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交惡下改革開放 是對北京的全新考驗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也是中美發表建交公報40年周年。1978年12月18日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被視為內地改革開放的「里程碑」,而就在該會召開兩天前,1978年12月16日,中美兩國發表了《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被視為中美關係史上的「里程碑」。兩件事幾乎同時發生,絕非偶然。在鄧小平的理念中,對外開放是國內改革的需要,發展同西方發達國家關係是開放政策的需要,發展中美關係是發展同西方國家關係的「重中之重」。但從貿易戰到美國副總統彭斯上周措辭強硬的演講顯示,中美關係現正面臨建交40年來最大的挑戰,中國要在這一背景下進一步改革開放,對北京領導人來說,是全新的嚴峻考驗。

中美建交與改革開放

互為因果且相得益彰

1970年代之初,毛澤東和尼克遜打開中美關係的大門,主要是基於安全因素的考慮。改革開放路線的確定,為中美關係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這個新思路,把為改革開放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放在首要地位,而不像過往般突出地強調國家安全。中美建交開始超越戰略安全範疇,成為事關改革開放成效的重要條件。

中美建交有助於實現對外開放,借助外力加速中國現代化進程。正如鄧小平曾特別強調與美國合作是戰略性的,而非策略性和臨時性的。他形容中美建交「確實是個大局」。中美關係的發展,前所未有地和國內的改革開放路線緊密聯繫。改革開放是一個大的系統,中美關係是服務於這個系統的。

對美國而言,在決定同中國建交問題中,除了蘇聯因素外,經濟因素亦起相當重要作用。美國在對中國的市場競爭中落後於歐洲、日本,僅1978年上半年,歐洲共同體對華出口就較美國多3倍。為求及早進入中國市場,一眾美國企業家極力游說政府加速與中國建交談判,對兩黨都形成了政治上的壓力。事實上,在兩國建交後,中美雙邊貿易從1979年的24.51億美元增長到2017年的5837億美元,增長238倍多。目前,美國的農產品、民航機、金融服務等在中國市場都佔據了相當份額。

蘇聯解體後,1990年代後中美關係經歷了迂迴曲折。從八九六四後對中國的全面經濟制裁、1993至1994年對華最惠國待遇(MFN)與人權掛鈎的風波、1995至1996年的台海危機,直到1997和1998年克林頓、江澤民的互訪,中美關係才獲得較大幅改善和發展,並一度朝着「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的方向發展。但1997年「政治獻金案」、1999年「考克斯報告」、「李文和案」,特別是1999年5月美機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2001年4月南海撞機等事件,中美關係不時大起大落,但並未退回到以前的對抗狀態,是因為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的改革開放仍然是推動中美關係發展的重要動力。

和平崛起美缺乏應對

改革開放須有新方向

對於中國的改革開放,美方一直寄予很高期望,寄望通過經濟、文化和社會的全面接觸,影響中國的政治方向,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但經過40年的發展,美國顯然大失所望,更加強大的中國不僅未有變得更像美國,還與美國模式漸行漸遠,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科技、經濟甚至政治上,全面挑戰美國。美國原來可能希望看到中國變成戰後的德國或日本,殊不知今日之德日,並非靠內部演進而來,而是戰爭的結果,即使蘇聯解體後,今日之俄羅斯也未變成如美國所願。一言以蔽之,中國的和平崛起是一種全新的模式,而美國缺乏應對這種模式的辦法。

而中國方面,雖然對自身的和平崛起和成長有清晰的規劃,但除了重申不會走「國強必霸」的道路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外,對中國崛起後心目中的世界是何模樣,一直語焉不詳。這也是中國未來改革開放需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今天,中美關係的走向對抗和衝突的可能性是40年來最高的,在此背景下,中國下一步的改革開放就必須有新決心、新態度、新方向。迄今為止,中方應對美方貿易戰的策略都是被動反應、低調回應,但現在當兩國矛盾溢出經貿領域向政治、軍事、國家安全等領域蔓延時,中方在南海、台灣等涉及領土主權問題上,取態較為強硬,寸步不讓。在美國實行步步進逼的戰爭邊緣政策下,中國很可能面臨新的冷戰環境,但應該堅守「只要不發生大規模外敵入侵,就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戰略定力,以中國現在的國力,完全有能力制止針對自身的侵略戰爭;以中國的市場規模和經濟能力,只要自己不關上國門,也不可能被完全孤立封鎖。中美兩國在經過新的磨合、調整之後,想必會找到新的相處之道,不會必然跌落修昔底德陷阱。

香港 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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