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冯友兰到二月河,没有变的是文人对权力的膜拜

 

在五六年前,作者在工厂里过了一阵子麻木单调的生活,闲来实在无事,把能搜集到的通俗小说都用手机模式看了一遍以解无聊。至今能记得《雍正皇帝》其中一个细节:雍正看上了同母兄弟十四弟的爱妾,从弟弟那里强取豪夺来这个爱妾,还慷慨豪迈的让手下传话给他十四弟说:

我宫中的女人你随便挑,但是你这个爱妾我势在必得!

牛逼吧,有权力就是好,有权力就可以无耻到无法无天,就算是亲弟弟的老婆,我一样要横刀夺爱。

这个可怜的女孩子成了长侍雍正身边的心肝宝贝。起初她对雍正又恨又怕,最终却被雍正皇帝日理万机,殚精竭虑的“勤政爱民“所“感动折服”。我猜二月河笔下的知识分子,都是如这个女孩子一样被康熙大帝雍正大帝乾隆大帝的英明神武,正气堂堂所感动诱奸的。

二月河的笔下,雍正就像是一个道学家,遏欲功夫高,对女人不假辞色,唯独见到这个女孩子魂不守舍。原来他少年时候游历民间,与一个娼家的女戏子结下孽缘。因为当地发大水,陪同他的地方官不管他王子殿下什么的就自顾自的跑了,结果两人就失散了。

这一段少年往事,让雍正念念难忘,雍正还是没有把持得定,和这个从弟弟那里夺来填补少年梦幻的爱妾恩爱缠绵,如胶似漆,不过最后发现两人原来是亲生父女。这个女孩子发现自己和叔叔和亲爹乱伦了,道德观念让她一下子崩塌了,最终选择自杀,雍正也因此备受打击自戕嗝屁了,这大概是回应民间传说的雍正死于民间女侠之手的捕风捉影,二月河是不是也很狡猾?伟光正的电视剧《雍正王朝》是不是没有这样的腹黑?

这本小说还曾入选《亚洲周刊》评选的二十世纪百部中文小说,叨陪末座第100名,不过大家尽量可以把这个排名当做娱乐圈排名。当时笔者同时阅读的还有蔡东藩的《中国历朝通俗演义》,虽然是通俗演义,不过其中许多观念远比正统史书富于真知灼见。譬如对于两宋的太后和皇后的贤明与识大体对于宋朝的文治影响;如清末慈禧太后在庚子之变逃难路上见到民间的疾苦而生出的怜悯同情,颇多可观之处。
 
作为历史小说,故事固然重要,关键许多人以这种小说当成了真正的历史!这就需要作者要为自己的文字给读者的影响负责,要具备一定的史识, 要有对历史是非曲直的观察、鉴别和判断能力。这一点,也是作为史家最重要的能力。缺少了史识的小说家,把霉变烂污,早就被文明世界所抛弃的僵尸裹脚布思维观念带给读者,会把读者的历史观带到阴沟里闻阵阵恶臭而以为是香风扑面。这会让读者觉得残忍狡诈是不得不为的英雄之举,会让读者把厚黑学帝王术这些被现代文明所抛弃的玩意儿当成治国理政的大智慧,把酷吏的逢君之恶当成现代法官的公正司法!这种罪过,可谓百死莫赎。

雍正的二哥被废掉太子之位后,康熙皇帝为避免儿子们争夺储君的明争暗斗,结党营私,将书写未来储君的密旨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的后面(这也成为之后清朝皇位继承制的一大特色),因此康熙所有的儿子没有人知道谁是储君。

雍正这个人,亲爹康熙做皇帝太久,所以压抑的太久,不敢过于跋扈张狂,他怕老皇帝和兄弟们抓住他为非作歹的把柄让他成为第二个太子,所以到了喜怒不形于色的地步。这就是平原君说的“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伪君子装的久了,就成了君子。当一个人把所有的欲望,邪恶压制在心中,就会变成了一个心理变态的恶棍,一旦掌权之后,就会敏感而残忍的爆发。

浙江有个文人叫钱名世,是康熙四十二年的探花,乡试时和权臣年羹尧是同年。当然,在年羹尧飞黄腾达之际未免不存在个夤缘攀附的意思,作为文人,写了几首诗赞美年羹尧文采武功,这样的官场酬唱逢迎本来是常事。等年羹尧败落之后,雍正皇帝以其对年羹尧“曲尽谄媚、颂扬奸恶”之名将其革职,并亲自书写 “名教罪人”四字悬其门以示侮辱,并且组织文人围攻辱骂钱名世。仅此一点,便足见其变态:

杀人不过头点地,士可杀不可辱,钱名世固然品格不高,你杀了他不算什么,可是你如此羞辱人,那就太他妈的变态了。

这种恶劣的作风,经历过十年探索的知识分子都感同身受。至今估计大家也能从中感到阴风阵阵。现代的罪恶渊薮其来有自,可以说那十年不是破坏了中国传统,而是对于传统中的邪恶发扬到极致。

二月河是山西昔阳人,工作的地方在南阳,号称南阳文化圈作家。南阳另一位真正享誉世界的文化名人,便是自道“阐旧邦而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冯友兰。作者直到十八岁,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的家乡不出五十里之外居然有如此一位鼎鼎大名的儒学大家。

抗战时,蒋介石召见一干学人,其他人对于蒋都感觉其作为民主领袖的气量不够,唯独冯氏称蒋为英雄。

伟大领袖说研究唯心主义可以找冯友兰,我相信所有人都能从其中读出轻蔑的味道。

冯友兰晚年邀请梁漱溟参加自己的寿宴,梁漱溟具函称“北大旧人现唯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来参加寿宴”。冯友兰谄媚江青,完全可以看做另一个河南文豪蔡中郎的现代版。

梁漱溟的批评就像李香君批评蔡中郎学不补行,尝昵董卓。董卓这样的武夫基本会对知识分子礼遇周到,至于冯友兰所受的待遇,那就呵呵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文人生存的环境是如何的日益逼仄。同样是新儒家大师,留学欧美,接受现代学术训练的冯友兰辜负了作为知识分子的风骨与盛名。没有留学经历梁漱溟却诠释了在权力最肆无忌惮时代,不低头不认错的士人风骨。
 
从冯友兰到二月河,前者依靠民国宽松的时代环境加上自己的天赋成就一代学人的名满天下,冯友兰们致力的新儒家固然开不出来什么花样翻新,但是作为学术研究,整理国故,自然有它的价值所在。学识与冯友兰天差地远的二月河一样名满天下,这就是两个时代的差距。

从深谙历史的儒学大师冯友兰,到不具备现代史识的二月河,他们的选择却都是一样,对于权力的膜拜都做的穷形尽相。如是论二者之间的差别,是博学鸿儒和一个农村说书人的差别。至于为何二月河能够名满天下,大概是叨了电视传媒的光。若是说他笔下的小说拍成电视剧的影响有多大,有多好,其实只是八个样板戏的借尸还魂,人物定型,非黑即白,其洗脑的功效卓著。

二月河的前后,有给大明唱赞歌的《张居正》,给所谓大唐招魂的《贞观长歌》,都在怀念往昔盛世,还有要给当下资治通鉴的意思。从破四旧反封建解放全人类到回到帝王将相的厚黑学里找文明自信,与其说是文化返祖,不如说是解放全人类的狂热梦幻失败后的务实低头。就事论事,二月河的小说,从文学角度看,一无价值;从文学史现象来看,却多有值得研究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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