我50多年前加入党,是在镰刀斧头下宣的誓,为工农利益、为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奋斗终生。我们不能放弃这个根本宗旨。”事后电视台录播座谈会时,父亲的发言被删去了。

事也凑巧,不久,在美国定居的我和儿子,看了有关斯诺当年访问延安的文献片。我挺兴奋地打越洋电话,告诉父亲,他的外孙已经知道延安,知道那是当年姥爷姥姥十几岁时为了抗日救亡而奔赴的革命根据地。父亲听后,感慨万端,但他因为患帕金森氏病,说话有困难,很久才迸出这么一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听了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老半天没作声,父亲遂挂上了电话。事后想起,我一定伤了他老人家的心。

2001年,老同志季崇威病重,父亲去医院看望他。1959年庐山会议前后,由于大刮“共产风”,中国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时任国家经委企业管理局副局长的季崇威,在经委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根据他调查整理的材料,做了实事求是的、系统的长篇发言。当他联系到群众的疾苦时,言辞十分激烈,以至于坐在他身边的父亲,不得不在桌子底下用脚轻轻踢他,提醒他注意分寸。可季崇威旁若无人,继续慷慨陈词,全然不计个人得失。尽管当时已有种种迹象表明,如此“倒行逆施”,下场肯定不好。季崇威却一不做二不休,在会上发言之后,又把几万言的文字报告递交各级领导,决意为民请命。结果季崇威被打成“右倾分子”,下放工厂劳改3年。

40多年后的2001年,季崇威被诊断有肝癌。父亲闻讯赶去医院探望,这两位饱经沧桑的同志两手紧握,长达一个多小时之久。更令人难忘的是,在垂暮之年,他们不是惦念自己的病情和子女,而是对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现象,对党内存在的严重贪腐,痛心疾首。季崇威对我父亲说:“目前党内和政府内一些人的腐败,已超过了当年的国民党!”

回想父亲出身贫苦,他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更是因为当时国难当头。尽管他一生坎坷,可他咬紧牙关没有离队。父亲是一个开通的人,并没有把他的意念强加于我。而抚今追昔,对比那些贪官大鳄倒行逆施、祸国殃民,更痛感父亲赤子之心的可贵。

原载《炎黄春秋》201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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