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先生学术軼事两则

 

余英时先生在华人学术圈的地位大概和《倚天屠龙记》中的张三丰相若,毋庸赘言。

台湾允晨文化在11月已经出版了余英时先生的回忆录。关于余英时先生的回忆录,之前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上连载了三期,国内一些公号在处理了部分文字后已经转发。我现在手头上有一本杂志,是台湾《印刻文学生活志》,这期杂志中刊发了余英时回忆录中的第四部分。其实回忆录的第四部分没有让我有太多惊奇之处,之前大都已经知晓,主要是余英时朋友和学生的回忆文字比较有意思,我拣了两则八卦来和大家聊聊。

何炳棣先生是第六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年龄比余先生还要大上一轮多,是人文组最资深的历史学长老。有一次,为了一件院士提名案,何先生对被提名人的宋明理学见解提出了一些评论,由于余先生看法不同,于是在接下来的发言中余老不厌其烦,从宋代某甲给某乙在某年所写的某信,讲到某丙某丁在其后哪一本著作如何与之呼应......,对何先生一一批驳陈述。这些都是现场偶发之回应,绝对不是先前准备好的讲稿,余先生对于各笔史料如数家珍,说完最后致歉“耽误大家时间,掉了一些书袋”做结尾,现场一片安静,而年长的何院士也不再置一词,讨论结束。

那一次交锋之后,大概谁是人文组院士的“精神领袖”就不证自明,任何人都一目了然。

这段文字是中央研究院经济组的院士朱敬一写的回忆文字。其中间接的点出了余老和何炳棣先生的瑜亮情结

现在我们评价何炳棣先生的文章,总会想起一句“才大如海”。这是余老对何炳棣的评价,出处是何炳棣先生的回忆录《读史阅史六十年》

这句话的评价由来是1964年的时候何炳棣写了一篇《北魏洛阳城郭考》,这篇文章得到了当时还处于学术生涯起步阶段的余老的高度赞赏,也就是“才大如海”一说的由来:

“关于该文,至今不忘的是,杨联陞兄生平最得意弟子,才气横溢、自视甚高的余英时,居然有信致我,赞我'才大如海',使我既感且愧。

面对余老的恭维,何炳棣自承有愧,那是谦辞,这从叙述手法上可以看出来。如果何炳棣真心对余老的恭维受之有愧,那么在形容余老时只需要回赞余老“才华横溢”即可,但紧接着后面又多了一句不含褒贬,有点阴阳怪气的“自视甚高”,这其实是借助这两个形容词来烘托后面那句“才大如海”——看“才华横溢”“自视甚高”的余英时也要承认我“才大如海”。这才是何炳棣的内心真实想法。如果说内心的想法还很难被人窥探的话,那么还有一件小事,就把何炳棣的心迹表露无遗了。

据清华国学院院长陈来教授《小忆何炳棣先生》一文透露,余英时先生2006年11月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有“人文诺贝奖奖”之称的“约翰•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后,何炳棣曾致电余老,有祝贺之意。但是“没说两句,就一直感叹自己运气不佳”。可见,何炳棣对此是心有不甘的,哪里像是有愧了?


 

说起何炳棣先生,自然也不简单,他是美国研究亚洲规模最大的组织“亚洲学会”在1975年—1976年度的会长,而且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唯一的华裔会长,直到匹兹堡大学日裔学者罗友枝当选会长。

应该说,在北美汉学界,何炳棣的地位比余英时先生更胜一筹,要知道余老93年和罗友枝竞选“亚洲学会”的副会长,还失之交臂了。

但是在中文学术圈,余老的地位那就卓尔不群了,远非何炳棣所及。

余老除了本身的学术成就之外,无论是师承或是家世,姻世的背景都相当显赫的。所以很早就成为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也是至今为止最年轻的中央研究院当选院士。除此之外,门下弟子更是群星闪耀,比张三丰那七个不成器的弟子,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因此,我们不难想见,作为北美汉学的一哥的何炳棣和中文圈里的一哥余老,互相之间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关系。这在何炳棣回忆录中另一处提到余老的文字中,多少可以感受出来。

李远哲1994年继吴大猷为院长,改变了院士会议开幕日下午公开学术演讲的安排:物理、生物、人文三组每组由一人主讲(不超过半小时),一人“评案”(不超过10分钟)。人文组由余英时主讲,由我任评案人。由于开幕前一两天才得见余的文稿,不但来不及准备评案,而且余文主要的内容看不大懂,其所引西方思想史家的姓名有些也从未听到过。余讲后我坦白声述无法评案理由,问主席杨振宁可否多给我5分钟,使我在15分钟内宣读自己的“中国人文传统对未来世界可能做出的贡献”。杨说可以。结果所有三讲三案之中,唯有我这短篇翌日刊载于台北《联合报》第十一版(1994年7月7日),不久又刊于《中央研究院院刊》和新竹《清华校友通讯》。

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合理的猜测,如前朱敬一院士所述,何炳棣是人文组最资深的院士,在美国学术界的地位也高于余老,何炳棣是否会因为没有被安排为主讲,而心生不满呢?如果不是不满,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他的发言翌日被刊发呢?难道讲辞被《联合报》刊发,相比何炳棣先生所获得那些车载斗量学术成就,是值得一书的事?

院士会议这样的场合,很隆重,但也因为隆重,这种点评,往往是礼节性的恭维褒扬为主,本身心高气傲的何炳棣因为被安排为学生辈的余老抬轿子,心中自是不平,于是借口拒绝点评余老的演讲,而宣讲自己的内容。这多少有点让人感觉拆台,所以说两人之间多少是有点心结的。

其实两人之间的隔阂并不限于学术上,何炳棣教授1968年之后就和中央研究院断绝了关系,随后又访问了新中国,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回美国之后写了一篇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结尾部分,给予了红色政权无上的赞誉:“据我对古今中外历史的了解,我有勇气无条件地指出,人类自有史以来,从来没有比中国开国的气魄和规模更加宏远的。我并相信我的论断大体上能经得起未来历史的考验。”   

以余老的政治立场,对何炳棣有何观感,大家自行补脑即可,不必多言。同样,在那个年代的中央研究院里,对于何炳棣先生不感冒也是可以想见的,以至于何炳棣先生1990年,重新和中央研究院建立联系后,出现过人文院士集体杯葛何炳棣演讲的尴尬场面,只是不知当年余老是否也出席了那次会议,如果在,似乎之后何炳棣拒评余老的演讲,就算是回敬了。具体情况见何炳棣回忆:

因此演讲结识了不少杰出的数理及生物两组的院士,讲完之后,迟迟才发觉人文组院士无一人参加,全去台北市午宴了。院章虽未规定院士必须参加会议开幕日下午的公开学术演讲,然而此届人文组的“集体”行动是史无前例的。背景还有待中研院院史专家的考证了。

毫无疑问,这种“集体行动”的背后,暗藏着一股寄望余老能压何炳棣一头,为他们扬眉吐气一番的心态。于是就有了朱敬一院士关于杜维明(应该是他,因为我实在想不出在当年,哪个“新儒家”敢去“老冤家”中央研究院闯关评院士,除了已经成为“美国人文语科学艺术院院士”,且成为新加坡李光耀座上宾的杜维明,港台新儒家中,实无人有声望可博此这一关。院士资格评议的那番回忆了。

前几年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有一位中国史方向的教授卢建荣出了一本书《余英时与台湾学术贵族制四十年》。在这本书中卢建荣对余老进行了激烈的批评。需要指出的是,卢建荣对于余老的批评和卢氏多年来不得志是有关的,这倒不是余老和卢建荣有直接的恩怨,更多的是卢氏多年来在学术江湖所遇到的是是非非,产生的怨恨心理

 
 

这里不表卢氏和余门的恩怨,只说一件事,卢氏在《余英时与台湾学术贵族制四十年》中提到:

 

余大师英时先生于1982年7月底台风席卷东北台湾之时,宜兰对台北三条铁、公路交通全数中断,这时余大师正呆在棲兰山庄参加关心未来中国前途的会议。讵料蒋经国总统为了测试余大师底牌——究竟是拥护威权多些,抑信持自由主义多些——乃选择这个交通中断的台风天测试余大师对独裁者的政治忠诚度。蒋经国只是打了一封电报到宜兰,要余大师剋日返北有事相商,余大师即忧心如焚、坐立不安,到处向人打听交通工具。最后,皇天不负苦心人,会场适巧有部摩托车,更适巧这部摩托车主王汎森(主办单位的招待人员之一)有着无与伦比的勇气,愿意冒死(北宜公路沿途塌方、且落石严重,警方已在山路口拉起封锁线禁人入山)载余大师翻山越岭、前赴台北总统府。

二十四岁未死于山巅水涯的王汎森,果然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在二十一年后,余英时大师动员其所能动员的院士选择投票部队,外加史语所原始票换搭经济所院士票的必胜策略(按:中研院人文院士权力结构中,史语所院士搭经济所院士就是占有2\3的权力资源),顺利让王汎森当上“少年院士”第二名,仅次于余英时。

卢氏这段八卦,在台湾学术界也是人尽皆知。卢氏如此不留情面的讥笑余老和王汎森院士,当事人自然不可能无所耳闻,所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去年母亲节午后一年多,我与犬子山晴在青田街6巷13号,一间叫“兔子听音乐”的西餐厅门口,巧遇王汎森偕同他一群妇女同胞正在欢聚,迨他看清跟他打招呼的人是我之后,脸色迅即变得不自然,而且立即别过脸去,不敢(不愿?)跟我四目交投。

王汎森院士究竟自然不自然,尴尬不尴尬,这里有卢氏的主观视角的叙述建构,不必当回事。但是关于82年余老见蒋经国一事,王汎森院士在这期杂志的文章中特地做了澄清:

那一次前往棲兰山庄开会的途中,游览车经过漫长的北海岸,我记得余老师曾经盛叹这片海岸的景色。在会议进行到一半时,因为台风来袭,所以照明、饮食都成问题,山路基本也断了。余先生因先前与总统有约,故由宜兰县警察局的警察用摩托车载下山,我们一群人则在山上等到台风过后才离开。

不可否认,卢氏对于余老和王汎森院士的攻讦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汎森院士选择这样一个时机,对于此事做了一个澄清。想来汎森院士对于卢氏恶毒的叙事手法也是忿忿不平。对于史学稍有门道的读者都应该知道汎森院士的学术著作均属精论,“少年院士”亦实至名归。绝非卢氏笔下的“开后门院士”。至于余老,多年来一直信持自由主义立场,对于台湾的威权统治持批评态度,余英时的弟子黄进兴院士在这期杂志中回忆:

另外,鲜为人知的,余老师在耶鲁任教期间,对台湾民主与人权的发展,为关切;他且一度为美丽岛事件(1979.12.10)投书《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替党外仗义执言。有趣的是,当时代表国府立场反驳他的却是日后当上台湾总统的马英九先生。

不仅如此,面对着比蒋经国权势大得多的统战,余老尚且做到不为所动,毅然决然,岂会如卢氏所厚诬那样?读者对此卢氏之论当心如明镜,不为所惑。

闲读之余,随手摘录几则史料,供读者一娱。在此亦祝余老身体健康,古稀重新。

 

叙拉古之惑,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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