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已死」几成社会共识?——谈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与退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在今天的政治环境下,检讨与反思中国改开的进步与退步,似乎非常有必要。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最近开了一个讨论会,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颇引人注目。引人注目的原因有几个:第一,出席者身份不同,他们均来自政学企界有影响力和话语权的高层人士,均深度参与中国经济决策,某些学者身份的官员,以前或现在还是政策制定者。

第二,讨论口径较为大胆。前财长现为政协外事委主任的楼继伟,直言批评当局采取给「去产能」下指标的手段,是行政手段,形同计划经济时代的「关停并转升」措施。原中财办副主任、现在的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批评当局现在的改革是小改革、虚改革、啃假骨头;说现在效率不高甚至下滑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大量的资源配置还是由政府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批评国进民退,称歧视民企现象仍然存在。

第三,习近平的最高经济智囊,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与会,虽然他早早离开。刘鹤是经济50人论坛的创始者,他的与会被广泛认为是对改革的支持。鉴于以上几个原因,有观察者认为,这次会议释放了中国改革要重新启动的信号。

但笔者认为,这次会议与其说是重启改革信号,不如说是发牢骚吐怨气,而绝大多数与会者在避重就轻。不过,这个会议讨论仍然显示了几个值得注意的动向:1)很多学者和官员对改革现状相当不满甚至悲观;2)纪念「改开」40周年官热民冷。官方宣称要隆重纪念,老百姓反应则很冷淡;3)「改革已死」几乎成了社会共识。邓聿文在《金融时报》著文「如何理解改革五十人论坛传递的讯息」称,10多年前,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喊出「改革已死」口号时,社会还不以为然,可是现在这基本成了全社会的共识。

「改革已死」这个说法,是不是站得住脚呢?老实说,十多年前,当我听到「改革已死」时,觉得很过分,觉得缺少佐证。可是近五、六年来的发展与变化似乎正在证实这个说法。现在我们就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看,它到底是不是站得住脚。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鉴于文革的惨痛教训和毛泽东的一言堂,邓小平主张改革国家领导体制,废除领袖终身制,防止个人独裁和个人崇拜,但今天,中国的国家领导体制已彻底走了回头路。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中说,「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今天,当年邓小平列举的共产党高度集权的种种制度弊端,统统回潮了。习近平大搞个人揽权、个人崇拜和终身制,与当年的改革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在这方面说,改革已死,并不夸张。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改革派在保守派的各种阻挠下,勉励推动政治改革,包括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但今天已荡然无存。毛泽东主张和践行的「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已经演变成习近平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为了防止党天下,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1982年9月召开的「十二大」政治报告和党章中不再提「党领导一切」。而现在,「党领导一切」重新渗透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当年曾实施的校长负责制,厂长负责制,如今统统被党委负责制所取代,党的控制已经全面深入到学校、机关、媒体、互联网、国企、私企甚至外企。因此在这个方面说,改革已死,是站得住脚的。

我们从三个角度看「改革已死」是否成为社会共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外贸体制改革和思想解放。

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鼓励私营企业成长,但是最近五、六年出现了明显的国进民退,民营企业目前面临史无前例的困境,很多民营企业家感叹日子难过。改革在这方面会不会也濒临死亡?值得关注。

进入2018年元月以来,舆论环境对民企很不利。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在中共理论阵地《求是》网上刊登鼓吹「消灭私有制」的文章,吴小平发表宏论,称私营经济到了退场的时候,邱小平进而言之,「党要领导工人共同管理民企、共享民企发展利润」。一位前中国国企高管、后来成为某民企掌门人说了一句真话,十九大以后,政府一直在收权,这是因为「执政党相信公有制」。

这种「相信公有制」的政策对民营企业很不利,导致他们难以进入只有国企才能进入的很多行业,难以取得只有国企才能拿到的低息贷款。今年甚至出现国企接盘民企的现像,据中国财新传媒的不完全统计,2018年以来已经有近20家上市公司引入了国有资本。在已经完成的9个案例中,国有资本共出资超过62亿元,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一些国企开始往民企派领导。虽然中国政策上强调不得对民企歧视,但事实上是歧视的。所以很多企业过不下去了,寻找国企做庇护伞。这种国进民退是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制度改革的大倒退。

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外贸体制改革。这个改革从1979年开始,经过简政放权,缩小指令性计划,下放外贸经营权,建立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自负盈亏,改革进出口商品经营体制,改革外汇体制,调整出口退税政策鼓励出口,大幅降低关税税率和非关税壁垒等等。这些改革为中国在2001年进入WTO而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对外贸易从巨额赤字转为巨额盈余创造了条件。

但是中国的外贸体制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依然留有一条保护主义的尾巴。为了进入WTO,中国承诺健全市场体系,但十五年之后,一些重要承诺并没有兑现,特别是在金融、通讯、汽车等产业方面,至今仍然被中国政府以数量巨大、范围广泛的补贴和低息贷款等进行保护。在服务贸易、互联网和影视业中对外资企业依然实施限制政策。鉴于此,美国、日本和欧盟都认为中国没有履行入世时的承诺,而且认为中国政府在2025年发展计划中对高科技产业的支持与补贴,对美欧企业很不公平。这是引发美中贸易战的根源。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理论界空前活跃,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中共内部和整个社会引发巨大反响。这场讨论对毛泽东的封建家长式统治、「两个凡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进行反思,掀起一场现代启蒙运动。在这场现代启蒙运动中,胡平的「论言论自由」、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及任畹町的《中国人权宣言》等,虽然后来被中共打压,却成为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标志性符号。

而现在特别是最近五、六年以来,中国思想界和理论界受到空前打压,执政当局意识形态全面左转,在这方面,可以说改革已死。习近平刚上台时,中国社会还处于一个大抵宽松的舆论环境。但2013年出台的「七不讲」和「8.19」讲话,严厉处置了那些当局收买不了、与党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给他们扣上「反动知识分子」的帽子,指责他们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权造谣、攻击、污蔑。当局的这些举动使思想界、理论界和知识界,及党内一些主张碎步前进的开明派非常失望。杜导正说,如此公开地钳制言论,是江泽民时代以来,二十年都没有的;这么搞下去,国家要出大事。

这些检讨与反思显示,中国改革开放在习近平治下进少退多。在政治领域,改革早已死亡,甚至退回到改革以前。在经济领域,国进民退正在吞噬改革的成果。在思想领域,意识形态全面左转已严重窒息了整个社会。

未普,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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