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死于特务治国


明朝(1368年——1644年)是最后一个由汉人建立的大一统王朝,朱元璋和他的子孙统治华人二百七十六年。

历史书一般是这样介绍明朝的:元末民不聊生,爆发红巾起义,朱元璋加入了郭子兴的起义队伍。后来,朱元璋所部迅速发展壮大,于1364年称吴王,建立西吴。1368年朱元璋称帝,国号为大明。因皇帝姓朱,又称朱明,定都于应天府 [即南京] ;1420年他的儿子朱棣迁都至顺天府 [即北京],以应天府为陪都。

明初历经洪武之治、永乐盛世、仁宣之治等治世,政治清明、国力强盛。中期经土木之变由盛转衰,后经弘治中兴、嘉靖中兴、万历中兴国势复振。晚明因东林党争和天灾外患导致国力衰退,爆发农民起义。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殉国,明朝覆灭。

明朝是继汉唐之后的黄金时期。明代,无汉之外戚、唐之藩镇、宋之岁币,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清朝康熙皇帝对明太祖评价为“治隆唐宋”,《明史》评价明成祖为“远迈汉唐”。

这些都是出自走狗文人的溢美之词;他们专门为帝王涂脂抹粉,歌功颂德;他们不会把朱元璋当上皇帝后,诛杀功臣名将,大兴文字狱,对自己的子孙大肆封赏,令其骄奢淫逸,荒淫颓废的丑事儿写出来。那样就会让后人明白,真正的朱家明朝是个什么玩意儿了。

有人说,那些昔日与朱元璋一起打江山的功臣都是“骄兵悍将”,依仗自己的战功胡作非为,不好管束。太子朱标生性软弱,朱元璋怕他死后儿子管不住这些大臣们,所以,才会罗织罪名,滥杀文臣武将的。

这个说法有点道理,从史料看,朱元璋是个刻薄寡恩、心狠手辣的人。他称帝不久就为自己的子女大加封赏,而对功臣的封赏却相当悭吝;不排除他一是为子孙奢靡生活着想,二是防止功臣们把不满撒在子孙身上,使子孙遭遇不测。

电视剧有个情节,朱元璋把左丞相胡惟庸逮起来,剥光衣服绑在树桩子上,任由太阳暴晒;并将蜂蜜涂在胡的身上,吸引蚊虫叮咬,将其慢慢折磨而死。这种手段也只有刻薄恶毒之人能够想得出、做的来。

有御用文人为朱元璋杀功臣开脱,说朱元璋没杀那么多功臣,杀的功臣也是有罪的人。但在朱元璋杀的功臣如李善长、刘基、胡惟庸、蓝玉、冯胜、宋濂、傅友德等人中,基本找不出他们犯罪实证,都是“莫须有”罪名。

明朝开国元勋中,34个功臣名将被朱元璋杀掉了30个,只有汤和等寥寥几人幸免于难;徐达发背痈[御赐]吃蒸鹅而死;刘伯温由胡惟庸按圣意毒死;胡惟庸自己也以“擅权植党”、“枉法诬贤”的罪名处死,遭受牵连者多达三万余人。胡死后,朱元璋趁机不设宰相一职,目的很明确,方便自己大权独揽、独断专行。

胡惟庸死了没多久,又爆发了“蓝玉案”,胡案是对文官下手,蓝案是对武将动刀。蓝玉“谋反”案涉及人数约一万五千人。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以胡惟庸党追问,朱元璋将为自己称帝立下不世之功的股肱之臣,七十六岁的李善长连同其妻女弟侄七十余人一并处死。另有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等人,都同时受胡惟庸牵连而死。

出于其极度卑劣的心理,朱元璋对于“僧”、“贼”、“光”、“秃”等再现他少年历史疮疤的字眼,非常敏感,为此他制造了无数个文字狱冤案。这场始于洪武十七年,终于洪武二十九年,长达13年的黑暗岁月,受害文人高达几十万。

只要是上述“僧”、“贼”、“光”、“秃”等字的同音字,都认为是通假字,是居心叵测、罪不容诛。比如说“为世作则(贼)”的杭州人徐一夔教授被杀;说“圣德作则(贼)”的马屁大王孟清被杀;说“睿性生(僧)知”的常州教育主官蒋镇被杀;说“作则(贼)垂宪”的浙江教育主官林元亮被杀。

后来“文字狱”发展匪夷所思的地步,说“体乾法坤”是暗示“发髡[古代一种把头发剃光的刑罚]”,秃子就是和尚,被杀;说“拜望青门”就是站在和尚庙门口发呆,被杀;说“遥瞻帝扉”不是恭敬地瞻仰皇宫大门,而是看热闹,是八卦皇帝的是非,被杀;说“天下有道”就是“天下有盗”,被杀……

另据资料介绍,朱元璋做事之刻薄歹毒冠绝古今,他把那些所谓的贪官污吏[大多是他自己认为对他皇位或子孙未来有威胁的人]抓住以后,进行剥皮实草,即剥完皮,挖出内脏,再用野草填满,在闹市展示,折磨而死。

朱元璋的子孙都继承了它的残忍刻薄。他死后,惠帝即位,方孝孺(1357—1402年7月25日)出任翰林侍讲及翰林学士。燕王朱棣“靖难”造反,挥军南下京师。惠帝亦派兵北伐,当时讨伐燕王的诏书檄文都出自方孝孺之手。建文四年(1402年)五月,朱棣杀进京后,文武百官多见风转舵,投降燕王,唯有方孝孺拒不投降,结果被捕下狱。

明崇祯《宁海县志·方孝孺传》、《明史纪事本末》等大量文献都记载,朱棣将方孝孺下狱后灭了十族。历史上有很多皇帝杀大臣“诛灭九族”,而方孝孺一案加上了门生、朋友一族,被灭十族,受株连被杀者847人(另有说法是873人)。“诛灭十族”一事,人间独一份。

有人说,皇帝皇权就是“绞肉机”,一点不假。有集权的皇权体系存在一天,这种“绞肉机”就会不停地制造人间灾难。

后来,明朝皇帝为了维护它的既得利益,设置了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这些机构,就是皇权“绞肉机”的运转系统。“绞肉机”在运转的过程中,不仅不停地制造着冤假错案,让无数人死于非命,而且其维持运转的成本也在不断增加。但它又不得不加大成本维持运转,否则皇权寿命就会终止,最终吞噬掉皇权本身。

从有关史料得知,朱元璋的后代共100多万人,在明末被起义军几乎杀了个精光。这也从另一面证明了朱家明朝是多么荒淫无道,多么不得人心。

明朝末年,经过两百多年的繁衍,“皇族”即朱姓子孙已发展到100多万人,成为大明王朝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也是“最幸福”的群体。

他们从摇篮到坟墓都由朝廷负担;只要是皇族后代,从一出生就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所有消费、所有供需均由朝廷特供;10岁起就开始“领工资”享受俸禄,结婚时朝廷再发给其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时还有一笔厚厚的丧葬费。

但他们仍嫌不足,利用皇族身份,勾结商贾,垄断行业;抢占良田、土地、森林、矿产等稀缺资源;挥霍财富,穷奢极欲;纳妾淫婢,强奸民女……

当然,他们为了子子孙孙享受既得利益,对民众的不满和怨恨也倍加防范。明朝通过中央高度集权和在地方设立“军区”(军区首领由王族担任),建立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等特务组织的方式,试图来维护朱家江山永不变色。

锦衣卫是明朝专设的搜集军政情报的机构,前身为明太祖朱元璋设立的“拱卫司”,后改称“亲军都尉府”,统辖仪鸾司,掌管皇帝仪仗和侍卫。洪武十五年(1382年),裁撤亲军都尉府与仪鸾司,改置锦衣卫。

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特令其掌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之权,地方机构叫镇抚司。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将锦衣卫废除。明成祖朱棣登基后又重新设立锦衣卫,并由北镇抚司专门处理诏狱。

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锦衣卫主要职能为“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从事侦察、逮捕、审问等活动。也有参与收集军情、策反敌将的工作。其首领称为锦衣卫指挥使,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直接向皇帝负责。可以逮捕任何人,包括皇亲国戚,并进行不公开的审讯。

东厂,即东缉事厂,是明代的特权监察机构、特务机关和秘密警察机关。明成祖朱棣在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立东缉事厂,由亲信宦官担任首领。东厂是世界历史上最早设立的国家特务情报机关,其分支机构远达朝鲜半岛。

明朝中后期,锦衣卫与东西厂并列,活动加强,常合称为“厂卫”。 东厂权力在锦衣卫之上,只对皇帝负责,不经司法机关批准,可随意监督缉拿臣民;并为宦官干政大开方便之门。

到了明末,明熹宗重用宦官魏忠贤,终于把中国历史上的宦官专权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无赖出身的魏忠贤,万历时为宦官,侍奉皇孙朱由校,得其宠幸;由校继位后,将魏忠贤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

魏忠贤在宫内挑选出会武艺的宦官,组成一支万人武装队伍,作为羽翼;在外收罗齐楚浙党为主的官吏作义子走卒,人称“阉党”。文臣有崔呈秀等“五虎”,武将有田尔耕等“五彪”,还有“十孩儿”、“四十孙”等;“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

他秉笔批红,掌握朝政,从首辅至百僚,都由他任意升迁削夺;他握有军权,可随意任免督、抚大臣;他还掌管经济大权,派亲信太监总督京师和通州仓库,提督漕运河道,派税监四出搜括民财。“内外大权一归忠贤”(《明史·魏忠贤传》)。

他出门的车仗,形同皇帝,所过之处,士大夫都跪在道旁高呼九千岁。阉党和无耻官吏还竞相在各地为他修建生祠,一祠堂耗银数万乃至数十万两。建成后,地方官要春秋祭享,官、民入祠不拜者论死。魏忠贤专权时,厂卫特务更是空前嚣张。

熹宗天启三年(1623年),他自任东厂提督;锦衣卫的都督,则是他的干儿子田尔耕。厂卫勾结,大兴冤狱,残害异己官吏,勒索钱财,暴虐百姓。“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僇[同“戮”],甚至剥皮、刮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魏忠贤肆虐专政七年,使明末各种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加速了明王朝的崩溃。

西厂,全称"西缉事厂"。明宪宗时为加强特务统治,在成化十三年(1477年)于东厂之外增设西厂,与东厂及锦衣卫合称厂卫;任命太监汪直为提督,其权力超过东厂,活动范围自京师遍及各地。

西厂成立,本来只是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为了升官发财,拼命构置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众都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西厂在全国布下侦缉网,主要打击对象是京内外官员,一旦怀疑某人,事先不必请示皇帝,就立刻予以逮捕。接着就是严刑逼供,争取把案件弄得越大越好。对一般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慎,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

到了宪宗的孙子武宗继位后,西厂与东厂虽然都由刘瑾指挥,但两者之间不是互相合作,而是争权夺利,互相拆台。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刘瑾又自建了一个内行厂,由本人直接统领,其职能与东、西两厂一样,但侦缉范围更大,甚至包括东西厂和锦衣卫。一时间,锦衣卫、东西厂、内行厂四大特务机构平存,缇骑[锦衣卫属下人员。穿红色军服的骑士,泛称高官的随从卫队]四出,天下骚动。

明朝皇帝设立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四大特务组织的目的是维护其统治,结果却造成人心浮动,人人自危。这些特务组织不仅没有为皇帝们的江山稳固起到正面作用,反而利用其特权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构陷好人,打击异己,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增加了更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而且其利用手中特权,大肆扩张自己的实力,耗散了更多的朝廷银两;在腐败朝廷和各地封王贪得无厌的同时,使朝廷财政雪上加霜,日益捉襟见肘,致使后来,朝廷连镇压农民义军的钱粮也拿不出来;它们与各地封王勾结,制造了无数奇冤大案,动摇了社会稳定的基础,促成加快了朱明王朝的末日来临。

就像有人说的那样,当朱家朝廷达到最无耻的亢奋状态之时,终于,算总帐的时候来了——和他们的残暴有得一比的李自成、张献忠兵锋所至,皇族几乎没人能活下来;他们享受两百多年的狂欢盛宴,原来并不是免费的。

朱元璋是历史上最冷酷的皇帝,他对百姓、对大臣、对故交、对妻妾都残酷无情;唯有在自己的子孙面前,他却满面慈祥,温柔体贴得无以复加。为了确保子孙们生活幸福和江删永B变涩,他绞尽了脑汁;设置锦衣卫等特务组织就是为了维护其子孙的“幸福生活”。

开国不久,还没来得及大封功臣,朱元璋便急不可待地把所有儿子都封为亲王,包括他刚刚一岁的最小的儿子。他规定皇族子孙不受法律约束,不归官府管制。诸王的府第、服饰和军骑,次于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见了都要“伏而拜谒”。

百姓们在死亡线上挣扎,朱元璋却给自己儿孙们制定了极高的俸禄标准: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万石,是最高官员的近七倍,还不包括大量的土地等其他各种赏赐。他规定皇族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所有消费需要都由朝廷特供。

同时,将地方最赚钱的行业,由皇族垄断;天下最好的土地越来越集中到皇族手中。明代中叶以后,全国人均土地不断下降,而皇族占有土地面积却迅速扩大。许多王府拥有的土地动辄万顷,景王、潞王在湖广等地庄田多达4万顷,福王庄田2万顷,桂王、惠王、瑞王的庄田各3万顷。吉王在长沙,有地七八十万亩,长沙、善化两县田地的40%也归吉王所有。河南全省土地,居然有一半归各王府所有。

皇族的穷奢极欲和皇族人口的增长,意味着财政支出几十倍、上百倍的增加。山西晋王府,明初只需年俸1万石,到了嘉靖年间,增长到87万石。河南周王府,由1万石增长到69万石。湖广楚王府,由1万石增长到25万石……国家财富分配中,权贵们的比重迅速扩大,而底层百姓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

历史上,这片土地的亿万民众存活的真正意义,历来就是给一家一姓提供膏血。从明代中期开始,各地的长官吃惊地发现,他们本地的财政收入,已经不够供养居住在本地的皇族。比如山西地方财政收入为152万石,而山西王爷们每年消耗的俸禄为312万石。河南年财政收入为84万石,而需要供给王爷的是192万石。

以中华之地大物博,竟然成了举全国之力,也无法养活这一家一姓的荒唐场景。

不仅如此,许多地方的藩王利用特权,控制了当地的食盐销售。他们不顾百姓承受能力,任意抬高盐价,以致最底层的老百姓长年买不起盐吃。

所有稀缺的自然资源,比如土地、山林和矿山,只要有利可图,皇族就会通过向皇帝恩准或者巧取豪夺的方式,抢占到自己手里。各地王府所圈之地,“皆取之州县中极膏腴田地”。比如皇帝赐给福王两万顷土地,本来定在河南,但河南好地圈尽仍然不够,不得不跑到湖广、山东去圈占最好的良田。所以史书说,有明一代 “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

许多地方的收税权陆陆续续划归了各地王府,周王拥有开封的税课权,潞王占有河泊所26处,潞城县的商税被赐给了清源王,屯留县的则归辽山王所有。平遥王说自己家口太多,生活不宽裕,皇帝命令,把黎城县一年的商税划给他。

通过种种巧取豪夺,皇族们集聚了天下最多的财富。富甲天下的福王,“珠玉货赂山积”,金钱百万。陕西的秦王,富甲天下,“拥赀数百万”。大同的代王,居然拥有房屋1060所……垄断集团暴利滚滚的直接后果自然是民生的日益困顿。

因为享有司法特权,有罪时“罚而不刑”,许多王府成为地方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甚至自身也沦为黑社会头目。嘉靖五年,庆成府的辅国将军藏匿大盗被人告发;隆庆二年,方山王府镇国中尉朱新垣“与群盗通,劫掠商货”;襄垣王府的辅国中尉、昌化王府的辅国中尉都“私出禁城为盗”,公然杀人劫财。

至于强抢民女之类的经典桥段更是俯拾皆是。在特权庇护下,皇族已经沦为大明社会道德水准最为低下的一个群体。河南禹州的徽王朱载伦,“有美女子过府,掠入与淫,女幼不敢接,即大怒,投以与虎”。山民王朱企礼在武冈州“前后夺民妻女无算”。武邑王在父丧期间“居丧无礼,置酒作乐,召妓者歌舞,极诸淫纵,内使谏者,辄非法拷掠,或触其怒,以石鼓压胸,囊沙覆口,死者数人”,等等。

虽然民怨深重,各地皇族们丝毫不予理会——拼命享受,作为对列祖列宗提头血战的回报。两百多年的飞扬跋扈、狂吸痛饮, high到极点,终于到了巅峰。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不界定权力边界,不限制权力背后的附加值,权力就变成猛兽,不仅吞噬民生,也会反噬利益集团自身。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李自成、张献忠等明末“七十二家”起义军纵横大地之后,朱元璋的子孙们突然发现,他们的“豪宴”不仅仅是被打扰了一下,而是被宣告永远终结。

这些姓朱的亲王、郡王、将军们,是农民军最有兴趣的猎物。大大小小的农民军所过之处,皇族均在劫难逃。那些各地最壮丽的王府,在连绵全国的战争中,几乎无不灰飞烟灭。据太原总兵姜镶亲见亲闻,农民军“凡所攻陷,劫掠焚毁,备极惨毒,而宗藩罹祸尤甚”。

崇祯十七年初攻克太原后,李自成军“捕晋宗室四百余人,送西安,悉杀之”。这四百余人都是晋王一系的高级皇族。接着,因为“恐(中低层)宗人为变,闭门搜捕,得千余人,杀之海子堰,若歼羊豕”。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军又攻取大同。6天之内,代王朱传齐以下的4000多名诸王宗室皆被杀。其他郡王也几乎没有幸免。姜镶在启本中说:“云(今山西大同)之宗姓,约计肆千余,闯贼盘踞六日,屠戮将尽……”综计以上数次,李自成军仅在山西一地,就杀掉朱姓子孙10000多人。

山西一地仅是缩影。李自成以“不嗜杀”闻名,而张献忠军本以玉石俱焚为特长,所到之处,诸王扫灭。与众不同的是他在杀法上常有新创意。崇祯十四年二月,他攻取了襄阳,执襄王朱翊铭于南城楼。朱翊铭跪地乞生,张献忠赐给了他一杯酒,说:“吾欲借王头,使杨嗣昌以陷藩伏法。”接着“杀之城上,焚城楼,投尸于火”。

崇祯十六年五月,张献忠克武昌,俘获楚王朱华奎。这次,他想出了另一个新花样——活沉西湖,宫殿楼阁近千间也被付之一炬。

“凡王府宗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

明皇族两百多年的为所欲为,积累了太多的民愤。他们已经完全站到了普通民众的对立面,不得不以自己这一代人的鲜血和生命,为自己,也为以前数十代的“幸福生活”付账,就像以前每一个王朝的末期一样。

侵吞利益越多,代价越高,想想“福禄宴”[福王朱常洵与几条鹿一起被活炖],就知道朱家人是多么遭人痛恨。

大道、荣升,实用社会行为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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