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害使人成熟:公民異議者從個人苦難中升華

在“新中國”的鐵屋裡勇敢吶喊的“狂人們”(下)

 

宋永毅

 

【《明鏡月刊》編者按:本文係作者為其主編的《文革中公民異議文獻檔案匯編》一書所撰寫的序言。該書分爲上下冊,由國史出版社出版電子版,本刊經授權刊登,文中小標題為本刊編者所加。】

国史文革异议文献封面下

宋永毅编著《文革中公民異議文獻檔案匯編》(下冊。國史出版社)

 

(續昨)有一個思想體系作支撐

本書公民異議者中17位最後被殺害者的基本信息如下:

序言表格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信息是:他們百分之一百是受過中學或以上程度教育的,甚至近一半接受過大學教育。這在今天的中國或許已經是見多不怪的事,但是在文革前還是很稀罕的。以接受過大學教育為例,當時的中國社會大約只有十萬分之一的人才有這樣的機會。在上述表格裡,年齡37歲及以上的、受過大學教育的異議者有這樣五人:林昭(人民大學),朱守忠(復旦大學),張志新(人民大學),陸蘭秀(武漢大學)和蔡鐵根(廈門大學)。他們至少在民國時期完成完整的中學教育,才進入大學。從他們就讀的學校來看,又無一不是中國的名牌大學。這至少說明他們感受到過民國較為民主寬鬆的教育氛圍,也有比較強的學習能力。比如,陸蘭秀有很強的外語能力,在大學期間就自學德語,研究《資本論》。1949年後,她曾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的科普圖書館副館長。又自學了俄語,並閱讀了大量社科人文書籍。所有這些對知識和理論的研讀,才使她在文革開始不久就看出“毛澤東發動此次革命是錯誤的,是歷史的倒退。中共中央必須馬上結束他對黨的控制。”(注14)和陸蘭秀等人留在共產黨的體制內對毛和文革的鬥爭不同,林昭對毛和中共的認識早已經超越了中共的整個體制。如同《監獄為林昭加刑的報告》中所寫:

【關押期間林昭……污蔑、漫無邊際罵我黨是“魔鬼政黨”,“樓梯上打架的階級鬥爭理論的製造者和崇拜者”,是“極其暴虐只以知血與仇恨來維持統治權力的”……喪心病狂地謾駡偉大領袖毛主席是所謂“魔鬼”、“暴君”,“陰險毒辣、十惡不赦的獨夫黨魁”等等。一再叫囂只要“活一天,就要和毛澤東鬥爭一天”。……在她的報告、筆記中公開書寫“美國萬歲”,“自由萬歲”,“聯合國萬歲”,“修正主義萬歲”等反動口號……林昭自逮捕預審以來,一貫堅持反動立場,拒不認罪。判決後的第二天,即咒駡判決是“極其骯髒,極其可恥”,還恬不知恥地以“自由戰士”自居,對判決“感到無上光榮”,是她“戰鬥生涯的好見證”,咬牙切齒地汙蔑我黨和政府。(注15)】


林昭雕像(嚴正學作)

在本書所收的林昭文革獄中的六篇文獻裡,有一篇是文革肇始時的《林昭上訴書致聯合國》。她在裡面寫道:

【我不知道我這上訴書什麽時候才能真正向聯合國致達,但我憑著對於上帝公義和世人良知、對於人類社會文明政治道義的最為堅定的信念,確信它必定——早晚有一天能夠!……我們,中國大陸青春代對於這個不義政權魔鬼政黨的戰鬥正是世界自由人類保衛生活、保衛自由、保衛基本人權之總體戰役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正是基由著這一點我要向聯合國提出上訴!
我將懷抱著這一份公義必勝的信念堅持生活,或者懷抱著這一份信念捨生取義!
自由萬歲!
美國萬歲!
聯合國和她所堅持捍衛的基本人權萬歲!
林昭
主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一——十四日】

從上述林昭的遺文中可以看到:林昭之所以能在黑牢裡近十年如一日地反抗中共的酷刑和洗腦,是有著一整套截然不同的思想體系作為支撐的。其一是對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的認同。比如,中共自建國以後20多年才加入聯合國,但是林昭卻把它而不是中共中央作為她上訴的權威機構。這顯然和她在民國時期(當時的中國是聯合國主要成員)接受的中學教育和大學裡對西方文獻的閱讀息息相關。其二是對從小因家庭而得到的基督教文明的皈依。在林昭所有的獄中書信裡,她已經全部運用“主曆”來標記日期,以表示自己的虔誠。因此,在所有的公民異議者裡,林昭是對毛和中共政權有最清醒認識的人之一。


“迫害使人成熟”

最後,我們絕不應當忽視了這樣一個特點:他們中近一半的人在文革前就有過遭受政治迫害的特殊經歷。比如,林昭、劉文輝、朱守忠、蔡鐵根都曾是“右派分子”;王申酉在1965年的“四清運動”裡,就因為“反動日記”問題被內定為“反動學生”;更有甚者,在本書中被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同市公安機關軍事管制委員會在1970年3月8日判決的名為“中國共產主義聯盟”的“反革命暴亂集團”中的徐關增、王汝強等26人,竟都是監獄裡的在押犯!他們中的13人被判處死刑、並“立即執行”。如果仔細閱讀一下判決書,這13人在文革前,尤其是大躍進—大饑荒歲月裡都有過組織“中國社會主義自由民主黨”、“科學共產主義”、“中國人民社會黨”、“社會主義青年聯盟”、“中國勞動黨”等民間社團的“前科”。按這份判決書所言:

【現行反革命暴亂集團“中國共產主義聯盟”(簡稱“共聯”),是以在押犯徐關增、王汝強為首,於1967年3月份正式成立的;以“首都支部”為核心領導,行使最高權力,下設五個活動小組和一個越獄突擊組,共網羅罪犯26人。召開反革命會議34次,先後通過了反革命綱領、路線、組織原則、組織紀律、成員條件,監內外聯繫方法和反革命暴亂計劃。在反革命綱領裡狂妄地叫囂,要推翻“元首主義”、“元首黨”、“元首政府”,公開承認南修綱領和蘇修路線。預謀在蘇修挑起反華戰爭時,煽動犯人進行反革命暴亂,與帝、修、反裡應外合,顛覆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為實現其罪惡陰謀,大造反革命輿論,先後書寫反革命文章65篇、反革命詩詞300多首、反革命書信179件,從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惡毒地攻擊、誹謗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極其瘋狂地誣蔑、咒罵偉大領袖毛主席和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其反革命活動十分猖狂,氣焰極為囂張。

“中國共產主義者聯盟”,是一個有組織、有領導、有綱領、有目的、有行動計劃的現行反革命暴亂集團。(注16)】

撇開中共的法院文件一貫的無限上綱的措辭,我們不難發現這一所謂的“現行反革命暴亂集團”,其實是由一批同樣信奉共產主義的青年政治犯組成的一個監獄中的讀書組織。如果說這些青年政治犯在第一次組織的民間異議團體時還打著五花八門的“社會主義自由民主黨”或“中國人民社會黨”的旗號,那麽,在文革中他們已經回歸到正統的共產主義旗下(蘇聯和南斯拉夫的共產主義),形成了以反對毛澤東的法西斯的“元首主義”、“元首黨”為主的系統的理論綱領。


蔡鐵根

公民異議者的升華

常常有中國的政治犯感嘆道:“迫害使人成熟”,“監獄是人生的大學校”。聞者雖然會覺得有點令人哭笑不得,言者卻鑿鑿地揭示了公民異議者的思想升華過程。我們在林昭、劉文輝、王申酉等人的思想發展中都可以領略這一真諦,在一些受迫害的中共老幹部身上有時也是適用的。比如,蔡鐵根是個1936年參加革命的老紅軍、大校軍官,也是中共在文革、甚至建國以來槍殺的最高階軍人。蔡在1957年的軍隊內部“反教條主義”的派系鬥爭中因講了一句就事論事的公道話被整,接著又被打成“右派”,開除黨籍軍籍,被分配到江蘇省常州市機械工業局當巡視員。因為被迫害,使他看到了基層在大躍進—大饑荒中的慘狀,並使他對整個所謂的“黨內鬥爭”以及倡導人毛澤東都有了升華到理論的清醒認識,在他所記的日記中,有不少這樣的段落:

【“整風”有時也叫“整黨”,有時說是“審幹”,有時也叫做“肅反”。(可以肯定,將來還會有新發展的)這是馬列主義武庫中所沒有的,所以說“毛澤東創造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整風”的內容是隨著各個時期的需要而有不同的。在毛澤東的鬥爭史上,開始最早的反左傾機會主義,其次是反右傾機會主義,再就是反自由主義,反主觀主義,反個人主義,反英雄主義,反宗派主義,反教條主義;三查三整,三反五反,反高饒,反胡風,反宗派,反右傾,反……“整風”的範圍,開始只限於黨內領導集團,後來擴大到全黨,後來又擴大到黨外,現在則是“六億人民都要檢討”了。(注17)】

文革開始,常州市機械局的人保科長偕同常州中學的紅衛兵,以破“四舊”名義,到蔡鐵根家裡抄家。當時,抄出了蔡的40多本日記。因其中有不少批評毛澤東的話,蔡被立案審查,最後把他和一起議論時政的一些老幹部一起打成“反革命集團”,常州市的公檢法軍管會在1970年槍殺了蔡鐵根。

或許,老幹部顧準的文革經歷,更能夠形象地說明異議者在逆境中的理論升華。

從個人苦難中一次次超越

顧準原是一個專業的財政人士,1935年加入中共,1946年起先後擔任中共中華分局財委委員,中共華中分局財委委員、山東省財政廳廳長等。1949年5月,隨軍回到上海。任上海市財政局局長兼稅務局長、上海市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和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副部長,為建國後上海的財稅工作作出了突出貢獻。1952年的三反運動,他因不同意運動式徵稅,受到了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的處分。顧1956年入經濟研究所(現屬中國社會科學院)任研究員後,開始研究商品貨幣和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地位問題,最早提出並論證了計劃體制根本不可能完全消滅商品貨幣關係和價值規律,並寫成《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因此被稱為提出社會主義條件下市場經濟理論的第一人。1957年他擔任中國科學院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副主任,在隨後的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分子”。1962年下放勞動回到經濟研究所,受孫冶方委托研究會計和經濟,相繼翻譯了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和瓊‧羅賓遜(Joan Robinson)的經濟學著作;1965年,因當時在清華大學讀書的外甥宋德楠與幾個同學建立“現代馬列主義研究會”,被視為組織“反動小團體”,顧準受到牽連,再次被劃為“右派”,並在隨後的文革中,無論是肉體上,還是精神上,都受到更加殘酷的迫害。出於來自社會的強大壓力以及對顧準的不理解,與顧準患難與共30多年的妻子汪璧被迫提出與顧準離婚,1968年4月更因不堪迫害而含恨自殺;五個子女宣布與顧準斷絕關係,並斷絕一切來往。

顧準當然是中共多次政治運動的極端受害者。但他的過人之處就在於他能從自已的苦難中一次次地超越。他沒有糾纏於自己為什麽會從革命者變成“革命對象”,為什麽會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具體原由。而是閱讀了大量的西方經典文獻,從理論上探討“娜拉走後怎麽辦?”——無產階級的革命之後,政治和經濟向何處去?換句話說,是一個為什麽革命常常最後違背了革命者的初衷變為殘酷的專制政權的問題。本書限於篇幅,只收了顧準的三篇遺文,但已經可以看到他對整個政治學和政治哲學理論的巨大貢獻。

比如,在“直接民主與‘議會清談館’”(1973年4月20日)中,顧準批判了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裡關於巴黎公社的“直接民主”的概念。顧準認同代議民主,認為“迄今為止,還沒有找到一種足以代替它的制度”。如果在地廣民多的國家實行“‘一個主義、一個黨’的直接民主(當然不可能,它一定演化為獨裁),唯其只有一個主義,必定要窒息思想,扼殺科學!”再如,在“民主與‘終極目的’”(1973年4月29日),顧準又指出:“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義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樹立了一個終極目的,而且內心裡相信這個終極目的,那麽,他就不惜為了達到這個終極目的而犧牲民主,實行專政。斯大林是殘暴的,不過,也許他之殘暴,並不100%是為了個人權力,而是相信這是為了大眾福利、終極目的而不得不如此辦。內心為善而實際上做了惡行,這是可悲的。”在本書所選的顧準的第三篇遺文“要確立科學與民主,必須徹底批判中國的傳統思想”(1973年8月27日)中,他通過說古論今、旁徵博引提出了對今天的中國社會都值得深思的命題:

【科學與民主,是舶來品。中國的傳統思想,沒有產生出科學與民主。如果探索一下中國文化的淵源與根據,也可以斷定,中國產生不出科學與民主來。不僅如此,直到現在,中國的傳統思想還是中國人身上的歷史重擔。現在人們提倡讀點歷史,似乎更著重讀中國史。而且古代文物成為悠久文明的證據和誇耀,無論自覺還是不自覺,這種“讀史”,其意圖在於仰仗我們祖先的光榮歷史來窒息科學與民主。所以,批判中國傳統思想,是發展科學與民主所十分必須的。(注18)

顧準留下的思想遺產博大精深,當然不只於本書所收的三篇讀書筆記。顧準的這些思考在當代中國思想史上無疑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它不但是對正在進行中的“文化大革命”的現實性反思,更是對傳承了兩千多年的中國專制體制的終結性控訴,即便在多年之後,它仍然散發出逼人的光芒。顧準在政治逆境中的思想探索和研究成果以文章、筆記、通信的形式保留下來,在文革結束和他本人於1980年獲得平反以後得以陸續出版:1982年,他的“希臘史筆記”以《希臘城邦制度》為名出版;1989年,他與弟弟陳敏之通信寫下的思想筆記以《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為名發表;1994年出版《顧準文集》;1995年後出版的有關著作還有:《顧準日記》、《顧準尋思錄》、《顧準傳》、《顧準全傳》、《顧準筆記》、《顧準文稿》等。顧準的思想得到中國思想界、學術界“五十年來思想界第一人”的高度評價。


顧準

“焚書”激起青年地下讀書

以其反文化特徵聞名於世的中國文化大革命,常常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焚書坑儒”的比喻流傳於文字記載之中。其實,這是一種並不全面的歷史錯覺。就其全過程而言,文化大革命是一場順從與抗爭,幻滅與追尋,瘋狂與覺醒錯綜交織,相互轉化的政治思想運動。頗具諷刺意義的是:“焚書”的結果是激起了一代青年人倍增的讀書欲望;反文化的悖論是造就了他們對人類全部文明,尤其是異質文化如饑似渴的汲取。與廣為人知的狂熱的紅衛兵運動相伴相隨的,文革中的中國還有過一場不為人知的冷靜的地下讀書運動/活動。

引發這一讀書運動/活動的原因之一是青年學生對日益瘋狂的文革的失望,從最初的狂熱中退隱成為“逍遙派”,並從書籍中尋找離經叛道的答案。本書所收的“王軍勝日記選編”就反映了這些原來普通的學生成為異議者的思想過程。另外,文革中的逍遙派的部分成員很可能本來就是這一動亂的反對者,即在文革“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整的所謂“反動學生”。通過本書所收的“華東師範大學革命委員會對本校反動學生金偉仁的處分決定(1967年11月8日)”和“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畢業生工作委員會關於對一九六六年畢業生徐超漢的處分決定的批覆(1968年1月26日)”,可以看到當時對這些“反動學生”的整肅。

應當指出:推動這一讀書熱潮的,是1968年開始的上山下鄉運動。自1968年下半年起,一場當代中國史上規模最大的城鎮青年的下放/流放運動在毛澤東的倡導下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其名曰“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自至1978年底,大約1623萬人被下放到農村,農場和基層,其中包括“老三屆”(66、67、68屆)中學畢業生近460萬人和“老五屆”大學畢業生近67.5萬多人。(注19)不管目下學界如何解釋這場運動的最終動因,但曾被毛澤東器重與信賴的紅衛兵,此時已被劃為應當接受改造的“知識分子”範疇和應當“接受再教育”的革命對象,已是路人皆知的事實。因此,不管主觀願望如何,在客觀上,“上山下鄉”的發動都是毛收回給青年學生的結社自由權,並企圖從組織上徹底打散作為一個整體的他們。然而,事與願違。這場運動使所有青年學生的地位直降到水平線下,從而使他們拋棄前嫌,消弭派性,成為異議者。本書中所收的“盧叔寧的日記和書信選編”就反映了這一過程。盧在文革中為北京師大一附中高三學生,還曾是一份紅衛兵小報的主編,因對文革有歧見而當了“逍遙派”。據他後來回憶:下鄉以後,他“一面有意識地用超強度的勞動磨練自己……一面抓緊點滴時間讀書。那時讀書真是很苦很苦的……我的讀書,目的性是很強的。就是為了對當世進行研判和剖析,並且把這一剖析記載下來,這便成了我日記的主旨。……我日思的起點是從對林彪的懷疑開始的、對他的目的、手段、階段性戰果及演變都作了較準確的分析和預測。”(注20)


不惜用生命去偷盜“天火”

本書中所收的知青讀書運動的另一文獻,是“對中國農業體制問題的一些思考——張木生在一次地下沙龍活動上的發言(1969年12月)”。1968年秋,在內蒙古臨河縣插隊的北京知青張木生等人通過認真讀書學習,寫出了《農民問題學習:關於體制問題的探討》一文,並頻頻在知青中演說。文章和演說都大膽揭示了中國農村的現狀,公開反對“學大寨”,主張“三自一包”;並委婉地批評了毛澤東的農村政策。這一讀書筆記還曾得到當時閒居在家的胡耀邦的首肯,並在北京知青中刮起了一股“張木生旋風”。粉碎“四人幫”後,張木生被調到中國社科院農經所工作,成了新時期農業經濟理論最早的探索者之一。國內女學者陳小雅曾有一篇文章記述到張木生自述在插隊落戶期間組織“讀書會”學習的情景:“後來我回北京,其間讀了毛主席的《讀“政治經濟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第三版)的筆記》,吉拉斯《新階級》、《赫魯曉夫傳》、蘇共二十大報告、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報告……。同時,我還翻閱了1957年的所謂右派言論,向黨交心材料,以及考茨基、伯恩斯坦、托洛茨基的言論和斯大林的《論反對派》什麽的。給我震動比較大的是《新階級》、斯大林的黑幕,赫魯曉夫蘇共20大報告引起的經久不息的掌聲,還有‘解凍’所帶來的影響……看了七千人大會講話後,有一種眼前突然一亮的感覺……又把所謂彭德懷的反黨意見書翻出來看,在農村待了幾年之後,就覺得太是這麽回事兒了。而且覺得份量並不那麽重,是那麽的客觀那麽謹小慎微。尤其是還看到大右派向黨交心材料,給我印象很深。”與此同時,他們還“自己辦了一個刊物,叫《新思潮》。同時搞建設,搞學習”。(注21)

這裡,“赫魯曉夫蘇共二十大報告”、“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報告”,“彭德懷的反黨意見書”等都是流行一時的油印地下讀物。當這些紅衛兵們自覺地把自己的思緒延伸到“右派”—“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國際共運中的修正主義頭目”等等的思想脈流裡去時;他們完全用反“毛澤東思想”或“毛澤東思想”以外的思想自覺地重構他們駁雜的思想體系。這種自覺,正呈現出他們從感性抵制向理性反抗過渡的精神軌跡。

在中國當代史上,恐怕很難找出另一個歷史時期像文革中的青年人那樣如此大規模地、如饑似渴、百折不撓地去找書,讀書。任何禁令和風暴都無法阻隔他們對書的擁抱;書,在他們眼裡不僅是精神食糧,而且是一種不惜用生命去偷盜的“天火”。由於文革中所有圖書館的被迫封閉,青年學生們為讀書尋找真理而當“孔乙己”竊書的事屢見不鮮,甚至橫遭迫害的逆境都沒有泯滅他們這一燃燒著的良知。後來成為傑出的民主主義戰士而犧牲的王申酉便是很典型的一例。1968年後,王申酉因捲入上海造反派紅衛兵炮打張春橋的活動和對文化大革命不滿,很快“被隔離審訊,抄家”。不久,他又被送到江蘇省大豐縣五七幹校“監督勞動,接受改造”。就在這種流放生涯中,他與另外兩個“反動學生”小黃與小薛一起組織了一個“讀書小組”,“經常在一起學習馬列著作,有機會還探討一些社會問題”。由於得不到他們所需的學習書籍,“王申酉和小黃、小薛悄悄拿走幾百本學校圖書館的社會科學書籍。他們原準備看完以後悄悄送回,不料拿書事發,王申酉被隔離審查一個多月,他又一次被取消畢業分配的權利”。(注22)在常人看來,三個已被打成“反動學生”的青年竟為學習馬列而去偷書,無疑是瘋狂之舉。而對王申酉等人來說,“竊書”卻是他們尋求真理之火必不可少的階梯和某種普羅米修士式的義無反顧之舉。

最後的幾句話

自魯迅寫下他的《狂人日記》,成為舊禮教鐵屋子裡吶喊的“狂人”後,已經整整100年過去了。遺憾的是:絕大多數沈睡的人們並沒有醒來,鐵屋子還沒有被摧毀。相反,改朝換代以後的“新中國”的鐵屋子遠比“舊中國”的更為封閉和黑暗。

自林昭、張志新、王申酉等人在文革中發出他們在新中國鐵屋子裡的吶喊後,文革也已經過去50多年了。自改革開放發生後,“新中國”的鐵屋子似乎被打開過一扇小窗,但是最近又被關上了。絕大多數沈睡的人們還是沒有醒來……

歷史似乎在不斷地重複,我們似乎又回到了一百年前魯迅和錢玄同對話的原點: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麽?”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如果林昭、張志新和王申酉等先驅者們能活到今天,他們將做出怎樣的抉擇?

在編完他們的遺作後,我堅信他們還是會抱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而殺生成仁、毅然獻身。
但是,這些“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先驅者們的犧牲是否一定能喚醒鐵屋子裡“從昏睡入死滅”的“熟睡的人們”?或者:還要多少個百年才能毀壞這一“萬難破毀的”鐵屋子?
無論對那些思想先驅者,還是對本書的編者來說,都還是一個難以回答問題。

 

注釋:

14,https://zh.wikipedia.org/wiki/陸蘭秀
15,林昭:“血書:“起訴書”跋語等(1965.07.05)“,載宋永毅主編《中國反右運動數據庫》,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服務中國研究中心出版,2013年第二版。
16,見本書“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同市公安機關軍事管制委員會關於‘中國共產主義聯盟’的刑事判決書、1970年3月28日,(70)軍刑字第29號”
17,見本書中“大校蔡鐵根蒙冤後的反思日記”一章。
18,均見本書中“顧準讀書筆記三篇”一章。
19,中共中央國務院知青辦文件《二十五年來知青工作的回顧與總結》,1981年10月。
20,盧叔寧:《劫灰殘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年,第3—4頁。
21,陳小雅:“北京知青歷程回眸”,載余夫、汪畢華編《悲愴青春:中國知青淚》,北京,團結出版社,第10—17頁。
22,金鳳“血寫的囑托:一個時代的悲劇”,載《八載秦城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52-5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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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1. 不但智者永遠是孤獨的,在極權暴政之下,僅僅獨立思考就會讓人成為孤獨並且身負重刑直到獻出生命。
    今天回顧這些先驅,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更有其急迫感,因為在美國的某些華裔,已經忘記或假裝不知,自由是怎麼來的。給極右勢力吹喇叭抬轎子,與當年極左勢力的幫兇並無本質區別,其後果也是殊途同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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