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纪念周小舟忌辰52周年


12月26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人物的诞辰日,也是一个曾经的中共高级干部的忌辰日。1966年的12月26日,他吞下了一百多片安眠药,结束了年仅54岁的生命。他为什么选择这一天作为忌日?是三百六十五分之一的偶然事件吗?他的一生和毛泽东有着太多的牵扯和纠葛,这让我们不得不揣测他选择这一天必有其因。但是他没有留下片言只字,他把这个谜留给了无言的历史。

周小舟,1912年出生于毛泽东的故乡湖南省湘潭县。周小舟是早期中共高级干部中为数不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官员。1931年周小舟考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国文系。1934年在大学里接触共产党组织,1935年加入共产党。1953年,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58年,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59年著名的庐山会议是周小舟命运的转折点。

1959年7月2日,庐山会议正式开始。7月4日,周小舟在分组座谈会上代表湖南发言,按实说了去年湖南省虚报粮食产量和钢产量的情况,针对“农业要赶上日本”的提法,周小舟尖锐地指出:“可见头脑发热程度”。

7月11日晚,毛泽东召见周小舟、周惠(时任湖南省委常委副书记)、李锐(时任水电部副部长兼任毛泽东秘书)三位湖南老乡谈话,谈话中,讲到各地虚报产量、办公社食堂等问题,周小舟说:“刮共产风不能怪公社书记,主要怪上面,‘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谁都听得出,此话直接批评了毛泽东,但当时并没有引起毛泽东的特别在意。谈话第二天,周小舟把昨晚毛泽东召见他们的事和彭德怀说起,彭后来给毛的信中,引用了部分内容。

7月14日晨,彭德怀将前晚写就的那封著名的信(史称“万言书”)由参谋长王承光呈交毛泽东秘书。17日,中央办公厅按毛泽东“印发各同志参考”的批示,将此信印发,并加上大字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在大会上公开讨论。当天,康生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条子:“我斗胆建议,不能姑息。”善解“君”意的康生已经先人一步猜透了毛泽东的内心想法。

18日,彭德怀在小组会上说,此信只是给毛主席个人的,请求中央办公厅收回,毛泽东不予允准。同时,毛泽东决定将留守北京的林彪、陈云、彭真、陈毅、黄克诚等立即召来庐山, 参加讨论。

所有与会者已不像会议最初那样心情轻松,畅所欲言,会议空气变得诡谲莫测,谁都感受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抑气氛。一些聪明人吃不准毛的想法,拿捏不准分寸,能不说就尽量不说,能拖到最后发言则尽量拖到最后,不得不发言也尽量避开关键问题,顾左右而言他。而周小舟性情耿直,较早主动发言,以湖南省的实际情况为依据,基本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周小舟最后明确表态:“彭总给主席的信,我认为总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张闻天、黄克诚等人也公开表示了赞同彭德怀的观点。

7月23日上午,毛泽东在大会上总结性发言,发言长达近两个小时,全盘否定了彭德怀的信,且上纲上线,将此信定性为反党、反总路线的纲领性文件,把彭德怀等人定性为“离右派只有30公里”的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毛泽东一锤定音,形势突变,庐山会议从“神仙会”迅速演变成反右大会、揭批大会。

当晚,周小舟情绪低落,心中郁积的块垒想找人倾吐,显然,他对毛泽东讲话中的一些内容是有看法的。缺乏“官场经验”的周小舟招呼老乡周惠和李锐一起来到同是湖南老乡的黄克诚房间聊天,不多久,彭德怀也不期而至。尽管他们谈的事情光明磊落,但却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谈伴,授人以柄,事后被定性为“23日夜事件”,想当然地引申出“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成为所有参与者付出一生的政治生命甚至肉体生命代价的渊薮。当晚有人就将此事传至毛的耳朵,更让毛泽东深信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等人背地里结党营私,暗中跟自己作对。毛泽东对下属中的小圈子生性敏感,“朋党政治”给各个朝代带来的危害,熟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比谁都清楚。

7月26日,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事是人做的,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此后,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由此前只限于信和发言本身,转为包括算历史旧账在内的全面的揭发和批判。

接下去的形势迅速向不利于彭德怀、周小舟等人的方向发展,最后演变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酿成了中共历史上又一场牵涉面极广的政治冤案,也是周小舟一生噩梦的肇始。从此整个党内及至全国上下政治生态急速向左转,成为接下去“四清”、“文革”等大规模政治运动的预演。新政权建立初期相对比较健康的社会、经济发展,遂进入一个长达二十年的重大挫折时期,直至文革结束才得以扭转。

8月1日,召开庐山会议期间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要内容是继续揭批彭德怀。第一个发言的是朱德,他态度温和,只是就信的内容而谈,既批评了彭德怀,又讲了彭德怀的成绩和优点。他的话还没讲完,毛泽东抬起一条腿,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弄得朱德一脸尴尬,停止了发言。紧接着,林彪发言:“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别想当英雄。”此话不同凡响,满座皆惊。接着,林彪一口气给彭德怀扣了五顶大帽子:招兵买马,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式的人物。

8月2日,中共中央全会开始,共162人出席。在毛泽东的授意和默认下,批判迅速升温,大多数人唯恐落后,争相发言,上纲上线,充满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谴责之辞,如贺龙在8月3日小组讨论会上的发言说:“彭德怀同志的信,我认为是一个反党的纲领。他过去几次在紧要关头上都发生动摇,对毛泽东同志是很不服气的,当了错误路线的帮手。这一次他迫不及待地拿出反党纲领,也完全是对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天的会议上印发了毛泽东《给张闻天的一封信》,信中毛泽东首次提出了“军事俱乐部”的说法:“……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军事俱乐部”的提法又给接下去揭发批判进一步升温添了一把火。

当晚,周小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第二天转交到毛泽东手里。信中,周小舟发自肺腑地称赞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全靠毛泽东的英明指挥,同时也承认了自己有右倾思想,夸大了大跃进运动中的一些缺点,但在许多方面周小舟仍然坚持己见,认为浮夸风相当普遍,虚报产量非常严重,办公社食堂是得不偿失。毛泽东指示会务组将此信印发给部分参会人员。

8月3日至10日,会议分成六个小组进行,主要内容是深入揭发“算旧账”,“23日夜”的谈话内容和“军事俱乐部”问题被作为重点,反复逼问。起先,谁都不承认存在一个完全无中生有的所谓的“军事俱乐部”。随着每天群殴式的批斗会不断反复进行,在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又无时无刻感觉得到如同泰山压顶般的强大的政治压力下,黄克诚和张闻天最先违心承认是“军事俱乐部”的一员。

应该说最初毛泽东对周小舟还是比较客气的,毕竟是正宗老乡,希望他能反戈一击,站到自己一边。8月1日,毛泽东曾给周小舟一封短信,信中引用了丘迟《与陈伯之书》中的一段话:“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事后又和周小舟谈了一个通宵,晓之以利害。毛泽东对周小舟说,只要他写一个检讨,起来揭发彭德怀,仍然可以回湖南工作,不予追究。周小舟流着眼泪对毛泽东说:“主席,我不能写这样的检讨,彭总的意见书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诉他的,是我们动员他找主席谈的。我以为以他的身份向主席谈可以起作用,他才写的,我怎么能批彭总呢?”毛泽东听罢此言,眉头紧锁,把手一挥说:“你走吧!”

8月8日,周小舟准备了六大问题,在第二组作长篇检讨发言,发言中多次被无理插话、逼问,最后连第二个问题都没说完,发言就被完全打断。据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摘录部分对话:

柯庆施(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你算不算是军事俱乐部一员?”
周小舟:“从思想上说,有些联系,但我当然跟他们有根本的不同。”
柯庆施:“主席讲话后,你还跟我讲:主席对彭的批评是否过重了些。”
周小舟:“我不是那么说的。”

曾希圣(时任安徽省委书记):“那天我坐在你旁边,听见你说了。”
张仲良(时任甘肃省委书记):“你对彭德怀的信参谋过没有?”
周小舟:“没有。”
曾希圣:“你不要自欺欺人,你们思想相同,他的信怎么会不给你看?”
周小舟:“他的信我没有看。”

陶铸(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你对这封信起了什么作用?你在军事俱乐部处在什么位置?你的问题没有彭黄张严重,交代清楚就行了,本来你是陷得不深的,现在越陷越深。”
周小舟:“你们要戴大帽子,什么帽子都可以戴。”
廖承志(时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你这个话就厉害了。”
柯庆施:“原来你不是头,现在你成了维护错误路线的最后一个人了。”

8月9日,继续分组会议,揭批对象主要指向了周小舟一人。罗瑞卿(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在第二小组作长篇发言,以下摘录一小段:“我要劝周小舟同志,赶快从军事俱乐部里拔出脚来,主席和其他常委苦口婆心仁至义尽向你做工作,无非是想挽救你,要你同那个军事俱乐部决裂,难道你都无动于衷?你要抵抗到什么时候?你还有没有一点党性?你写给主席的信,那交得了账吗?你那个东西太低能了,你能骗得过主席?太自不量力了吧。如果你想蒙混过关,躲藏起来,图谋再起,这是不可能的,休得妄想!”

8月10日,继续重点揭批周小舟,因为与会者都认为就只有周小舟还在“负隅顽抗”。
摘录8月10日周小舟小组揭批会的部分对话:
谭震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彭的信一出来,你来一个基本同意,张闻天来一个长篇演说,你们配合得那么好,你说没有关系,鬼才相信。”

有人问:“180度大转弯是什么意思?”
周小舟:“会议开始的时候,主席提出了18个问题,肯定了‘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说法,在这个前提下,‘成绩说够,缺点讲透。’可是主席在23日的讲话中完全反过来了,提出了反击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问题,我认为这是180度大转弯。”
柯庆施:“据有人反映,你整个思想是右倾的,在土改、镇反、合作化、反右。”
周小舟:“我有右倾思想,但不是全部。”

曾希圣:“你是不是认为人民公社搞早了?”
周小舟:“不完全是这样,你不能这样推论。”
柯庆施在念了8月2日周小舟给毛泽东的信后问道:“既然说毛泽东伟大,为什么又要警惕?”
孔原(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就是反党、反毛主席要警惕,就是这个意思嘛。”
周小舟:“我只是吹吹牛皮嘛。”
谭震林:“你是矛盾百出,这个问题怎么能吹牛?要说老实话。”

曾希圣:“你回答两个问题,你在军事俱乐部里担任什么角色?你在军事俱乐部里搞了什么?”
周小舟:“我受了彭的影响,是军事俱乐部的一员,这还有什么可说的。”
谭震林:“你到底是立场问题还是认识问题?”
周小舟:“那时是立场问题和认识问题,现在认识清楚了。”
据李锐回忆录,周小舟这个回答,引起了全场哄笑。

至此,周小舟这个最后堡垒被“突破”,承认了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
当天下午,分在黄克诚小组的陈正人(时任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来到周小舟小组问周小舟:“黄克诚交代,你在23日晚说过‘主席像斯大林晚年’的话,你说过没有?”
周小舟坦率回答:“我说了。”

“斯大林晚年”的说法顿时引起整个会场大哗,成为会议新的热点,又掀起了一波揭批高潮,周小舟再次遭遇了群殴式的轮番逼问。此事杨尚昆和李锐的回忆录中都有提及。当天晚上,第二小组临时组织少数人继续开会,追问周小舟“斯大林晚年”问题。下面摘录李锐回忆录中当晚的部分对话:

陈正人:“黄克诚同志交代,你说中央没有集体领导,现在反右会不会出乱子,现在是不是到了斯大林晚年?这些话你都说过没有?”
周小舟:“我说了。我认为庐山会议原来提出18个问题,现在不提了,只提反右,说彭的信是反总路线的纲领,我有抵触。这些事情,中央常委的意见是不是一致的?是常委决定的?还是主席一个人决定的?”

李富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你就是给彭德怀同志打抱不平?”
周小舟:“是有这个意思。”
罗瑞卿:“你这算不算阴谋司令部?”
周小舟:“不是阴谋司令部。”

陈正人:“你说不是阴谋司令部,为什么在黄克诚同志那里敢讲,在其他人面前不敢讲?你回答。”
周小舟:“根本不存在反党集团,我不是反对派,我是拥护中央、拥护毛主席的。我有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对主席的讲话有抵触情绪,认为批评彭德怀同志的罪名大了、重了。因此,我说主席是否到了斯大林的晚年了。”

廖鲁言(时任农业部部长):“你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一点不感到良心的责备?”
周小舟:“我心地坦然,假如把我搞成反党集团的成员,肯定是错误。”
李富春:“‘斯大林晚年’是什么意思?”
周小舟:“直接形成180度大转弯。毛泽东同志多疑,独断专行,自我批评不够。”

周小舟最初只承认“我和他(彭德怀)的观点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处”。经过十多天群殴式的“疲劳战”,周小舟终于违心地承认:“我陷入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8月13日,周小舟怀着满腹冤屈又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推论结果,我必然是反党、反中央、反主席的俱乐部成员之一,同时我有许多右倾思想和观点,推论结果,又必然作出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结论。而解剖我自己,披肝沥胆,又感觉与实际情况确有出入。我想到假若戴上这样两顶帽子,我对主席、中央、全党、湖南人民,甚至对自己的老婆孩子,都必须说我犯了反党、反中央、反主席、反总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两条错误,然后再说下去,势必泪潸潸下,不尽欲言。”字里行间,对违心承认是“军事俱乐部”成员的痛不欲生般地无奈清晰可辨。

但此时,毛泽东对周小舟已完全失去信任,决意要抛弃这个老乡。这封浸满了泪水和心血的信并没有感动毛泽东,毛在此信上作了如下批示:“印发各同志。全篇挑拨离间,主要是要把几个秀才划进他们的圈子里去,并且挑拨中央内部。”毛的这段批示,几乎判定了周小舟的政治死刑,这无疑是七年后,周小舟再一次受到批斗和人身攻击及至自尽身亡的渊源,也让我们不得不对周小舟为什么选择这么个敏感的日子自尽而产生深深的疑惑。

8月16日是长达一个半月庐山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对这场政治风暴盖棺定论:“庐山出现的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

会上,百分之百全票(包括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是候补委员,没有表决权)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决定》宣称:“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了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

8月17日,周小舟受到了“撤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省委委员,以观后效”的处分,下放到浏阳县大瑶公社,担任乡党委副书记。
庐山会议结束后,朱德被迫做检讨,被免掉军委副主席的职务;林彪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军委第一副主席;贺龙被任命为军委排在最前的副主席,林彪不在北京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罗瑞卿升任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陈正人升任农机部部长。

反右倾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尽管中共中央规定,重点批判的人数控制在1%以下,但各地在“左比右保险”的思想指导下,受到冲击的人数大大超过指标。1962年甄别平反时统计,全国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竟达365万人,当时的党员总数为2600万!

1962年6月,周小舟调到广州,任中科院中南分院副院长,名列最后,不参加党组。
1959年10月5日,周小舟与大瑶公社书记有过一次长谈,周说:“我不承认我是反党、反毛主席的,我只是如实向中央反映了一些情况。”

在大瑶公社时,有人问周小舟以前当过什么官,周说:“官有什么了不起,要不是党和人民给予权力,个人威望只是一个零。有人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反革命,这又有什么可怕?”
1962年4月28日,周小舟离开大瑶公社,前往广州社科院,周含泪向送别他的同志们说:“我们的党风一定会好转,你们的心里话,也一定有说出来的机会。”

从这些言论我们可以窥探到周小舟的内心,他从来没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他心里留存着一个大大的企盼,相信总有一天会等到伸冤洗雪的一天,这也是他在百般屈辱之中坚持活下去的动力。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等来的是一场更让人绝望的极左风暴,整个国家都被拖入深渊。
1966年,文革爆发,周小舟首当其冲,庐山会议旧账被造反派翻出来反复追究,接二连三的批斗会,没完没了的检查交代,家门口贴满了大字报,造反派勒令他将多年收藏的古书文物集中烧毁,他一边烧一边大声哭喊:“这才是真正的有罪啊!”

这一切终于击垮了周小舟的意志,他感觉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万念俱灰,生无可恋。1966年12月26日,他吞下了一百多片安眠药,抛下他青年时期就立志为之奋斗终身的理想和事业,抛下他挚爱的妻子和孩子,撒手西去。

文革中,在庐山会议上积极揭批彭黄张周的人除了林彪、康生等少数几人,几乎无一幸免,全都受到程度不等的冲击和迫害,被迫害致残、致死,及至自杀的也不在少数,当时中国政治生态之恶劣和凶险,由此可见一斑。

1979年2月,中共中央撤消对周小舟的所有错误处分,给予彻底平反昭雪。同年5月30日,周小舟追悼大会在广州隆重举行,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同志致悼词。
周小舟的在天之灵终于得到了告慰。
人死不得复生,历史却可能重复,作为后人,我们是不是更应该想一想: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

王蛮子,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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