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局对高校的管控越来越严


北京大学校门口的行人(2016年7月27日 路透社)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执政7年来,中国当局对高校这个被视为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的管控越来越严。一些教师因言论自由或学术自由受到惩罚,在教师队伍中产生寒蝉效应。

一段时间以来,中共对高校教师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控制趋紧。一些高校教师因为在课堂上,或者自媒体上发表的一些观点、看法和言论,受到所在学校各种形式的处理。

2018年9月,厦门大学决定,解除学校与人文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周运中的聘用关系,称其在微博上多次发表错误言论,歪曲历史事实,损害党和国家形象。

2018年5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因副教授翟桔红“错误解释中国宪法修改制度,妄议中国人大制度”等取消其教师资格,开除其党籍。据称,翟桔红在课堂上批评习近平废除任期制。

北京建筑大学2018年4月决定,给予理学院副教授许传青行政记过处分。此前学生举报许传青在讲授课时,将日本民族和中华民族进行不恰当对比。

2017年7月15日,北京师范大学决定解聘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史杰鹏,决定认为,史杰鹏在微信发布不当言论,与主流价值观不一致,逾越意识形态管理红线,违反政治纪律。

2017年7月,重庆师范大学开除了教授西方文化课的谭松副教授,称谭松在课堂上讲授的内容偏离了“正确路线”,背离了党性原则。不过,谭松认为,校方的决定与他近年对1950年代川东土改进行的调查研究有关。

上述这些人年龄大多是40至50岁之间中年教师。不过,也有年过六旬的老教授,也因言获罪。中共山东建筑大学2017年1月对1955年出生的邓相超教授“错误言论行为”做出处理意见,称邓相超多次在微博发表错误言论、性质恶劣、影响很坏。邓相超山东省政府参事被解聘,政协常委被免职,并被迫退休。

在当局高压政策的打压下,有些被校方警告的教师,不得不低头认错,“痛改前非”。山东工商学院副教授李默海因为在网上发布“错误言论”,被校方勒令停职检查。据称,李默海在校方“严厉批评”下,承认了错误,深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中国某高校的一位教授说,最近几年,中共加强对高校教师的控制,要把高校办成“党领导下的高校,社会主义的高校”。在约束教师行为准则等各项规定下,校方劝诫,甚至是拜托老师们要谨言慎行,避免“祸从口出”,警告老师们“要与现行的、官方的、政府的政策保持高度的一致”。他说,对于校方的规定,老师们不适应,但为了生计而不得不为之。

他说:“所有的老师们都感觉不太舒服,因为学校本身是个学术研究,追求真相、追求真理,科技创新的地方,是人类发展前沿的领地。在这个领地的人,需要大量的思考,创造性的思考,才可能推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创新。而这些思考、甚至是观点,很可能与现实生活和观点发生冲突。如果抑制这些思考和观点,将限制老师们活跃的思想,限制学校的学术自由。”

在中共当局压制高校教师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过程中,校方以政治进步,入党,表彰,以及金钱奖励为手段,招募一些学生信息员,让学生检举和揭发他们的教授在课堂中的一些言论。这种被中共惯用的“发动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做法,不仅导致一些敢言的教师轻则被警告处分,重则被解聘开除,也激化了老师和学生、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和信任感,弄得老师谨小慎微、人人自危,“话到嘴边留半句”。

相比2004年前后中国高校的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空间,自从习近平主政以来的近7年里,当局的限制越来越紧。2019年1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强调要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将青年和网络作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阵地。2004年3月,时任北大新闻专业的副教授焦国标因发表《讨伐中宣部》一文,引起轰动。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焦国标并没有被北大立即解聘或开除。

经过十几年的思考、反思和沉淀,与15年前相比,2019年的焦国标思想观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他认为,言论自由并不是最高的价值。

他说:“言论自由不是最高的价值。还有比言论自由更高的价值。这个价值是什么?就是社会的稳定呀,和谐呀,全社会的利益。”

他说,个人的言论自由,可能会影响社会的和谐等问题,有时候同社会利益不一致,会造成一些负面的东西。

焦国标今年55岁,14年多前发表《讨伐中宣部》檄文时不到41岁。他说,高校教师中现在有一个“四十岁现象”,大部分“出事”的教师年龄在40多岁、50岁以下,他们有一定的资历,职称,学术上有一定的造诣,处在讲课、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这个年龄段的教师“出事”多,值得思考和研究。

焦国标2005年3月应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邀请做访问学者6个月,被北京大学当作“自动离职”除名。多年来,焦国标已经没有任何公职,现在靠写字、卖字为生。十几年前的锐气似乎荡然无存,激情被他所说的思考和理性取代。他说,老师的学术自由和学校监管之间的互动,能否从“抵触性”走向“建设性”,值得思考。焦国标认为,校方、教师和学生之间要建立一个和谐、并非抵触的关系,不是学生举报-学校追查-老师受罚的“低劣”互动关系。

他说:“总体而言,简单地归结为管控太严了,我觉得是太单一了。问题没那么简单,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动向”。

有观察认为,在媒体全部由中国官方控制,媒体不能作为第四权,独立地监督政府,一些高校的教师,为了言论自由,不惜失去职务、待遇和收入。其本身说明了在中国言论自由的珍贵和价值。境况比高校教师更凄惨的是一些异议人士、人权律师等,他们为了中国的法治,言论自由,被当局冠以各种罪名判刑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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