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的过年

 

依娃 来稿

【作者自注:这是多年前的一篇小散文,是我来美十年不动笔之后,又重新写作的第一篇,很快刊登在《世界日报》上。】

不觉,我已是四十岁的人了。幼儿时候的事情变得象张旧照片,模糊了,远了,却还留存在记忆里。

那时我不过五六岁吧?记得每逢过年,母亲早早就开始准备,先包上头巾打扫房子,擦抹家具,家里贫寒,只有一个黑衣柜和红饭桌,被母亲擦的鲜鲜;亮亮,母亲有把炕上仅有的两床被子拆洗一番,晒干,捶平,太阳好的时候,母亲把被子平平地铺在院里的席上,戴上顶针,用缝被子大针,一针一线地缝上。母亲又从小买部买回几张白纸,打了新浆子,撕去已发黄的,有破洞的窗纸。

我帮母亲端著浆子碗,看她仔细地往窗框上涂浆子,然后小心地将纸贴上去。换了窗纸,屋里一下洁净、亮堂了许多,母亲却说白灿灿的不好看,找出平日从村里巧手姑娘们那里讨来的窗花,有红有绿有兰有黄,有老虎狮子呀,猪马牛羊呀,花呀草呀,胖娃娃呀……她一一贴上,贫寒的家一下子热闹花俏起来。

为磨多少麦子,父亲和母亲商量了半天,最后决定磨半袋子,有四五十斤。一年到头玉米红薯,也要吃几口细粮,再说还要走亲戚。

母亲做了馍,还做花卷,先把面擀开了,抹上一层油,撒上盐,再撒上一层绿葱花,把面卷起来,切成块,母亲一拧一个花儿,一拧一个花儿,甚是好看。母亲还用面做鱼,红枣当眼睛,剪刀剪出鱼鳞,梳子压出鱼尾纹。面鱼蒸出来白白胖胖喜气洋洋。面鱼不是给我们吃的,是走亲戚用的。

年前过会(赶集)的时候,父亲领著我割一条两指宽的猪肉,称两斤红薯粉条回来,路上遇到熟人,人家问:“割肉去了?”父亲答:“割肉去了”。一脸光彩。那时的乡下人平时没人舍得吃肉,过年家里来个客人总得招待。常有小贩在村里叫卖。豆腐可以用黄豆换,白菜可以用鸡蛋换,就不用买了。

母亲煮肉的时候,我就拉风箱,小孩子家没力气,我两只手握著把儿,拉,推,再拉,再推,风箱呼吃呼吃地叫著,好象它也高兴得要过年呢。肉煮好了,母亲剔出两根骨头,撒些盐,奖励给我吃,我坐在灶前的石墩上,啃著,嘬著,一口油,一口香。“妈,香的很呀!”母亲满足地看着我。

年上外爷来的时候,母亲会端上两碗蒸肉,调两个豆芽洋芋凉菜。蒸菜上盖著有皮有肥有瘦的大肉片子,象一整碗肉似的,其实稍拨一下,下面都是豆腐、白菜、粉条。母亲端上的馍也是有白有黑,外爷是客人又是长辈,当然是吃白的。他先在白馍上抹上红红的油泼辣子,然后夹了三片肉放进馍里,嫌不够,又夹了两片,往实里压压,又夹了两片,馍胖德和包子一样。我眼盯著,肉一下子就被他要夹光了。

外爷在队里当饲养员,一年到头分不下二百斤麦子,没个细致伙食,吃到猪肉片夹白馍就跟当上皇帝一样喜乐。

来客的时候,小娃不能上桌,不能自己夹菜。我焉焉地靠在墙角,眼看着大人大吃二喝,喷香的肉在他们嘴里嚼著,碗里的肉不多了,我伤心地抽泣起来,我也想吃猪肉加白馍呀,一年才一回嘛。

“咋把娃忘了,咋把娃忘了,快给娃加上,给娃夹白面馍。”父亲看见我抹泪,赶紧掰了半个白馍,夹了三片肉,一些豆腐走过来塞在我手里。“不哭了,娃,好好吃,过年哩!”接过馍,我马上破啼为笑了。

母亲忙活了半天,自己也是不上桌的,拨些菜,倒些汤,泡上黑馍在门槛上吃。
那时候,大人没有钱给小娃压岁钱,外爷给我提来一蓝柿饼核桃红枣,好让馋嘴的我吃上一阵子。“过了年,娃又大一岁了,”外爷说。

又要过年了,我把自己儿时过年的事情,讲给在美国这里吃皮萨、麦当劳长大的儿子听,他怎么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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