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书有关的的三份文革资料

说到读书这件事,人们总是用“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来说明读书的重要性,确实,书籍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代代相传的知识纽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但是,在某些地方或者某个时期,不是所有的书籍会被认作具有这种作用的,反而有些书籍被视作是“毒草”,被看成破坏社会的“洪水猛兽”而遭到查禁。

毫无疑问,因为意识形态问题而被查禁的书是最多的,而意识形态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在不同时期会通过不同的形式体现出来,极左路线统治时期,这种意识形态问题就在社会的各个方面显露出来,就书籍而言,古代的作品,反映的是封建性,禁;西方的作品,反映的是资产阶级性,禁;谈情说爱的作品,反映的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禁;个人奋斗的作品,反映的是个人英雄主义,禁;某些本党历史的作品,反映的或者歌颂的是某个反党分子,禁,等等,等等,书籍的内容只要是触碰到一点点的敏感神经,查禁是唯一的结果。

在那个极左时代,被禁的书之多是数不胜数,至今也无法列出一个明确的书单,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对这种情况都有亲身的感受,在笔者搜集到的资料中,有一份六十年代后期一个广州的年青人写的自我检查中有这么一段:

【为什么小资产阶级思想在自己头脑扎根扎得这样深呢?毛主席教导: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自己家庭出身虽然是工人阶级,但由于过去自己没有怎样受苦,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自己又是在旧学制教育十多年,特别是在新华技校读书时,当时的同学都是社会上的寄生虫,读书目的就是逃避上山下乡,或假期之风申请到香港(注:原文如此),所以经常旷课,去追求所谓的精神粮食。自己看的书就是那些“双城记”、“飘”、“茶花女”、“三家巷”、“苦斗”这一类宣扬封资修的黄色书籍,看的电影就是一切(些)外国电影、香港电影,特别是西德的“古堡丘陵”、“舞台上恋爱”,丹麦的“小岛奇闻”,香港的“豆蔻年华”,苏修的“红帆”这类电影,看得次数特别多,这类电影就是宣扬小康人家的生活方式,有了钱就有了一切,谈情说爱,赞扬红灯、绿酒的西方浪漫生活方式、生活作风。】

从上面这段内容来看,在文革前他读书的时期(六十年代前期)有些书还是可以看到的,文革开始后,这些书成为了禁书,世界文学名著、当代中国文学名著等都成为了“黄色书籍”,而这些书也被视为自己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源之一。其实,这位年青人的思想状态,就反映了文革时期人们普遍的一种思想状态,沾染上带有西方资本主义的任何因素的事物,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够看或听的。

如果说西方文学名著带有“西方”的标签被禁的话,那么像《暴风骤雨》这类的反映土改运动伟大“成就”的作品被禁,确实就让人想不通了,1975年5月“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向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出一份《关于〈暴风骤雨〉、〈花城〉二书改作报废处理的通知》,明确这两种书籍“报废”,其实就是禁止发行和出售:

【全国新华书店:

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审查意见,我所曾于今年1月25日以“(75)京所通密字第3号”文通知人文版《暴风骤雨》和作家版《花城》二书作内部发行,其中《暴风骤雨》一书为供专业参考。现又接该社来函称,“现经研究决定改为作废处理”。为此,请存有上述二书的书店,即行将存书作报废处理为盼。

关于上述二书处理意见的改变,除先以此函通知各店外,我所还将编入“关于不能发行图书的通知”。请各店注意。

1975年5月5日】

《暴风骤雨》、《花城》二书的作者周立波、秦牧都是党内高级知识分子,在民国时期就靠近党,特别是周立波三十年代后期就到了延安,逐渐成长为中共文学战线上的一个歌功颂德的作家,《暴风骤雨》还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这样一部讴歌党的作品在文革时期也被禁,具体原因不知,但估计是在文革时期周立波本人被揪斗,作品成为了牺牲品。

“九一三事件”之后,给图书发行领域带来了巨大的麻烦,清理林彪反党集团在各种图书上留下的痕迹是一项政治任务,这些带有林彪痕迹的书也成为了禁书,有关内容笔者曾经写过《一段涂黑的话》一文,可以参阅。有关这方面的情况,笔者最近又搜集到一份资料,是陕西省新华书店向全省各地发出的一份通知文件:

【几年来做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我省各地书店通过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断得到提高,把清理林贼流毒的图书做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来完成,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还有个别店重视很不够,手续制度不健全,管理不严格,处理不认真等,致使有的尚在待审查的书或已有明文同志作技术处理而未作技术处理就公开发行或调出,这是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如潼关县店太要门市部,把有流毒的《智取威虎山》连环画调给长安县店,并又转批给23个商店262册;汉中县店铺镇门市部,把已有明文通知应作技术处理,而没作技术处理的《流行性乙型脑炎防治手册》30册,调给镇巴县店。这些问题发生在“十大”以后是更加严重的。问题发生后,各店虽都作了较认真地检查,主动向当地党委汇报,并提出了今后的措施,这种态度是好的,但给革命工作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为使各店都认真地作好这项工作,不再发生类似政治事故,特再提出几点要求,望予执行。

一、清理图书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各店必须切实重视,一定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对旧存图书,必须按照有关出版社或发书店的通知规定,严肃认真地进行清理,并订出有效措施,杜绝事故再发生。

二、作这项工作的同志,必须认真负责,做到清理及时、准确、彻底,保证质量。

三、对门市部和库存的图书,再进行一次检查,特别是对一九七一年底以前出版的品种,要彻底检查。凡是没有通知公开发行或作技术处理的图书,必须退回书库,并专库或集中存放,不得同新书混在一起,或继续发行。

四、对地区门市部、供销社的书,要抽出一定人力进行彻底检查,旧存书应一律收回书店清理。

五、今后各店要求调出的图书,要注意出版年月和版次,属于审查范围的品种,还应说明处理的情况,否则,不能调剂。】

以上,是极左时期三个有关禁书的例子,这些书或因内容,或因作者,或者因为政治事件而被禁。通过这三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图书的审查和发行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对待书籍的态度,确实,在一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有禁不完的书。缺少书籍的时代,国人过着是种闭塞的生活,是知识匮乏的年代。或许,正是经历了文革这样一种“禁书”时代,当八十年代初,知识界敞开了国门,各种思潮席卷中国的时候,人们对书籍如饥似渴地阅读、讨论,成为八十年代的一种标志。也只有那个时候,书店从来都是人头攒动,也只有那个时代,人们为买一本书而凌晨去书店门口排队。书籍,在八十年代,成为中国进步的阶梯。

书籍,是文明的象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成果,对任何一本书我们都可以抱着学习或者批判的态度去读,但是,如果剥夺了人们对书籍的阅读权力,那么,我们就会离文明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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