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侠小说之外,报人金庸的“决定性时刻”


 


2018年10月30日,94岁的金庸离开人世,走完了他堪比武侠小说般戏剧化的一生。除却无人不知的武侠小说家身份外,他是著名报刊《明报》的创办人。在《明报》草创期间,他一手写武侠连载吸引读者,一手写社论纵论时事,关注共产主义中国的风云变幻。


中国大陆的武侠爱好者与文学家,他们在20世纪末会激烈争论,金庸的作品到底是否文学,激烈贬之者有之,热情褒扬者亦有。到如今,金庸所塑造的武侠世界,早已通过文字与各类改编的影像,进入无数华人内心。而在武侠小说以外的金庸,他近百岁人生中的现实抉择,北上还是南下,《明报》坚持中立还是批判,对中国共产党是拥护或反对……都在关键时刻,构成了后人看待与评价他的「决定性瞬间」。


1726年,金庸(查良镛)的祖辈查嗣庭被派去做科举江西乡试正主考,他出的考题,被雍正皇帝指控为「心怀怨望,讽刺时事,心怀不端」,下旨批捕全家,杭州海宁县望族查氏从此没落。次年春天,查嗣庭大受拷掠,死在狱中。


两个世纪后,金庸在香港《明报》连载《鹿鼎记》(1969年)时,第一回的回目「如此冰霜如此路」,正是来自查嗣庭的哥哥查慎行——他在离开家乡赴京投狱的路上写下这行诗,不久离世。在《鹿鼎记》的注释中,金庸写下自己家族历史上的这段文字狱,以表达对当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满腔愤懑。


创办《明报》以前,年轻的金庸在辉煌落幕前的《大公报》,接受了自己的新闻启蒙训练。1948年,在上海《大公报》任职翻译的金庸,随总编辑胡政之奔赴香港,为复刊的《大公报》香港版做电讯翻译工作。最初赴港时,金庸和王芸生约定,只待半年就回杭州,但时代的变化翻天覆地,国民党在内战中大势已去,《大公报》也由「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民间独立报纸,转变为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左派」报纸。


彼时,金庸对新政权怀抱希望,他从《大公报》离职,北上京华,希望进入新中国的外交部工作。但出身地主家庭,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学习的经历,以及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犹豫,让他不可能成为北京政府的外交官。断了念想之后,金庸再度南下,回到香港《大公报》工作。这一回到香港,他刚好避开了中国内地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然而他的父亲没能逃过时代的变革,因此丧命。


1951年,金庸的父亲查枢卿被划分为阶级敌人(地主),以「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的罪名被处决。噩耗传到香港,据金庸后来回忆,他哭了三天三夜。要到35年后,中国已经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查枢卿案才被复查,由海宁县人民法院撤销原判,正式平反。


虽然家人未能幸免,但正是这次年轻时代的南下,才有了后来「金庸」出现的可能。也因此,有人认为,金庸是香港在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但这种评论,无疑忽略了金庸在关键时刻的主动抉择。


1952年,金庸转入《大公报》新创办的《新晚报》担任副刊编辑,后来他就以「金庸」为笔名开始在这份报纸上连载武侠小说,一手构造了中国人想象的江湖。


写作武侠小说的同时,金庸也对《大公报》越来越不满。在政治上,《大公报》已经是一张「左派」报纸,跟新华社香港分社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另一方面,金庸也对国民党不怀期望。他仍然怀念1949年之前不偏不倚、保持中立的《大公报》。


1959年5月20日,36岁的金庸创办了《明报》,初衷只是刊载武侠小说,以应对猖獗的盗印行径,这更多的是生意考量。这份创办初期由金庸「左手写小说,右手写社评」勉强维持的小报,后来成为香港最具公信力的报纸之一。


为了同香港非左即右、政治取向明显的其他家报纸作出区别,金庸在《明报》十八期的社评《我们的立场》中,提出了「公正与善良」的办报理想。他写道:「我们重视人的尊严,主张每一个人应该享有他应得的权利,主张每个人都应该过一种无所恐惧,不受欺压与虐待的生活。」


1962年是《明报》和金庸的关键一年。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试验失败,1959年到1962年中国内地粮食短缺,出现历时三年的大饥荒(官方称为「三年自然灾害」),部分受困于饥饿的广东农民偷渡逃到香港。1962年5月,「大逃港」达到高潮,每天有数千人从深圳、东莞、惠阳等地方逃入英国殖民地香港。


香港政府面对大量涌入的难民,仓皇无措,只能派遣警察将他们围堵在梧桐山一带。面对如此重大的新闻,当时香港的「左派」报纸(《大公报》、《文汇报》、《晶报》、《香港商报》等)一概噤声,报道内地的负面新闻不符合他们的政治立场。


金庸本也不愿登载逃港者的新闻,他出身自《大公报》,深知得罪了「左派」只会惹来是非,「他们对付起异己毫不留情」。但最终,金庸还是选择了忠于《明报》的办报理想,对逃港潮进行大篇幅报导。


从1962年5月15日,《明报》头版头条刊登《梧桐山上惨绝人寰》,配以另一篇报道《边境山头一片呼儿唤母声,闻者心酸肠断》,描绘逃难者惨状,并颇为震撼地发表社评《火速!救命!——请立刻组织抢救队上梧桐山》呼吁官方救人。甚至更进一步,一向中立的《明报》组织读者捐款,安排记者送救济品到边境分发给难民。


大量的独家细致报道,金庸独辟蹊径的社评,以及直接下场救人的义举,让《明报》成为一份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报纸,深受香港市民喜爱。报纸的销量,由原来的2万多份突破到5月份的3万多份,到下半年已经达到了4万多份。


也是从这时候起,社评开始比武侠小说更能代表金庸。


「逃港潮」之后,金庸锋芒渐露。他每天一篇社评,对时局进行评议,其中不免有对中国政府的批评。「逃港潮」报道积下的旧怨,和不断炮轰北京的「新仇」,终于也引起了「左派」报纸对他的回击和「报复」。


1962年8月31日,金庸在社评中批评北京,在内地粮食不足的情况下,送了九千吨小麦、三千吨钢铁给阿尔及尔新政府。9月18日,他更是以《要求中共减少输出粮食》为题写作社评,对内地要给斯里兰卡二十万吨粮食的传闻给予评论。这样的社论,即便放在2018年,似乎也尚未过时。


10月30日,在国务院副总理陈毅表示「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之后,金庸发表社评《宁要裤子,不要核弹》以表明他的反对立场:「请问几枚袖珍原子弹,有何用处?还是让人民多做几条裤子穿吧!」


尖锐的批评彻底激怒了「左派」报纸,《大公报》、《新晚报》、《香港商报》等群起攻之。《大公报》连续发表社评,称金庸和《明报》「恶毒反华」,「下流反华」,「妖言惑众」,「造谣生事,大发反华妖论」。


金庸对此一一反驳,他在《批评中共就是反华?》中写道:「反对政府的某些措施,反对执政党的某一种做法或主张,是表示反对国家?人民有没有批评政府或执政党的权利?」关键时刻,他没有就此偃旗息鼓,而是全面出击,在诸多敏感话题上请《大公报》「指教」:要不要民主自由?要不要收回俄地?要不要援助外国?


《明报》和「左派」报纸的笔战,便如武侠小说一般精彩,这也让报纸的销量节节攀升,到1965年5月稳定在8万份以上,超过《大公报》和《文汇报》。但事后来看,金庸所面临的处境,实则也凶险无比,在六七暴动期间,他成为香港第二号被暗杀对象,不得不去港避祸。


金庸的社评,不仅是对时事的快意恩仇、嬉笑怒骂,而且对中国政局走向的判断也极其精准。


1966年5月,以「文化大革命」为名的政治运动在中国内地发生。文革开始前夕的3月,金庸就已经在社评中准确预测,「中共内部正在酝酿着一种相当大的变动」。他从久不露面的林彪公开出现中,推演出政局的一系列变化。


5月6日,金庸在《郭沫若认错求饶》社评中写道:「从各种迹象看来,中共内部正在进行一项非常剧烈的权力之争。这一次对吴晗、田汉等著名文人的清算,只是这场大斗争中的一小部分。斗争的真相可能要事隔多年才能为人所知。」


5月10日、12日、20日,他连续发表三篇社评,指出「相信不出一个月,中共就会正面清算这位『大老板』了」。他所说的「大老板」,指的是当时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半个多月后,彭真被撤职。


8月19日,金庸在社评中说:「『文革』的主要内容是权力斗争。」他判断林彪在党内的地位会从第六位升到第二位,而原来的「接班人」刘少奇会降到第八位。


9月10日,金庸在《「炮打司令部」》社评中再次表示,红卫兵的真正目的是「斗争党内的当权派」。他指出当时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是这场运动要打倒的对象。这让「左派」报纸纷纷抨击《明报》「造谣」,但后来的一切证明,他的沙盘推演才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1969年,中国九大通过党章,确立林彪为「接班人」后,金庸却再次语出惊人,发表社评《林副统帅,功高震主》,预言「一场新的矛盾和斗争,在中共内部又开始酝酿」,又是一语成谶。


在社论与新闻以外,金庸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感,近乎直白地表现在他最后几部小说里。《笑傲江湖》写于1967年到1969年间,正是内地「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香港「六七暴动」引得市民人心惶惶之时。他把这部罕见的架空历史的小说,写成了政治寓言。黑木崖教徒对东方不败、任我行的谄媚跪拜,影射的似乎是红卫兵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2018年4月,《纽约客》刊载了金庸生前最后一次访问,在报道里,金庸承认了自己最后的几部小说,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寓言。他本人亲自确认,《鹿鼎记》中要教徒参见和颂念「仙福永享,寿与天齐」的神龙教教主洪安通,其影射的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


尽管在《明报》上,金庸对中共有严厉批判,但如金庸自己所言,他有浓重的「家国情结」,也因此,中国一旦经历改革开放,他便是邓小平的坚定拥护者。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被批斗时,金庸就在《明报》上刊发《我希望刘邓派获胜》,以示声援。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掌权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一向钦慕邓的金庸,对共产党的态度也因此转变。1986年,金庸在《什么是言论自由》中写道:「《明报》以前对中共的政策猛烈抨击,近年来却赞扬多而抨击少,这并不是我们自律了,而是根据理性的判断,以前中共专制横蛮的政策必须予以抨击,目前中共开放改革的政策值得赞扬鼓励。」


作为有很深民族情怀的人,金庸对一个开放的中国充满期待,也支持香港回归,他怀抱极大热情,投入了香港「基本法」的起草中。


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金庸以个人身份担任起草委员。在预备会议上,金庸关于香港政制提出了一个「新协调方案」,建议1997年后香港政制发展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行政长官由千人的选举委员会选出,2011年下半年,由全民投票,决定是否进入第二阶段,即全民一人一票选出行政长官的阶段。这个方案由于太过保守,民主进程太慢,香港舆论一片反对。


1989年,金庸对中国的乐观遭受了巨大打击。5月19日,六四事件发生前夕,当李鹏与杨尚昆宣布派军队入城之后,金庸立即辞去了基本法起草委员的职位,以表示抗议,这一次的关键抉择,也让北京再度批判金庸这位「老反共分子」。


6月19日,接受香港电视的采访时,谈及清场的镇压,金庸在镜头前失声恸哭。一直到2005年,自六四事件后被长期软禁的前国家领导人赵紫阳逝世,金庸接受香港有线电视采访,谈到赵紫阳,他再次泣不成声,他坦言自己一直支持赵紫阳的改革,动情地说,「我觉得一个好人应该有好报。」


金庸的一生犹如他的武侠小说,沉浮起落,得意失意,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日本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评价金庸是「香港良知的灯塔」,但也有人认为金庸只是「香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他是投机者,而非现实社会中的「侠之大者」。


2000年,金庸在中国内地文学刊物《收获》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自传式散文,在文章的最后一段里,他是这样写道:


金庸的小说写得并不好。不过他总是觉得,不应当欺压弱小,使得人家没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所以他写武侠小说。他正在写的时候,以后重读自己作品的时候,常常为书中人物的不幸而流泪。他写杨过等不到小龙女而太阳下山时,哭出声来;他写张无忌与小昭被迫分手时哭了;写萧峰因误会而打死心爱的阿朱时哭得更加伤心;他写佛山镇上穷人钟阿四全家给恶霸凤天南杀死时热血沸腾,大怒拍桌,把手掌也拍痛了。他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但世上有不少更加令人悲伤的真事,旁人有很多,自己也有不少。


终于在2018年,当金庸远去后,他不需要再面对和思考如今的世界和中国,不需要面对所有的褒贬和悲欢。他和池田大作一起「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的美好理想,也还远未来到。


斯人已逝,当我们回顾金庸近一个世纪的跌宕人生时,会发现他在所有的「决定性时刻」,或犹豫或坚定后所做的最终抉择,「好人应该有好报」这句评价中共前领导人赵紫阳的简单信条,就几乎是金庸在他的武侠世界和社评文章里所要讲的全部事情。


杨杨,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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