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哪个国家,能逃脱掉“柏克定律”

 

2019年1月12日,是英国著名保守主义思想家——埃德蒙·柏克诞辰290周年。谨以此文,致敬这位先知。
 
都说中国人历来讲求中庸之道,从这个角度看,倘向西方思想界学习,一生追求政治平衡的柏克,本应是最大热门。
 
吊诡的是,在中国大热的西方学者榜单中,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亚当·斯密、黑格尔、马克思等必然上榜,还会有各种生僻的名字,但可以肯定,多数情况下我们看不到柏克。
 
然而,在思想史的谱系中,无论知名度还是重要性,柏克是一位连盲人都无法忽视的存在。现实何以让人如此匪夷所思?
 
一个民族最大的遗憾并不是无知,而是封闭通往真知的大门。比较以柏克为精神标杆的国家(如英美),和那些轻视柏克的国家,其迥然不同的国运,足以证明柏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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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反对大革命的保守主义学者埃德蒙·柏克

 

邪恶之所以得逞
是因为善良之人无所作为

提起美国独立战争,我们会想起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大陆军的确是以少胜多击败了英军,但事实上,在战争的决胜天平上,英国王室的妥协值得一提,而柏克于此功莫大焉。
 
独立战争的起点,一般以波士顿倾茶事件为标志,作为辉格党的文胆、党内实际主宰者,柏克从一开始就站在北美一边,为捍卫殖民地人民利益不遗余力。

当英国陷入鏖战泥淖时,柏克发表著名演讲《与美国和解》,强有力影响了多数议员,让他们决定“放美洲一条生路”。随后,他又写下《致布里斯托首长的信》,此二者在终结战争方面,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对美国独立运动的声援,尽展柏克的自由主义思想。
 
“邪恶之所以得逞,是因善良之人无所作为。”自由是柏克进行一切政治思考的前提。作为英国议会一员,按“阶级分析”论也属统治阶级,完全应该反对美国革命,因为那是要“颠覆”自己的。
 
然而即使冒着被冠以“英奸”的危险,他也要为北美张目,可见,柏克对自由的追求,是出于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而没有掉入狭隘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泥潭中。在自由与专制之间,柏克坚定地站在了自由一边。
 
这样一位极端热爱自由的好汉,怎么会被人称为“保守主义者”?甚至,最后还成了“保守主义宗师”?
 
谁让柏克那么热爱自由,却又偏偏在有生之年,遇到了那场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呢。

用暴力制造凝聚力
必然造成暴力的滥用

法国大革命到底有多震撼?
 
将国王送上断头台的“壮举”,让欧洲各地出现骚动,以稳定著称的英国也不例外,出现了一个风云人物——革命派牧师普莱斯,夜以继日地煽动英国人干两件事:支持法国革命和自己也搞革命。
 
1789年11月4日,普莱斯的布道辞《论爱国》发表,为法国革命唱起最强劲的赞歌。
 
就在全英国除了国王一人瑟瑟发抖、其他人似乎都在观望乃至期待天翻地覆慨而慷时,一件让人迷惑不解的事情突然发生了:柏克竟然站了出来,与乔治三世站到了同一条战壕。
 
当全世界都在为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欢呼时,柏克冲着全世界吼道:“法兰西是在用犯罪换取贫穷!法兰西不是为了她自身的利益而牺牲美德,她放弃了利益是为了可以出卖美德!”
 
堪称自由派旗帜的柏克,居然将大革命视为洪水猛兽?没错,柏克毫不掩饰对大革命的愤怒,但凡英语中能找到的下流话,在四百页篇幅中滚滚而出,很多人以为柏克疯了。

撇去情绪性语言,我们看看柏克是如何抨击大革命的:
 
1.柏克认为,传统对秩序与自由至关重要,而大革命毁掉了旧制度与旧秩序,那么社会凝聚职能只好由军队和暴力来执行,而用暴力来制造凝聚力,必然要造成暴力的滥用!
 
2.柏克认为,宗教是社会基础,攻击宗教的人自然是社会的敌人,而攻击宗教的法国大革命也必然是罪恶的革命。
 
柏克说道:“你们的独裁者是用恐怖手段来统治的,他们知道,谁畏惧上帝,谁就对别的东西无所畏惧。于是,他们就把那种唯一能够产生真正勇气的畏惧,从你们的头脑中斩草除根。”
 
3.柏克认为,法国大革命追求卢梭式人民主权,试图构建人间天堂,它追求一种纯粹的民主制,必然导向“多数人的暴政”,多数会对少数施加最残酷的压迫,这种压迫会扩大到更多人身上,比王权统治残暴得多。

4.柏克认为,大革命精神导师卢梭的天赋人权是一种愚蠢的抽象权利,世上只存在具体的人赋人权,“那些形而上学的权利进入日常生活,就像光线穿过介质,必会发生折射。”
 
柏克指出,抽象理论无法得到经验的证明,而人类的政治实践变幻莫测,用抽象理论去指导具体的实践,极有可能导致理性的误用。
 
如上,正是保守主义的基本要素:传统、宽容、审慎、经验,但它们所围绕的皆为自由。今天我们说柏克保守,正是在说他时刻在保守着英国的自由传统,“我们把自由权看作祖先给我们传下来的,并将由我们传给后代的遗产。”
 
可笑的是,同样是为了自由,甚至是为了更深刻地阐释自由的真谛,对大革命的抨击,让柏克从自由派变成时人眼中的“爱国王贼”。
 
感喟的是,基于上述要素的开创性贡献,柏克在身后成为保守主义创始人,《法国大革命反思录》也成为保守主义最经典范本,更是保守主义诞生的标志,被公认为“抵抗法兰西疫病的良药”。

真正明白何谓自由
才懂得保守为何意

“反常”的表现、严厉的措辞,导致很多战友与柏克决裂,这其中包括后来的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和“美国体制之父”潘恩,更使他的评论者不知所措,更有甚者,将他视为人格卑劣、思想杂乱的政治投机者。
 
一切误解,皆因柏克异于常人的智慧和洞察力。柏克因对大革命的预言而在革命初期被嘲讽,然而正是这些预言,最后反馈给柏克至高无上的声誉,也让欧美诸国纷纷扑向柏克思想,汲取最有价值的营养。
 
为世人所称道的柏克预言,第一,是法国社会秩序的崩溃。柏克认为,大革命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是以破坏传统秩序与社会价值为前提的,必将造成疯狂的革命激进主义,而这种激进主义会不断以革命的形式反噬革命本身。
 
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严丝合缝地证明了这一点:巴黎广场的断头台忙得脚打后脑勺,不断有反对派被推上去,然后是推他的人再被推上去,革命恐怖循环往复。

第二,是预言拿破仑专政的出现,则让柏克被惊为天人:“某一讨人喜欢的将军,精于安抚兵卒之术,掌有统兵作战之真诀,将会把所有人的目光聚集在自己身上,军队将会基于其人格魅力而服从他的调遣……最终那个人就成了你们的主子,你们整个共和国的主子。”

柏克辞世两年后,拿破仑就任第一执政官,不久便登基称帝,“毁灭性的破坏终将导致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强权出现,唯有它才能维持社会免于全面的混乱和崩溃”,对拿破仑称帝的非凡预见,成为“史上最罕见的准确预言”。
 
美法革命确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民主革命,都声称追求自由,但却有着本质性的差别:前者是现实主义革命,后者是乌托邦革命。
 
美国革命者认为,公民的自由比民主、平等更重要,自由对政府来说也是更容易实现的目标;另外,即使强调“平等”也只是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
 
而在法国革命中,对平等、自由和正义的追求,完全是靠断头台来实现的。
 
柏克的智慧,就这样体现在一系列对常规认知的颠覆上。比如谈到自由的来源,他说:“自由是我们的继承物,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与卢梭的“生而自由”绝不类同,柏克强调的是继承性,卢梭则表明一种抽象的人权。
 
当所有人都在争论哪种权力更好时,柏克说:“与权力的形式相比,对权力的限制更为重要。”
 
关于民主,他说:“我憎恨专制,尤其憎恨多数人的专制,多数人的专制不过是扩大了的专制。”他认为,由于整日忙于生计,不可能有闲暇从事智力的训练,“如果蜡烛匠等类人被允许个别或集体上台统治,国家就会遭受压迫。”
 
关于审慎,他说:“审慎在所有事务中都堪称美德,在政治领域则是首要美德。”
 
关于秩序,他说:“自由不仅与秩序和美德共存,而且与秩序和美德共亡。”
 
当代的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家柯克指出,“伟大的自由主义者都受到过柏克精神的浸染”。
 
柏克的努力,不仅避免了英国宪制的法国化(激进化),今天的人们也多从美法两场革命的结果中,切实感知到了两百年前一位先知的巨大智慧,并汲取到了足够警醒当下的教训:
 
在保守(自由)主义的理念护佑下,独立后的美国,200多年来一直是在扎扎实实为民众创造自由和美好的生活;

相反,法国的政治社会秩序,历经革命与复辟的多次拉锯,直到1958年戴高乐的第五共和国才算尘埃落定。
 
今天,在越来越多的西方民主国家,保守主义已成为最重要的社会思潮,“小政府、大市场”的经济架构、反集权的组织架构,越来越得到普遍的认可与应用。

保守主义在中国的曲折历程

回到本文的篇头,为何在中国我们看不到柏克?或者说,与其他主义相比,几乎看不到保守主义的影子?
 
第一,在中国的语境中,“保守”是个贬义词,“抱残守缺,不知进取”,提到“保守”,很多人的脑海里,第一时间也许会浮起辜鸿铭梳着小辫儿的头像。
 
第二,即使是那些有能力抛开旧有语义及陈腐历史观的人,在他们的认知中,像英美那样结构已然相对稳固、运转顺畅的社会,或有很多东西值得保守,但一个旧事物中的优良者所存不多,有什么值得“保守”的?
 
保守主义学者刘军宁先生和冯克利先生,对此给予了回答:
 
针对第一条,保守主义里的“保守”是动词,它所保守的是“自由”,而非霉菌残渣;而保守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在西方便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并没有特定的阶层归属。
 
厌恶频繁变化是人的天性,大变革可以为英雄带来快感,但多数人并不希望自己的生活成为政客施展革新大业的舞台。可见,保守主义所要维护的,不是任何特定的利益,而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模式。
 
针对第二条,中国的自由传统虽然自古以来就很稀缺,但并不等于国人在历史上争取自由的印记很少。自由不是来自于西方,而是来自人性,而人性是不变的,我们现在爱自由,我们的祖先也一定爱自由。
 
何况,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自由传统仅仅来自本国,三四百年之前还没有美国,哪里来的“固有的”美国自由传统?
 
我们还要加上第三条: 1911年清王朝覆灭,中国第一次彻底打开国门,真正“开眼看世界”时,能接触的,几乎都是令西方文明陷入危机的东西:民族主义、激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
 
很快,中国学习启蒙的对象就从崇尚“保守主义”的英美转向了崇尚“激进主义”的苏俄。

而柏克告诉我们,保守主义的矛头是针对激进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在激进主义长期占据主流的情境下,其天敌保守主义如何有可能发展壮大?
 
然而,说到底,中国的变革,根本上是思想观念与价值信仰的变革,这就需要我们明确一个思想根基,这个根基应该是什么?

最接近诺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认为,这个根基就是保守主义。

杨小凯说:我们不能再沉浸在法国大革命和苏俄红色革命的怪圈中,必须要从这种历史的循环的链条中走出来。

“必须反对职业革命家那样的极端政治,我们必须要去了解英美保守主义,去学习如何用站得住脚的经验,去建立一个公信力的国家。我们争取建立现代政治制度,但我们都应该有自己的正当职业,而不是纯粹的革命家。”杨小凯如此解释。

也许现在言说保守主义还信者寥寥,但柏克早就抛出过一个著名的“柏克定律”,两百多年来,没有哪个国家能摆脱它而独存:
 
通过暴力建立的现代政权,唯有接续上本国、本民族之自由传统,回到良序的轨道上来,方能繁殖养育,长久延续。

文:先知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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