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洪水会再来吗?——我的诺亚方舟

 

有朋友问我,你一个上海商人,有了香港居留身份后,为什么又选择马来西亚作为第二家园?我刚从马来西亚回到上海过年,正闲着,说说这事。

其实不想走

我其实不想移民,在中国生活了半辈子,这里有我的亲人朋友,有我多年打拼的事业……中年移民是很辛苦的事,若非不得已,谁愿背井离乡?不只是语言与生活习惯的问题,文化融合是最大难题。据我多年观察了解,第一代移民几乎没有能够真正融入的。作为一个中国商人,我觉得我最需要的是一只诺亚方舟——平时只作预备,大洪水来时有个地方可以苟安一下。

大洪水会再来吗?衷心希望不会。但作为一个商人与经济学爱好者,我需要理性分析形势。

今年一月份,我与谢作诗教授合作,在百度百家专栏上发了篇《新年经济展望:韧性虽强,前景堪忧》,文章中有我与谢教授对中国未来经济的理解判断,这是我们一天多聊天的总结。聊天当然不会只限于说经济,关于经济的展望也不只限于2018年,判断宏观趋势应着眼于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段。谈中国经济必然离不开政治。

这次去马来西亚之前的几天我在北京会友,清华许章润教授发给我一篇稿子《保卫“改革开放”》,希望我给发出。我们在公号《苍山夜谈》发了,传播很快,虽然后来被删,但累计点击量已有几百万了。凤凰新闻上该文章至今还在。随后便有环球视线上杀气腾腾的围剿文章。想到微信朋友圈里被迫离开北外的乔木和被迫离开北师大的史杰鹏,我与许多朋友为许教授担忧……

发了许教授文章的第二天,郭老学徒兄与我及潇男邀请了十多位师友一起吃饭,我请教各位老师的问题是,中国会来一场新的反右吗?

吃饭私聊的话不方便转述。师友们学识不凡,有老师比较了斯大林模式与纳粹模式的异同:一个彻底公有制,另一个保留私有制但对经济高度统制,需要时予取予夺。两者区别有多大?“春江水暖鸭先知”,我们商人就是那率先感受温度变化的鸭。

直观感觉前几年是懒政,现在又走向专政,运动式执法又成常态,舆论与社会监督划地为牢禁区重重,几十个行政管理部门肆意寻租。房屋被低价强拆的,过去多为个人,现在轮到企业了……小企业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一点小事都可能深陷困境甚至关门。北上广深还以拆违整治等各种名义赶人。大企业也深陷世事无常的烦恼,富豪榜上的英雄有的身陷囹圄,有的噤若寒蝉,有的还做出各种媚态以自保……在权力面前,商业英雄们一样得摧眉折腰。

大家确切的体会是法治离我们越来越远,企业家多已成惊弓之鸟。有条件的,几乎没有人不做海外资产配置。但如果只是钱出去了人出不去,或人出去了钱出不去,都是“然并卵”(网络新词,“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的缩略语)。一边是国外正普遍提高移民门槛,一边是国内关门打狗千方百计防止资金外流,这些都让人不寒而栗。

关键在经济

但我认为事关世局的关键变数还是经济,经济才是国运之根本,正如克林顿的竞选口号“It’s The Economy!”我跟老师们半开玩笑地说,只要中国经济仍然高速发展,有司不会担心你们,一万个公知也“煽颠”(指煽动颠覆的罪名)不了什么。中国人对政治的诉求从来不强烈,尽管通膨加剧谋生更难了,但只要还能生存,社会就不会乱,而会一切照旧。

现在真正让人担忧的正是中国的经济趋势。

中国目前最大的对手,是东南亚与印度的约二十亿“农民工”,他们比中国农民工更廉价、更年轻、素质更高,很大一部分能说英语。在马来西亚,一个二十来岁高中毕业的印尼籍佣月工资不到1200马币,即不足2000元人民币,英语流利的菲佣月工资在2500元人民币左右。周边国家年轻劳动力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们与中国农民工一样,马国无需负担他们福利。而且这些国家没有严密的网路防火墙,包括越南在内,所有东南亚国家google、facebook、twitter、youtube随便上;这些国家“民主”“宪政”不是敏感词,没有那么频繁的删贴封号;这些国家的执政者不管好歹都得靠竞选上台,连缅甸现在也这样了。

尤其越南是中国最可怕的竞争对手,越南真正拥有科斯说的“共产党加私有产权”优势。

中国的外资企业正在大规模撤离,将工厂迁往东南亚与印度。沿海一些内资企业也在陆续外迁。事实上,现在欧美日的超市里,已有越来越多的商品是made in Vietnam, Bangladesh, Cambodia, Indonesia India (越南、孟加拉、柬埔寨、印尼、印度制造)。

中国未来命运,只取决于中国制造产业外迁转移的速度。中国即将到来的老龄化严重程度将超过想像,现在已经是有钱也聘不到较年轻有点文化能看懂药品说明书的保姆了。如果产业外迁转移得快,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来不及,社会未富先老,对50后至70后来说,老年生活将是末世般的黯淡。我跟朋友们说,可能我们以后养老必须靠东南亚的姑娘们了。

中国能留住外资吗?有可能在低端制造业外迁之前实现产业全面升级吗?我的分析是:

整个地球当前只需要五亿人从事低端制造业就足够了。随着技术进步,机器还将进一步替代人,一旦东南亚与印度二十来亿人口中有四五亿人真正融入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中国的产业向外转移将势不可挡。这一趋势因我们的劳动法、用拆违等方式驱赶大城市D端人口(破坏产业链完整,也提高相关产业成本)、一刀切的环保风暴、高税收、产权人权保障不力、各种运动式执法、土地垄断导致的社会综合成本上升等等而加速。

中国政府撒钱改善他国基础设施的一带一路战略,客观上加速了中国产业外迁速度。

抵制普世价值,使他国视中国的发展为文明世界的威胁,今后在大体相当的综合成本下,外资一定优先选择已真正开始革新开放的越南与其他东南亚国家。

美日欧要求中国对等开放、提高对中国贸易门槛等将使中国制造业外部环境更加恶化。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各种机缘巧合带来的世界低端制造产业转移到中国沿海。私有产权与经济自由虽是高速发展的必要条件,还不是充分条件,如光靠分田单干,中国解决温饱尚可,离富强还是相当遥远。但如反向操作,则一著即可至满盘皆输。

雪花堆积过程是悄无声息的,但是到了临界点,雪崩就势不可挡。真正能引发中国大变数的,是中国沿海产业外迁东南亚等国这个大趋势。到那时经济发展失速,财政汲取不足,必致主政者内外交困、进退两难。到那时几亿失业农民工有村回不去、有城留不下,必成动荡之源。过去的三十多年,是中国千年一遇的机会,但是目前,中国的诸多政策正在糟蹋这个机会。如此下去,中国将会一蹶不振,可能今后几百年都会落后于发达国家。委内瑞拉从人均GDP1.9万美元沦落到现在的饿殍遍野、到处当街抢劫,期间并无外敌入侵或者自然灾祸,是自作孽的公有有制与经济管制政策导致了这个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倒退、民生凋敝。

中国可以更好吗

上段讲到,中国经济的风险在于制造产业外迁,那么如何留住他们?

首先,政治上必须接受普世价值,只有这样,我们的发展才不会让他国与外企感到威胁;其次,必须体制上精兵简政,经济上放权让利,真正给企业减税减负。没有精兵简政,不可能实现放权让利;没有放权让利,就不可能减税减负,就不可能增加企业创新造血功能,就不可能降低企业运营的综合成本。其中减负比减税更重要。

精兵即裁减冗员。不减人就无法真正减税减负。冗员不仅要钱养,而且更要命的是,官员多了一定寻租设租折腾百姓、干预经济自由。要精简官员,必须创造出一个不需要高成本强力维稳的良治社会大环境。这就必须提高社会各阶层的民主参与度,增加政权合法性,发展社会自治组织,减少官民对抗。在这个前提下,政府有了安全感,才敢裁减冗员。

简政即约束政府权力,让官员不敢敲诈骚扰企业和百姓,这就必须建立社会舆论监督和分权制衡机制。如果一味集权,为执政而执政,为维稳而维稳,则以上改变皆无可能,中国出现明末的局面就是大概率事情。到时执政政策宽严皆误,社会动荡不可避免。

极有可能出现的困境

中国经济近期韧性仍强。只要还稍有微利,企业必勉力维持,中国产业链完整与市场规模优势仍在,三五年内不可能发生雪崩。远期趋势堪忧,产业外迁到一定程度,此消彼长,过了临界点,产业链环节的企业将整体迁移,结局必然是一个经济凋蔽、失业遍地、严重动荡的失序中国,或是回到铁腕的禁锢社会。两种情况下,都必然会进一步钳制舆论、清除异己、加强政经管控;财政汲取不足必将印钞通膨,稍有点财产的中产以上,不仅面临经济泡沫破灭资产与货币贬值的危险,还极有可能面临变相的“打土豪分田地”。我不认为近期就会出台房产税或“告缗令”,但如果经济持续滑坡、维稳成本进一步增加,财政困难严重时,各种名目的盘剥必然大幅增加。

精兵简政喊了几十年了,结果怎么样?可以预见的未来,维稳压力越来越大,精兵简政越来越失去可能,公务员待遇还得不断提高以维持士气。目前地方债已成不可承受之重,几种因素合力必然彻底压跨财政。

此外才是文革重来的担忧。许多文革时期自杀的,不是没饭吃,而是不堪忍受人格侮辱。我不相信文革会全面重演,因为文革的基础是全面公有制,私有制企业的员工不可能像过去国营集体工厂职工一样,整天开会批斗上街游行,没人给发工资。我与风灵写的《经济基础缘何重要》一文对此有过分析。因此更大的危险是:会不会重演土改,如中央级官媒《求是》上的文章所称:“消灭私有制”。那种情境下文革式批斗侮辱已算轻的,被杀被关都不需正式理由。重庆打黑,将企业家先关押后找证据、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被没收的千亿资产至今不明不白,案件无一得到纠正。如果轮到我,我有什么办法抵挡?我虽做过法官和律师,但在赤裸裸的暴力与毫无底线的公职流氓面前,必定也只能任人宰割。李庄案至今没有平反,新的打乌又开始了。我躲过了初一避得了十五吗?

备一只诺亚方舟

我相信也许以后技术进步与全球自由民主文明力量的进一步发展,将会为未来的社会走向良善法治,找到一条更好的变革途径,但这恐怕是个漫长的充满不确定的过程。在实现良治法治、重归太平之前,从中年正逐渐过渡到老年的我,无力承受这过程可能的动荡风险。年轻的时候我不怕吃苦,但我不希望进入老年后还面临这类不确定的风险。

从土改到文革,多少人求死而不得。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熊景明老师的自述史《家在云之南》一书中,说到她姑妈,云南一大学教授,1949年她任国民政府外交官的丈夫为她和三个孩子买好了机票,她坚决不去,带孩子留在大陆。结果,1950年代开始便被多次游斗,手常被绳子捆绑得乌紫发黑,数次想自杀又舍不下孩子,三个孩子受尽屈辱并先后作为知青下放农村,皆吃尽苦头且蹉跎一生,她误了自己又误了孩子。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也不愿意我的孩子们承受这种风险。而现在的趋势,我觉得这种风险在增加而不是降低。

人生的难题往往是,有机会选择时没有智慧选择,有智慧选择时又没机会了。大洪水来时,有没有一张诺亚方舟船票,到时就是生与死的区别。

我是1990年代从机关下海的温州商人,从法官下海办律师所,到2000年初再率团队移师上海做房地产,曾办了香港投资移民。前几年香港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让我对香港的安全感全失。李嘉诚先生都走了,我一介草民,抵御风险能力怎么可能比他强呢?

我的第二家园

想明白了这些,多一个国外长期居留身份的准备,就成了我对圈内要好师友们常提的忠告。选择去哪里居留,按各人条件和喜好。从大历史角度看,人人都是移民,哪里都有人住,熟悉了住安稳了的地方便是家,此心安处是吾乡。所以没有哪个地方是绝对的好或不好。

我较全面比较过世界各国的移民和各种居留条件利弊,从美国加拿大新加坡西班牙葡萄牙希腊赛浦利斯匈牙利拉脱维亚到澳州纽西兰等国的移民或居留手续,到泰国、菲律宾的养老居留手续等,以及东非几个国家的当地居留条件与生活环境。欧洲太远,新加坡门槛很高。菲律宾环境落后。泰国目前只开放一年期的养老居留,各种限制较多,英语与华语都不够普及。

相比之下,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环境相似,都是英联邦国家,都有浓郁的华人文化环境,马来西亚华人坚持让子女在华校就读,除了母语英语与马来语,还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开店店主多为华人,在马来西亚生活没有语言障碍,衣食住行价格比上海便宜很多,一年四季只需穿T恤衫,吉隆坡房价只有上海的四分之一,吃得也便宜。我与上海商会一群朋友上个月去马来西亚川巴、吉隆坡、柔佛巴鲁与泰国曼谷旅游考察,马来西亚到处都有地道的广东餐馆,我们用餐总是挑最大的龙虾、东星斑、石斑鱼等国内较贵的海味,因为实在便宜,一大桌够十人食用的海鲜也就不到二千元人民币,东马沙巴的海鲜价格约只及上海的四分之一,吉隆坡普通餐饮酒店价格约为上海的二分之一。去周边的泰国与菲律宾也很方便,那里物价更便宜,我们在泰国曼谷最高楼的88层旋转餐厅吃豪华自助餐,兼看曼谷全景,海鲜品种丰富又新鲜,人均消费也就人民币一百多元。东南亚私立教育费用也普遍比上海低,只有房租普遍比中国城市的高,其他物价只有新加坡与上海接近。

我对物价不算敏感,多年前选择马来西亚居留,一是图方便,马来西亚与中国没有时差,从吉隆坡,飞广州三个小时,飞上海五个多小时,便于与中国国内联系。二是图手续便捷,十年居留手续,二三个月内就办好了。三是门槛低限制少,只需存款30万马币,年龄五十岁以上的还减半(存款年利率有3.5%到4.2%),就可全家一次获十年居留权,到期可再续十年,续的次数不限。资金自由进出,没有其他限制。这应是目前门槛最低的海外长期居留政策。尽管我实际在马来西亚逗留时间很少,但有了这居留权心里踏实,有随时出国居留的便利,无移民监纳税等负担。在吉隆坡可直接凭中国护照办第三国签证,比在国内办理方便快捷。

马来西亚与海南三亚气候环境较相似,但是马来西亚更适合养老养生与度假休闲,住宅楼下或周边通常都有长年开放的游泳池,生活费也比三亚低很多。

目前办理马来西亚第二家园全家的全部代办费用就一万马币,按现在汇率相当于人民币一万六千元,有的代理人可能还会给打点折。在所有海外居留手续中费用最低。马来西亚办理第二家园代理人专业协会现任会长,就是原来为我办手续的林先生,为避免为他打广告的嫌疑,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了。

国外挣钱一样不容易,早移早发并不现实,解决温饱之后移居海外更为实际。人之为人,是饱暖之余必有精神追求,移居海外我最在意的还是自由上网的便利、能够交流的华人语言环境与古风犹存的文化氛围,因为海外居留最难熬的其实是寂寞。我一直关注不同文化层次者移居海外后的感受。几乎没有哪个第一代移民能完全融入的,在两种文化中徘徊,两边都不靠,到最后通常还是要在华人文化圈中寻找精神栖息地,是第一代移民的宿命。

华人比例很高的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是相对平和的东西文化融合过渡区。越是喜欢读书思考者,在海外寻找文化认同的愿望越强烈。马国华人群体一直保持强烈的中国文化认同,我去马来西亚较大城市吉隆坡、柔佛巴鲁、槟城,还有怡保,随便走进一间店,老板几乎都是华人,充满中国传统礼仪感的问候,与香港相仿的口音,地道的广东菜,使我几乎感觉不到异国他乡的漂泊感。

当然海外养老更需要合适的伙伴,志同道合者合居养老是未来大趋势。我去年与野夫兄在大理办的寄庐书院,未正式开张就被迫关门,野夫兄与我随后也离开了大理。其实我们办大理寄庐没有复杂动机,只是野夫兄与我想给学者师友们提供一个退休后大家可边度假边切磋学问的场所,合居养老,自娱自乐,兼顺便以寄庐客栈挣点维持书院的费用而已。当时野夫兄写了《寄庐赋》,我把它放进《大理寄庐:四海觅知己,诗酒醉花间》一文,赋云:

……此心安处是故乡,虽曰借一枝栖;以命托者即兄弟,何须插两肋匕。故而赁三亩地,建华屋数间;植百杆竹,招清风几许。暂名为寄庐,用以寄蜉蝣微命;其实乃养生,聊且养鸡虫小计。庐虽老屋,松菊满庭;院非陋室,花草漫壁。吹笙鼓瑟,置酒廊以宴嘉宾;焚香净手,设茶室相待隐士。书吧有青史黄卷,中庭多蓝天丽日。隔篱呼取,不乏埋名风尘之高手;邻座召唤,或是卸妆灯火之红衣。相逢一笑,因是订交;出门三拱,从此结义……。

纯正的中国传统文人意境,纯正的汉语文字,寄庐放在哪里应都是雅事一桩,可惜刚刚建成便被以各种借口封杀,大理也失去了一个与数十位中国一流学者深度结缘的机会。也许,我们的寄庐书院,兼合居养老村,以后还可在海外找一处栖身之地,颐养天年自娱自乐之余,也为传承与发展中国文化发挥一点作用。

结语

理智上我认同佛兰克林的话:“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感情上我其实放不下家国情怀中国心,就像我更习惯吃中餐,更习惯看中文书说普通话。越是常去国外,我的爱国情节就越重。虽然备了诺亚方舟,但我还是衷心祈祷大洪水永远不再来,让诺亚方舟永远停留在阿勒山上,让我们可以在自己的祖国自由地行走、自由地劳动、自由地迁徙、自由地言说、自由地信仰、自由地选择我们的公仆,自由地与外部世界交流,免于恐惧,免于匮乏,我们百姓和平地终老于这方我无比眷恋的土地。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愿意继续与诸君一直踏实努力!

陈天庸,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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