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豪杰“傅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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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

谈到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人们通常想到的是鲁迅、储安平、陈寅恪等等。他们似乎不是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就是与政治保持隔离的智慧。有没有一种知识分子,既坚决地拥护政府、站在政府一边,又守护其独立立场,不失其批判意识呢?想来想去,在现代中国,这样的知识分子,好像非傅斯年莫属。

傅斯年是史学大家,也是最一流的学术组织家,海峡两岸顶尖的学术机构,从中央研究院到北京大学、台湾大学,能有今日之辉煌,都有他当年的一份功劳。除此之外,傅斯年还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自由主义,当然是讲自由的,但这一自由,按照哈耶克的意思,是法治下的自由。而自由的法治秩序,又不能依靠理性的设计或革命的暴力所能实现,只能靠社会的自然演化,在有序的变革中逐渐达成。因此,自由主义往往不愿与政府作对,只要政府不是迂腐到了愚不可训,自由主义者倒是常常好为帝王师,走上层路线,自上而下地推行改良。

傅斯年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从大革命时代起,因为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长的缘故,与国民党就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南京政府成立以后,他的老师胡适由于与国民党过不去,在上海提倡人权,受到政府的打压,傅斯年倒是一门心思扑在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上。他知道,在中国,要搞学术,首先要有一个安定的环境。而中国的政治,若离开了国民党,便等于没有了政府。

国民党不是没有问题,但还算差强人意,有政府总比没有政府要好。由于他重要的社会地位,傅斯年到40年代被选为国民参政员和立法委员,与最高层有了更多的接触,在常人看来,也属于政治上腾达一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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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左)、胡适(中)

不过,傅斯年的拥护政府,绝非没有底线,如阿谀之徒一般。他是有原则的。这就是中国士大夫的道尊于势的原则。本来,傅斯年在社会上并不出名,正是国民参政会的大舞台,令他成为令人敬佩的公众人物。所谓参政会,说起来也是一个说了也白说的质询机构,但既然被请了来,自然不会以唱唱我们是光荣的参政党为乐事,各路人马演起戏来,却是真枪实弹,有声有色。傅斯年是其中最活跃的人物,他最痛恨的对象除了反科学之辈,就是危害国计民生的贪污腐败。常常带头发炮,打得贪官污吏闻风丧胆。因此有了傅大炮的美称。

罗家伦有一篇回忆文章,题目叫做《元气淋漓的傅孟真》,里面说:孟真的号召力和攻击精神,则与伏台尔(Voltare)相似。他们都愿意为自由和开明而奋斗。对于黑暗和顽固有强大的摧毁力,而且爱打抱不平,也是相似之处。不过伏台尔不免刻薄,而孟真则坦白率真。

傅斯年的天性嫉恶如仇,看到天下不平之事就要管,就要骂。一般名人到了他这个身份,就颇爱惜羽毛,胡适就是如此。但傅斯年偏偏任着性子,坦然地说:我的名誉反正不佳,只求问心无愧而已。抗战结束,他以代理校长的身份,接收北大,坚决拒绝与伪北大的师生来往,别人觉得有点过分,他却固执地说:“‘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对那些下水当汉奸的,哪怕学问再好,他也绝对的不宽恕。每次提到罗振玉,必加老贼二字,称之为老贼罗振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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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

不过,这些还是区区小事,傅大炮最为人乐道的,还是将中国两个最显赫的皇亲国戚孔祥熙和宋子文轰下台来。这两位掌管了国库钥匙的党国要人,在先后担任行政院长期间,不仅纵容手下人贪污,自己也大捞好处。因为有最高领袖作靠山,一般人都敢怒不敢言。但傅斯年的眼睛里,却容不得半点沙子。

他愤怒地说: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班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他的后半生,几乎大半的精力都在与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搏斗。陈沧波将这场斗争,形容为士大夫与买办阶级的争持。士大夫阶级没有既得利益,有超越的公平意识,天然与既得利益者势不两立。

傅斯年,很有一点传统士大夫的豪杰气。豪杰气,不是每一代士大夫都会有的,按照钱穆的看法,只有战国、三国、唐代和宋朝的知识分子有豪杰气。豪杰气背后必要有凭籍,三国和唐代的士大夫凭籍的是封建门第,是不可一世的贵族之气。但在战国和宋朝,贵族士大夫衰落,平民知识分子崛起,他们一无凭籍,支撑他们信念的是孔老夫子遗留下来的儒家道统。到二十世纪,传统士大夫消亡了,士大夫的精神依然存在,光大于傅斯年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上。他们也是平民出身,没有门第的荫护。

虽然孔夫子之道已经被抛弃,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强大的道统:现代知识。傅斯年等现代知识分子正是凭籍新的知识道统,与政统中的既得利益搏杀。

新的知识道统,到二十世纪,不再是云游四方的孤魂,开始有了自己的社会建制,那就是现代的大学、报馆、出版业和研究机构。傅斯年脑瓜子很清楚,离开了这些知识根据地,知识分子将一钱不值,成为官僚、政客或商人把玩的对象。

这位当年五四爱国游行的总指挥,对政治虽然有兴趣,但正如程沧波所说:他对政治,喜欢谈论,而容易厌倦。偶然奋不顾身的一击,并不是对政治有兴趣,而是激发于士大夫的责任感。早在五四时期,傅斯年就看透了中国政治的不可为:中国的政治,不特现在是糟糕的,就是将来,我也以为是更糟糕的。在中国是断不能以政治改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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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沧波()、胡适(前中)

不能以政治改政治,而又负有士大夫匡正天下的责任,那就只有以知识为凭籍,在公共领域大行其道了。到40年代,因为傅斯年的名气实在太大,对国家也忠心耿耿,而其行政能力又众所公认,蒋介石几次动脑筋,要把他请他政府里面。知道他不肯做,还让陈布雷发动一帮人去劝。换了当今那些爱国名士,还不是感激涕零,趋之若鹜。但傅斯年偏偏不肯就范,他知道,一入宦门,苦海无边,哪里还有自由放炮的机会!

他给蒋写了一封信,力陈斯年实愚憨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最后,再三推却而不得,勉强做了个立法委员,一来还在政府的外围,二来放起炮来也方便。

傅斯年自己不做官,而且还力阻胡适误入候门。1947年,蒋介石改组政府,考虑拉胡适入阁,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时为北大校长的胡适虽然对政治也仅是不感兴趣的兴趣,但他碍于情面,且对蒋尚存幻想,一度颇跃跃欲试。傅斯年心急如焚,函电交驰,劝阻老师千万不要上当。他对胡适说,蒋表面上要改革政治,实则缺乏起码的改革诚意。借重先生您,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只要先生您坚持不可,非任何人能够勉强。您三十年之盛名,不可废于一旦,令亲者痛,北大瓦解。傅斯年这番话,最后还是发挥了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胡适留在了北大。

傅斯年的不入政府,并非权宜之计,这与他对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有关。他相信,只有守住舆论的公共领域,知识分子才有自己最好的政治发挥。在给胡适的信中,他有一段话,说得极透彻: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永远在野,这也是豪杰气,这样的豪杰气,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士大夫的性格,很有点现代知识分子的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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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左)、蒋介石(右)

因为是国民党多少年的朋友,傅斯年对这个党的弊病看得比一般局外人都要清楚。他在那篇脍炙人口的檄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开首,就深有感触地写道: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

他认定,国民党堕落到如此地步,主要就是由于孔宋这样的腐败势力作祟。改革政治的第一步,就是请孔宋走开,肃清既得利益。他以绝然的口吻说:要社会公平,必须侵犯既得利益,要实行民生主义,必须侵犯既得利益。

中国士大夫的理想,就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傅斯年的公平理想,已经超越了传统士大夫的格局,拥有了现代新自由主义的内涵。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没有像时下中国一些庸俗的自由主义者那样,将自由主义理解为自由竞争财产自由发展至上等几条向权势者或新富翁献媚的市场教条,他对欧洲历史上的自由主义有自己的反思,认为19世纪的自由主义因为与资本主义结合,一切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变质了。

自由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只缘于资本主义结合而失其灵魂,今若恢复灵魂,只有反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傅斯年心目中的自由主义,是主张四大自由的罗斯福新政,是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路线。

他有一段名言,特别反映了内心的理想:我平生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并发达的国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中国是一个既无自由也无公平的国家,偏偏又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他无法抛弃它、离开它,只有为了心中的理想去呐喊和奋斗。他对孔宋这样的误国势力恨到了咬牙切齿,欲除之而后快。不惜豁出只身,与之搏斗。

同样为亲政府的自由主义,傅斯年与胡适是有点区别的。在20年代末,当胡适为人权呼喊的时候,傅斯年倒是埋首于象牙塔中远离尘世。到40年代末,两个人似乎倒了个位置:胡适越来越保守中庸,傅斯年日趋激进亢奋。傅斯年曾经说过:适之是自由主义者,我是自由社会主义者。程沧波也这样评论,如果说胡适是保守的自由主义者,那么傅斯年就是急进的自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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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傅斯年主张现在改革政治之起码诚意是没收孔宋家产,但胡适却不甚赞同,他回复傅斯年说:我的Anglo-Saxon训练决不容许我作此见解。若从老兄所主张的法治观点看是决不可能。若不用法律手续,则又不是我所想像的法治了,只可以用共产党的清算了。至于对国民党和蒋的看法,胡适也自认在海外九年,看事理较国内朋友客观、宽恕,还保留一点冷静的见解。

胡适未免天真、自信了一点,在这方面,还是傅斯年的眼光更犀利。他看透了蒋表面诚恳,实质是只懂压力,不知其它,特别是美国人的压力。他对胡适说:我们若欲于政治有所贡献,必须也用压力,即把我们的意见加强并明确表达出来,而成一种压力。

抗战爆发以后,蒋礼贤下士,常常召见傅斯年垂询国事,他成为最高领袖厅里的座上常客,但傅斯年并不因此而膝盖骨发软,大唱英明领袖的颂歌。纵然皇恩浩荡,依然一身豪气,大施压力。1944年,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孔祥熙发难,揭发其在发行美金公债中舞弊贪污,全场为之轰动。会后,蒋介石亲自请傅斯年吃饭,为孔说情。席间有这样一段精采对话:

你信任我吗?

我绝对信任。

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得任,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这样的君臣对话,如此之豪杰气,当今之士,且不说有过,又可曾梦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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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

国民党内士大夫阶级与既得利益集团的这场搏斗,说到底只是一场没有胜利的悲剧。政治的体制不变革,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纵然孔宋被赶下台,还会有新的腐败势力孳生出来。

在这方面,傅斯年未免士大夫了一点。他相信精英的道德感召力,相信曾国藩的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心之所向而已,认为中国虽至今日犹有三分廉耻,此则系于二三人之努力。他真的那么自信?真的以为一二个人的道德勇气可以改变风俗、整治吏风?当然,这也是一种豪杰气,一种唐吉珂德大战风车的悲壮精神。

这样的豪杰气,纵然于世无补,却弥足珍贵。它象征着在一个浑诨昏世中,人心不死,正义未泯。不过,它在中国失传实在太久了。

许纪霖,《许纪霖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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