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有欲无望待余年

 

古语赞曰: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这是历史不断重复的宿愿,
自然也是我辈心底始终埋存、时信时疑的信念。
只因还信理性必将渐次取代愚昧,
所以还会饶有兴致地活在余年。
在黄昏的余光里,遥远的海,涛声如故,
每一个生命都还在竭力歌唱


 
从2018年1月开始的又一次迁徙,至少注定了我这一年的兵荒马乱。

那一天,因为诸般不堪言说的细故,我不得不挥别定居了十一年的大理,驱车于弥天风雪中,孑然回到一去三十三年的故乡。原本准备千里单骑,大理乡亲的送别宴上,一兄弟在微信上号召——有人愿陪野哥一程吗?立马有本土画家张良留言:次日大早高速路口见。古人所谓的桃花千尺,云天高义,大抵就是这样的情分吧。

乡关千里,由暖入寒,两个男人别有些微伤感。有时热议如辩经,偶尔又沉默似深雪。陆游当年云:世态十年看烂熟,家山万里梦依稀。我这一去,虽曰垂老还山,叶落归根,但阔别几十年的家,早已片瓦无存。久违的故土,实未有半分的宅基。前辈还乡要衣锦,我只是披着这一身的辱,黯然而返者。且更不知,陌生的家山,是否还能遮蔽我的倦归。暮霭沉沉楚天阔,怎么忽然到了这样的年份,竟有些长亭短亭不知归程的仓皇。

沿途依旧有故人,置酒下榻,留一夜微醺。聊起世事,问及未来,没谁看得清前程。仿佛朝野江湖,一时都进退失措。每个人都和我一样,去意彷徨而又出处两难。苍茫大地,忽有无处安放灵魂的惆怅。

要像土拨鼠一样,穿越无数个漫长幽暗的隧洞,才能接近故乡。一踏过渝鄂地界,故乡的暮色被纷飞大雪照亮。遍野镶银,凛冽中的温软地被,仿佛迎接我的归来。正要出口时,我接到了一条来自阿尔卑斯山的短信。告诉我,一部拍摄我及艺术家高氏兄弟的纪录片《漫漫回家路》,将在今夜于瑞士首映。

这个消息,让我这趟感伤的旅程,隐然有了一点喜感。

毛润之写过: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那是他的感怀,其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那种胜利者的豪言,是确有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气概的。世上的人,青春许国,歃血出山的多了去。多数的抛尸战野,余下的混得遍体鳞伤,片甲不留地归老田园;半夜酒醒,躲在被窝喊痛。真正像这样志得意满的还乡人,必定是寥若晨星的。三十三年前的我,扛着箱子挤上那一辆命运的大篷车,摇晃走向大平原时,也曾踌躇满志。而今想来,萧条异代,唯剩下怅望千秋而已。

出山那年,二十三岁,正是心雄万夫的轻狂浮浪年纪。那也正好是这个国家,改革开放的高潮期。那时的我辈,对一切新鲜事物充满了欲望。或者说,整个1980年代,吾族正是因着这种对理想社会的强烈欲望,而支撑着一路狂奔。叔本华说,人的一切欲望的根源在于需要和缺乏。对那一个初初开禁的时代来说,每个人穷得只有理想和渴望。当然需要上路,需要求知,需要亲身体验一切文明的生活。

然而人的命运,最终都与国运相关,往往不期而遇的都是一个荒诞。恍如歌中所唱——这样飘荡多少天,终点又回到起点……似乎半生的努力,一夜打回原形;童年经眼的世界,梦醒忽然再现。背井离乡卅三载,原以为我们始终凭着一些烦恼、忧伤和欲望在成长;就像船只需要压舱物,来确保方向。结果轮回近乎甲子,欲望依稀无存,烦忧依旧满地。

记得某一年,某个同龄的讯问者,笔录结束之后抽烟闲聊。他应该是真诚地对我说:因为你,我几次往返于你的家乡。那些山路之险峻漫长,让我非常惊异,你竟然是从那里走出来的……听罢他这些不知褒贬的话,我只好笑着说:我也想出生于都市,锦衣玉食。但故乡如母腹,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

我没有说出口的,可能正是故乡那些贫瘠僻远的山河大地,造就了我的欲望和反叛。

何谓欲望?欲者,本能也;望者,期冀也。孔夫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基于本能,降生之初伴随着的种种渴求,便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必需。譬如饮水粮食,空气阳光,以及交配生育等,这是不能被剥夺的需求。由此衍生的对平等自由文明的权利渴望,构成了人类进步的原始推动力。

我们都是被欲望催逼出发的人,像饥饿的野兽,逡巡于自己的命途。唯一有别于兽者,乃在活命的物质之外,人还有精神和权利的追求。少年时的我接触这个社会,最初看见的多是触目惊心的贫苦,以及人与人之间莫名其妙的相互迫害。这种残酷记忆,奠定了我一生的方向——就是想要改造这样的世道人心。

然而这样的欲望,却是与世相违的动念。佛门的灯语说:欲为诸佛龙象,先做众生马牛。一个人度己尚难,更何谈济度众生。鲁迅先生当年在东瀛,一日观影后忽然弃医从文,意欲救治华夏的族性。在他看来,医术救活的,不过是给独夫增添一个奴隶。老话说上医医国,他寄望于文章醒世。哪知道几十年在恐惧中辗转书写下来,他最后的绝望竟然是四个字:亡有余辜。

三家村文人在“文革”后唯一幸存的廖沫沙,在挽老友吴晗的诗中说: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这是迟来的醒悟,也是文人的无奈与悲催。沙皇时代的俄罗斯,一批批怀抱救世意识的文人,最终却走在西伯利亚的路上。到了前苏联,别说救世,但凡想保持一点独立写作人格的,基本要被流放和处死。

欲望会催生思想,而这两者都是危险的。

文人在任何时代,其实都没有一个合适的位置。滑铁卢兵败时,传令官请示撤退序列,拿破仑口谕:让伤兵在前,文化人和驴子走在中间,士兵断后!那时随军的有文化人,当然也有负重的驴队。

这件当时听来原本严肃的轶闻,传诸后世,颇有了几分幽默。让文化人“走在中间”,显属对文化人的关照。因为,他们既不能冲锋,又难以断后,当然是需要照顾的。只是被皇帝无意中安排和驴子一个序列,这才让后世人在回味中忍俊不禁。

实不知在法皇眼中,文化人和驴子有何相似,竟如此并重。寻思起来,或亦有可举之处:其一,忍辱负重而不怒;其二,倔,一条路走到黑;其三,在创建功业的征战中,二者还不可少。所以当初高岗骂知识分子,三天不打屁股,就要翘尾巴。这都是比着毛驴说的。

所谓中间位置,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可能是孔孟那一代开始,读书人就想保有的立身处世状态。其实,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是鲜有“中间”这一位置的。一百年来,历史似乎总处在大是大非的急剧矛盾之中,迫使个人总要陷入非此即彼的窘境。

反观一下三四十年代“第三种人”或“中间派”的道路,即知“中间”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现实生活中始终并无这一空间。那些像驴子一样企图“走在中间”的人们,最终却连驴子也不如。这就是革命时代的选择:非左即右,非激进则反动;不倒在敌人的枪口,则断送于同志的刀下。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历来不能宽容独立不倚的客观观察者。

晋代的某个宰相张翰,秋风起时,忽然对故乡的鲈鱼莼羹充满欲望,竟要挂冠归去。人皆不解,询之,答曰:人生贵得适意耳,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他这当然是托词,也许朝中官场的险恶,让他顿生急流勇退之心。

我的故乡亦算中国莼菜的最优产地,每年出口到日本的,都成了东瀛最珍贵的馔食。而在本土,无论怎样的鲜嫩粘滑,却廉价得令人齿冷。墙内开花墙外香,说的是自然现象,比喻的却是人生的炎凉尴尬。这十几年来,我在滇西借一枝栖,也曾满怀希望地去努力践行少年的理想。在与这个世界的浅斟低酌中,力图有所推进社会的改良。人或讥嫌浪得虚名,我亦自嘲虚得浪名。其实很多时候,忍把浮名换取的,却是更多的暗箭明枪。

今年之冬意尤显浓烈,当年梁漱溟先生的父亲忧惧沉重地问——这个世界还会变好吗?梁漱溟先生孤耿的一生,穷究天人的探索思考,未知晚年是否能够回答其父的天问。但浅薄如我,约略已到了有欲无望的槁木心境。杜甫大约在我这个年龄,也是想通了一些类似的困惑,最终自我宽慰曰: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

这种看似颓唐的言行,仿佛苟全性命的犬儒。但罗素先生认为——忍耐主义的自由,只是欲望的屈服,而不是思想之屈服。欲望之屈服可发育忍让之美德,思想自由则依旧可以诞生艺术和哲学,以及我们对征服世界的美丽憧憬。

身处今日之中国,无论从何种角度考察,皆可谓大异于前。转顾一百二十年前的中国,恰值戊戌,群臣奏议“宪政变法”,结果却是“我以我血荐轩辕”。一个多世纪过去,我们仍在经历各种沧桑之变。也许一个开明盛世的建成,一个开放社会的确立,还要经众多锐意改革者的努力,才能散枝开叶。

在时间之流的裹挟中,我们又来到一个新岁。古语赞曰: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这是历史不断重复的宿愿,自然也是我辈心底始终埋存、时信时疑的信念。只因还信理性必将渐次取代愚昧,所以还会饶有兴致地活在余年。在黄昏的余光里,遥远的海,涛声如故,每一个生命都还在竭力歌唱。而在西南山地的村居里,亲手熬制的莼羹,还足够喂养我的老怀。人类只是凭借一些简单纯净的愿力,就能抵达想要的世界。对此,我毋庸置疑。

作者本名郑世平,著名作家、出版人

野夫,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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