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的硬伤:善权谋而无知识

110年前,1908年11月15日,慈禧去世。

据国史馆总纂恽毓鼎从内廷宦官处听来的消息,老太后临终之前:

“忽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顷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

这两句叹息,其实是这位执掌清廷最高权力近40年之久的老太后,对自己“善权谋而无知识”的自供状。

事情要追溯到三年前,慈禧派了载泽、端方、戴鸿慈等五人出洋考察各国政治。1906年,载泽考察归来,向慈禧进了一道《奏请宣布立宪密折》,其中“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一句,引起了老太后极大的兴趣。

为什么“宪法最不利于官”?载泽在密折里有详细的解释。

载泽说,君主立宪的核心是“尊崇国体,巩固君权”,地方督抚之所以频频阻扰,是因为他们很清楚,立宪后,“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他以日本宪法为例,列举了17条立宪后将由君主完全掌控的统治大权,得出结论:立宪后,“国之内政外交,军备财政,赏罚黜陟,生杀予夺,以及操纵议会,君主皆有权以统治之”,君权不减反增,可使“皇位永固”,“君位万世不改”。

自庚子之变,地方督抚拒绝北上勤王,联手实施“东南互保”,其财权、人事权乃至兵权的坐大,始终是慈禧心中亟欲解决的头等要事。听闻载泽的“宪法最不利于官”之说,慈禧非常兴奋,8月23日,载泽进呈密折,9月1日,她就宣布要“预备立宪”,9月2日,又宣布要改革官制,拟用“立宪”的名义,从地方督抚们手里“合法”夺权,即所谓的“丙午官制改革”——在奏请改革官制的折子里,载泽和端方说得非常明白:“循此不变,则唐之藩镇,日本之藩阀,将复见于今日。”

1906年,出洋“考察政治”的载泽(前排中)一行在英国伯明翰

 

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完全脱离了载泽的预测和慈禧的期望。

载泽想学日本明治维新,搞“日式立宪”来强化皇权;地方督抚希望搞“英式立宪”,将自己手里的财权、人事权和兵权合法化。双方都打着“立宪”的旗号,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解释何为“立宪”。载泽心目中的“日式立宪”,与真正的“君主立宪”的宗旨,亦即“限制君权、保障民权”背道而驰,很自然地在与地方督抚的论战中长期居于不利地位,慈禧寄予厚望的“丙午官制改革”,也因为理与势均落于下风而告流产。此后直到清廷覆灭,“立宪”始终都是地方督抚拿来对付朝廷的一柄利剑。

时代变了,老太后的知识更新,已不足以支撑她的权谋。

慈禧入宫前并不识字。垂帘听政之初,他曾晓谕大臣,将历代帝王政治及垂帘事迹,汇纂成一部《治平宝鉴》(书名也是慈禧所拟)进呈,由大臣轮班为自己讲解。这部“帝王术宝典”,选录了汉、唐以来帝王政治及母后临朝事迹,共计一百零八人,每人一至二十三条不等,总计三百一十四条。更早一些时候,她还阅读过一本《帝鉴图说》,那是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为了向只有十岁的明神宗朱翊钧传授帝王术,而编写的一部配图故事集。

正是这些权谋之术,帮助慈禧在波诡云谲的内廷政治中屹立数十年而不倒。

《治平宝鉴》

但帝王术是无助于引领清廷走出危机的。时代的转型需要权谋,更需要知识。而老太后的知识结构,仍停留在相信义和团大师兄的“神术”的程度。

1900年7月16日,八国联军威逼天津之际,她曾下达两道谕旨,要直隶总督裕禄和军机大臣,去找一位“戒律精严,深通佛法”、“有六甲神兵”的五台山神僧普济来解救国难。据任职军机处的高树所闻,这位神僧最后“携青龙刀一柄,《春秋》一部,骑赤兔马往攻,入阵便中炮亡,惟马逃归”。

老太后“善权谋而无知识”若此,清末新政之毫无希望,自是可想而知。(完)

图:慈禧

 

文 | 谌旭彬,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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