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大力教授事件,为何引起这么大的争议?

 

作为学者,最为重要的精神和价值,在于独立思考,无畏立论,不为尊讳,不为书困,不为目瞒。这是学术人的职业共识。

如果一个学者的所想所说,和社会的流行意见、大众看法毫无差别,那么,这样的学者及其思考,往往是多余的,是滥竽充数的,是尸居其位的,是有负国家所托的,是虚耗纳税人寄养的。这样的学者,在学识公信力和学术道德上该受到质疑。

政治学学者刘瑜那本《观念的水位》总结的挺好:研究型学者的使命,就在于开拓人类知识和认识的边界,带领读者在知识、观念上抵达一个他们从未去过的地方;甚至是“以前在人们眼中不是问题的问题”,经过他们的疏导,“开始变成问题了”,唯有如此,在争议的背后,整个社会“观念的水位”得以跃升。

所以,当姚大力教授——这位在边疆史研究上成就斐然的史学者,提出一些看法而与大众流行的见解有偏差,完全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

不难看出,姚教授所以“触犯众怒”,核心原因在于他的专业意见挑战到了大众的“常识底线”。

事件起因于,在本是一个小圈子的讨论中,姚先生谈到了“大一统”背后的血腥、残酷与代价。他特别提及汉代征匈奴的故事。姚指出,汉代征讨匈奴,不间断的战争中记述中,我们的历史书只津津而道于“赫赫武功”和“民族自豪感”,而忽略了其中的非人道与惨烈现实。

所以姚大力接着引申说,如果要全面地认识历史,不能只看到一个“大国崛起”的威风,而忽视背后的问题,并期望今人能以史为鉴,在遭遇到类似处境时,尽量减少流血冲突。可以预见,在民族主义成为“社会最大共识”的今天,这种不合时宜的“专家迂腐之论”必然会引得大众怒不可歇,也理所当然的要受到大众抨击。

其实,要沿波讨源,这个论调并不自姚大力始。在民国的史学研究中也是有过类似讨论。比如姚大力的“太老师”、位列“民国史学四大咖”的吕思勉老先生,在他的《中国通史》及《吕思勉读史札记》二书中,就曾经坦率无隐地谈到类似观点。

他列举大量史证指出,汉匈战争是国力的胜利,而不是战略的胜利,并无必要;不仅如此,匈奴人口不敌汉之一大郡,过去的代国尚不怕匈奴,结果汉武帝举全国之力都无法歼灭,所以无能。

吕论接着证说,对匈战争是汉帝国规模空前,倾尽全力,用民生多艰哀鸿遍野的代价来换取的,得不偿失。比如战马死了十几万,战士死亡人数也该接近十万;只是面对士兵哗变,将领霍去病就可以当机立断武断斩杀了八千生命;大部分地区都存在拉壮丁的状况,让太多本来可以不死的一家之主暴尸于战场;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整个汉朝被拖到了谷底,而后花费数十年才喘息过来。

所以,按吕思勉的说法,汉征匈奴,其功过是非绝不是简单的几句话可以概括的。

以上学术论争,当然不是我这次瞎掺和的重点——以我这点可怜的学识哪里可以明辨其是非曲直。

我更为关注的,是在我们这里,学术研究往往受到大众撕咬的怪现状,和学术观点是否能自由言说的问题。因为,中国历来就没有独立学术、自由表达的传统,由学术观点引起的争辩每至于沸沸扬扬的人身攻击之境,在我们这里是“旋律悠扬的传统”。特别是在小小鼠标让知识和谩骂都变得无比便利的当下,此风尤烈。

同样是上面拉出来做大旗的吕思勉,也经历过这种梦魇般的大众暴力。1923年,吕思勉第一部通史著作《白话本国史》问世,在这本1930年代销量最大的中国通史著作中,吕思勉一反众议,给了秦桧较多正面评价,却说岳飞是“军阀”,认为岳飞“只郾城打一个胜战……郾城以外的战绩,就全是莫须有”。

不久,舆论哗然。南京政府迫于压力,将其查禁,称“武穆之精忠,与秦桧之奸邪,早为千秋定论。该书……是何居心,殊不可解”,并明令各校各店,严禁学生阅读;1935年5月,吕思勉被人以“诋毁岳飞,危害民国”的罪名告上法庭,并散布谣言,说吕思勉之所以骂岳飞,是为了讨好日本人,是想当汉奸。

这和眼下姚先生讨论汉匈战争得失的学术问题,却被那些所谓“历史文化达人”有意诛心解读、无限上纲、议程操纵、“泛政治化”为替日本侵华张目的高度,何其相似乃尔。

在抗战期间顶住各种压力坚持民族气节的吕思勉悲愤难言,好在民国法院还通情理,并没有在大众纷起的攻讦中定吕罪名。事后,吕先生沉痛表示,“其实欲言民族主义,欲言反抗侵略,不当重在崇拜战将,即欲表扬战将,亦当详考史事,求其真相,不当禁遏考证也”,意思说民族情感固然重要,但是学术研究实事求是的本质和独立不倚的理想并不应该受到大众干预。

也许,我们的“民族尊严”情感,是永远高于“学术独立”情怀的。所以,现在回头想想,姚大力教授受的这么一点点气,算得了什么呢?

只是有一点不解:当“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纷纷然成为我们的“学术警察”时,中国的学术该往何处去?

刘愚愚,参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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