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好学生——何伟业《英国的课业:十九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

何伟业在本书中使用了“去疆界化”与“再疆界化”这一组概念来说明“英国课业”的主要内容。(Public Domain)

何伟业在本书中使用了“去疆界化”与“再疆界化”这一组概念来说明“英国课业”的主要内容。(Public Domain)

一七九三年,英王特使马嘎尔尼勋爵带着发展国际贸易的使命出访清帝国,却在自以为“天朝大国,无所不有”的乾隆皇帝面前碰了一鼻子灰。在回国路上,他意味深长地说了一番话:“中华帝国是一艘破旧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一百五十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但船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岸上撞得粉碎,并且永远不能修复。”一八四零年,这句话得到了应验:清帝国在鸦片战争中被打败,被迫签署《南京条约》,从此被英国拉入近代国际条约体系之中。

美国学者何伟业(Hevia)的《英国的课业:十九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一书,超越了“中国中心取向”,对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时期的近代西方对华外交进行了全新解读,把它从一段为人熟知的历史变成一段“令人感到新奇的崭新历史”。本书把中国嵌入十九世纪殖民主义的历史之中,指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不仅仅是枪炮、商品和各种侵略行为,它还是一个文化过程,一个需要被征服人民自愿接受的“霸权工程”。在李鸿章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英国成为中国的导师,并通过“规训”与“惩罚”,教导中国人适应日益扩张的国际贸易和普世价值体系。当然,英国的“课业”不是免费的,英国这个“小店主的国家”将对华关系看成一盘巨大的贸易,利用通商手段,追逐最高利润。中国自古奉行的“藩属朝贡体系”,是英国绝不接受的。英国致力于破除中国的“天朝帝国观”,让中国放弃“天下一家”之傲慢,承认自己是“万国”之一员,并劝诱清帝国进行全方位改革,适应以欧洲为基础的全球性外交规范和商贸规范。

此前一千多年间,中国从来以老师的姿态高高在上,所谓“怀柔远人”,何其傲慢、何其自得;如今,中国突然沦为“英国课业”的对象,也就是毕恭毕敬的学生,由英国这个老师来手把手地教导其如何迈入现代文明,真是情何以堪。从“老师”转变为“学生”,日本人的应对方法是乐天顺命、知耻后勇、脱亚入欧;中国人的应对方法则是卧薪尝胆、君子报仇、百年不晚。在此意义上,英国及西方列强的努力失败了——在“天朝帝国观”崩溃的同时,中国对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仇视也达到顶峰。中国并未转型成现代民族国家,却已蜕变成一个民族主义国家。渲染历史悲情,煽动排外主义,最大的输家还是中国自己。

首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的郭嵩焘是当时少数懂得英国心思的中国人之一。郭嵩焘在《使西纪程》中称讚英国“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环海归心”,他批评顽固派说:“处极弱之势,无可据之理,又于外夷情形懵然不知考究,而思以诈胜,……延夷祸于无穷。”他认为英国人是可以讲理的,中国不能轻易开展:“是以交涉西洋通商事宜,可以理据,万不可以力争;可以诚信相孚,万不可以虚伪相饰,可以借其力以图自强,万不可恃其强以求一逞。臣尝论西洋要求事件,轻重大小,变幻百端,一据理折衷,无不可了,一战则必不易了。”就因为说了真话,他的书被查禁,他本人被弹核说“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裡提及此事说:“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裡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嗳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起来了,人人唾駡……闹到奉旨毁版,才算完事。”放在民族主义高涨的今天,郭嵩焘仍然无法逃脱汉奸之骂名——继承郭嵩焘思想的刘晓波,就因为一句“三百年殖民地”而招致无边的唾骂。

英法联军为什么火烧圆明园?

我记得小时候在电影院看爱国主义电影《火烧圆明园》,怒发冲冠,义愤填膺,恨不得“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爱国主义是不需要理性的。然而,中国的电影以及历史教科书从来不曾交待:英法联军为什么要火烧圆明园呢?

在《英国课业》一书中,作者钩沉史料,讲述了事件的前因后果:原来,在联军大兵压境的形势下,清军居然扣押英法使臣三十九人,对他们进行残酷折磨,导致二十一人死亡。扣押使臣是皇帝的旨意,咸丰帝曾下秘旨,称必要时可将巴夏礼及其随从“羁留在通,毋令折回”。而谈判破裂并非因为条约的具体内容,居然是在递交国书的礼节上卡壳——仍然是半个多世纪前马嘎尔尼遇到的难题:巴夏礼坚持公使入觐“立而不跪”,清廷则坚持“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

当幸存者和死者的尸体被送回远征军营地时,亲眼目击者莫吉牧师的反应最为典型:“我从未见过比这更让人怜悯的情景了。……他们几乎不能走路,拖着双腿向前挪动,他们的手以一种痛苦的姿势放在胸前,这还能叫手吗,都已经被扭曲得变了形状,有的手腕上的伤口已经溃烂,有的手上被绳索捆绑造成的肿胀还没有消下去,有的手像鸟爪子一样蜷曲着,看上去好像已经坏死萎缩了。”幸存者身体的畸残状况是由于手脚被浸湿的绳子紧紧捆在一起而造成的。这些俘虏就这样被捆绑着,任凭风吹日晒雨淋,而且长时间内得不到食物和水。由于四肢的血液循环被截断,及肉肿胀溃烂,伤口化脓,生满了蛆。死者的尸体更让人目不忍睹:“尸体本身已经腐烂,没有一具是清晰可辨的,只是通过破碎的衣物才分辨出了几个人。”这些消息很快就传遍各个军营,士兵们的情绪开始恶化,愤怒到了一种可怕的程度。英军总司令额尔金勋爵认为,这些俘虏的身体所受到的对待,在活着的和死去的人身体上看到的“侮辱和虐待”的痕迹,是一种暴行——这种暴行已经侵越了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正常界限,“这样对待被俘者是凶残的犯罪”。

古代中国没有保障俘虏人权的观念,但“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道理人人皆知。然而,中国从不遵守法律和规则,法律和规则是写在书上骗人的。中国以为这次也能如此为所欲为。然而,英国人不会善罢甘休。下达虐待和杀害命令的皇帝和其他高级官员已逃走,但英国远征军决定必须惩罚此暴行。额尔金勋爵认为,将圆明园夷为平地是可以收到预期效果的行动。首先,这是皇帝和皇室的私有财产,它的毁坏能对皇帝的傲慢和感情造成沉重打击,却又并不是针对无辜的中国人民的。其次,圆明园在清廷逃离北京之后,早已陷入无人管理的状态,已被周边民众洗劫过了。第三,这里也是一些被俘者被关押并被虐待的地方,毁掉它或许会让他们所遭受的痛苦得到一定的补偿。于是,英国人在公共场所贴出中文告示,向中国民众解释摧毁皇帝的园林的确切原因。

英法两国政府也支持联军烧毁圆明园的决定。英国陆军大臣悉尼·赫伯特说:“人质被扣问题从头到尾整个就是流氓行为,中国人的放肆及其目光短浅,使人感到震惊胜过其行为本身的残忍性。从电报中我们得知圆明园已被烧毁,我猜想这和人质的命运有很大的关系。”

联军占领北京之后,巴夏礼遇到包括刑部尚书在内的一群清朝官员。他用“让这群人大吃一惊”的汉语讲话,用最严厉的言辞谴责他们,“一个人如果利用敌人的不幸对他进行人身侮辱的话,他就丧失了每一个文明国家的尊重,应当被驱逐出正直人的社会。”对方威风扫地、无言以对。

为皇帝和紫禁城祛魅

何伟业在本书中使用了“去疆界化”与“再疆界化”这一组概念来说明“英国课业”的主要内容。简单地说,就是“破”与“立”的过程。鸦片、现代军事技术、翻译以及资讯的收集与传递,这四个要素充当了“去疆界化”的重要武器,正因为它们,清帝国的统治遭受了衝击,原有的对世界秩序的想像在“去疆界化”的过程中逐渐破灭。同时,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强国,在一八四零年到一九零零年这数十年间,试图把自己所代表的“文明”的内容教给满清朝廷和人民,以便让他们适应在这个现代世界当中按照应有的规则行事。久而久之,英国逐渐形成了某种“可以调节的威慑力”,可以熟练地控制它的用量和力度,直至彻底改变敌人的精神世界。这样,它的作用不仅是破坏性的,而且是建设性的。

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英国给中国上的第一堂课,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第二堂课,八国联军制止义和团的杀戮就是第三堂课。本书对战争进程一笔带过,重点在于此前人们比较忽略的联军佔领北京之后的若干行为。其中,联军有一项意义深远的举动:从一九零零年九月起,联军将紫禁城向大批参观者开放,一开始只允许外交官和军官入宫,后来很多普通西方人士也得以进入。他们在皇宫内自由地闲庭信步,登上太和殿的御座拍照,甚至躺在慈喜太后的床上体验床垫的软硬度。大量西方军民在紫禁城中游历的照片,在西方媒体上发表,并与其他媒介结合,得以广泛传播。“紫禁城就以这样不难操作的方式,被改造成一个恒久不变的流动体。”

这是西方人故意安排的项目,不仅仅是羞辱愚蠢而残忍的满清皇室,更是对紫禁城以及它所代表的“奉天承运”的皇权的“祛魅”。“祛魅”是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一个重要概念,马克斯•韦伯简要地称之为“理性祛除巫魅”。“祛魅”是指剥去附著在事物表面上的那层虚假的东西,即“魅”。何伟业指出,联军这种祛魅的作用十分深远:“它把清朝君主统治中妄想的成分,把中国皇帝作为天子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信念,把皇帝的帝国是天朝上国的信念,转变为某种极平凡极世俗的东西。”

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人士畅游紫禁城的精神震撼作用,不亚于战场上西方人用阿姆斯特朗机枪如秋风扫落叶般屠杀此前让人闻风丧胆的蒙古铁骑。用何伟业的话来说,这是一场“象徵战”:“通过‘象徵战’的手段,清朝君主的符号、场所和象徵已经受到强有力的贬抑,清朝皇帝的统治权也已经被重新安放进一个‘展览性的综合体’之中。清朝皇帝统治权各方面的力量在这个综合体中受到了抑制,不再具有任何威胁。这样一个过程,是通过对紫禁城的侵犯,通过文本的暴力,通过摄影再生产,通过《辛丑条约》——它像觐见条款一样,对清朝皇帝统治权进行再疆界化,并把它纳入欧洲中心的国际关系的全球秩序之中——的许多条款来完成的。”可以说,一九零零之后,排满革命风起云涌跟紫禁城和皇权的“祛魅”有著直接的关系。既然朝廷只能“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数年之后即有革命派章太炎公然宣称「载湉小丑,不辨菽麦」。而且,章太炎在租界法庭上的自我辩护中使用的全是“英国课业”中的现代观念:对于在文中所写「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一事,他辩解说:“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而且按照西方的法律,人们是不避讳的,所以我直接写『载湉』,没有什么不对。”

类似的“皇权祛魅”,美国人在二战后统治日本时也使用过。来到战败投降的日本的美军统帅麦克亚瑟清楚地认识到,在日本人的意识中,天皇不是人,而是所谓的“神”,他决定把天皇拉下神坛。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日本的各大报纸刊登了一张麦克亚瑟和裕仁天皇的合影,照片中,身材高大的麦克亚瑟一身随便的军装,神情倨傲;矮小的日本天皇裕仁身著旧礼服,神情恭紧。这张照片在日本引发的震撼,不亚于裕仁天皇的投降讲话。此刻,日本才算真正完成了明治维新时福泽谕吉所指出的“脱亚入欧”之路。

从“孙子兵法”到“万国公法”

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占领北京之后,西方列强选择在礼部大堂与清廷签订《北京条约》,并交换《天津条约》的批准书。这又是一个精心的安排:礼部是朝廷负责意识形态的核心部门,中国由此斯文扫地——不仅是器物和技术层面不如人,而且在制度和文明层面也不如人。

《北京条约》的有关条款确认了英国有权在北京设立使馆,确定了八百万两的赔款,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并将九龙割让给英国。其中有一条款却从未引起注意,这一条居然是“允许华国人出国”——这不是英国等西方国家为中国人争取出国的权利吗?此前,中国人若擅自出国,包括下南洋讨生活,如果被朝廷抓到,是要杀头的。中国民众不能用脚投票,选择其生活的国家,“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何其可悲。今天,某些“特定的中国人”也不允许离开中国,比如刘晓波和他的妻子刘霞,维吾尔人要申请护照也难于上青天。中国人的国内迁迻权和出国权,至今仍然没有基本保障。

近代以来中国被列强侵略的历史,换一个角度看乃是从“孙子兵法”到“万国公法”的历史。学者仲伟民在《孤立于世界的悲剧与灾难》一文中指出,作为中国智慧圣经的“孙子兵法”,用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大约不失为一种智慧;可是,如果用在国际关系上,则不折不扣成为了不守信誉、欺骗讹诈的代名词。因为这种智慧与国际法是格格不入的!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国军官麦吉在回忆录裡,毫不留情地嘲笑中国人“孙子兵法”般的“智慧”。他说:“他们处理国际关系的体系漏洞百出,荒谬可笑。他们认为我们的“最后通牒”是个谎言,因为他们认为兵不厌诈,战争时说实话是不明智、不慎重的,还认为我们不会佔领炮台,因为我们提前告知他们会这么做了。我们不禁要问,我们怎么就和这样一个政府打上了交道?这次战役我们算是给了他们一些惨痛的教训,让他们明白我们是说话算话的,对他们的背信弃义我们是要给予惩罚的。”

中国人对《孙子兵法》笃信不疑,对《万国公法》则不以为然。其实,《万国公法》一书早在一八六四年冬,便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M. P. Matin) 翻译完成,并在总理衙门的资助下由丁韪良所创办的教会学校崇实馆刊印发行。该书译自美国国际法学家亨利·惠顿(Henry Wheaton)于一八三六年出版的《国际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可惜,出版后无人问津,直到庚子之乱之后,中国人才发现《万国公法》原来比《孙子兵法》管用。

《万国公法》可以说是“英国课业”中的“核心课程”,它为中国带来了五个革命性的观念更新:第一,中国不是全部的“天下”,中国只是世界之一部分。第二,每个国家的法律之上还有“自然法”(Natural law)。此种“公法”来自于各国的公议,由各国共同遵守。第三,民主共和的观念,主权来自于人民。第四,法治的观念,无论是君主之国家,抑或是民主之国家,尊重人民的公意、依照法律办事应当是一项基本原则。第五,三权分立的观念。

然而,至今这些观念都未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看看中兴集团因违法被美国处罚之后,中兴集团与中国外交部的言论,就能发现中国仍然深陷在《孙子兵法》的酱缸中。如果不把野蛮当野蛮,同样也就不把文明当文明。所谓的中美贸易战,不过是美国取英国而代之,对中国传授“美国课业”罢了。

余杰,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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