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纪录片《一条通向小江的路》导演让-米歇尔· 高利利昂

《一条通往小江的路》剧照@JeanMichel Corillion

于2月12号结束的法国第25界沃苏勒国际亚洲电影节上,纪录片单元放映的一部法国导演让-米歇尔· 高利利昂(Jean-Michel Corillion)在中国广西拍摄的《一条通向小江的路》 获得观众最喜爱的纪录片奖。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堪称是现代“愚公”的真实故事,一个人凭自己的力量修建一条长五公里的路,让与世隔绝的瑶族小村免遭被集体搬迁的命运。

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同时也是时代的寓言。从狭义上讲,公路意味着给一个地区带来开放,但同时也有被外部世界冲击而导致地区文化传统流失的危险。从广义上看,在当今互联网在极短的时间内悄然普及深入到了千家万户的高科技时代,我们又何尝不面临着要对这无数条看不见的道路带来的种种便利和好处以及其负面冲击问题的现实思考呢?

我们在电影节期间游有幸采访到了这位具有三十年纪录片拍摄经历的资深导演先生,谈谈这些话题。

首先他还是讲到去广西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原因和契机:

高利利昂 : 我和这部影片的另一个编剧(作者)伊莎贝尔 ·古龙(Isabelle Coulon)决定在全球拍摄一个系列片:主题就是在一个从来没有路的地方,一条公路修好后会发生什么。因此,我们就顺着这个主题在世界各地寻找。在中国广西拍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的。当时,我在互联网上看到一篇很短的中文文章,讲的就是影片中的主人公黄元峰的故事。我请一个在巴黎生活的中国朋友翻译了这篇文章,在他的帮助下了解到了黄元峰要修一条公路的计划,也是得到这个朋友帮助后,我们请一个人去当地和他进行了接触,告诉他我们想去看他,把他的故事拍摄成纪录片的愿望,希望他可以接待我们。他随后理解也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我们2016年就到中国去见到了他。

法广:这个拍摄计划也没有受到来自当地政府的阻力?

高利利昂 :在当地的政府哪儿也没有遇到阻力。我感觉大家都认为把这个故事拍成纪录片是理所当然的事,黄元峰在当地很有名,大家都认识他。当地政府也立即就给了我们拍摄纪录片的许可。我想,当地人都非常清楚修这条路的重要性和作用。所以对他来说事情进展的很顺利,对我们也一样。

法广:一条公路自然有链接外部世界的作用,但是在这样一个少数民族居住的偏僻之地,修公路也意味着当地文化流失的危险,他们的世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公路可以带来金钱和经济效益,但是同时也必定会带来变化 。

高利利昂 :是的,但是我认为这个少数民族即希望保留自己的传统,同时也要对外部世界开放。他们说的一句话让我们很感动,他们说通过这条路,外国人可以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非常美丽的地区。因为这是一群非常眷恋自己土地,非常热爱自己国家的人,他们认为这条路可以吸引来很多游客。

我能感觉到他们非常期待公路带来的开放,他们向往对世界开放。

当然,我的确希望整个地区的居民都可以得到好处。生活在偏僻的地区,的确会有很多不便之处。

法广:从另一个角度看,与世隔绝可能也是保护自己族群文化的一种方式,他们有没有文化传统流失的担心,或者这根本就不是他们主要考虑的核心所在?

高利利昂 : 当然有,但这是一把双刃剑,必须做出选择。要拯救一个与外部世界隔绝的村庄,因为如果没有这条路的话,村子也将被迫迁移到其他地方,还是要保留传统,这是一个值得仔细考虑的问题。

我们在影片中也拍摄到瑶族的新年,他们也告诉我们,正因为有了这条路,更多的人才能够来到小江村,参加新年的庆祝活动;我反而认为,一条路可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我也感觉到瑶族年轻人与他们的文化之间深深的情感,他们未来也会很注重保护自己民族的文化问题,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法广:黄先生决定修路的时候已经得知自己患了癌症,这也是他决心完成这条路的原因,他的身体上的虚弱和精神上的坚强形成鲜明的对比,令人感动。在这样的条件下,拍摄过程顺利吗?

高利利昂 : 对他和对我们来说,最不利的因素就是天气,当时正好赶上雨季,在雨中修路或者拍摄都不是容易的事。与此同时,这个家庭和所有的村民都给予了我们非常热情的接待,张开双臂欢迎我们,给人宾至如归的感觉,尽管有文化和语言的障碍,分手的时刻非常艰难。我们都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

法广:黄先生在影片中有两次流泪,一次是说道自己的弟弟英年早逝,另一次是讲起习近平主席的“中国梦”时,影片中也看到村民在过年时将习近平的画像贴在墙上,你们在当地是否能感到这种很显然是非常深刻的忠诚之情吗?

高利利昂 : 我们之前对这种爱国热情并不了解,但是听了这段采访后的确感觉到了。我们也有些疑惑,但是同时,这也是纪录片的作用,就是全面,完全,毫无保留地展示现实,让人们想他们所想。

如果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他想传递出来这样的一个信息,对他来说就非常重要。他在说到这个“中国梦”的时候,有特别让他感动的东西,里边有一种责任让他深思,他深知不能放弃,不能失败,现在不能停下来,否则对村子就是灾难性的。这一点真的感动了我们。

同时,我不谈政治,政治不是我拍摄的目的,我的目的是遇到一些人,这些人从来不会被关注,但即使在中国最偏远的地区,他们也在默默地做着一些事,这是让我们特别感动的一点。我们从来没有和他或者其他任何人谈到生活中的那些政治层面的问题,我们只是看到一些为生活抗争的人,目的是希望改善生活条件。

是的,在影片中可以看到他流了几次泪,我们可以感到这是一个脆弱的男人,因为他生病了,但这也给他带来了双倍的力量,让他能坚持完成自己修路这件事,他也的确做到了,这真的是令人钦佩和肃然起敬的。他将自己和生活置之度外,为自己的族群倾尽所有地付出。

我们从来没有和他或者其他任何人谈到生活中的那些政治层面的问题,我们只是看到一些为生活抗争的人,目的是希望改善生活条件。

再回到刚才您提到的问题,我记得影片的另一个作者伊莎贝尔 古龙(Isabelle Culon) ,曾说过,一条道路就是向外界打开的出口,可能的确会将一个地区的文化置于危险境地,但同时,如果一个村庄消失了,因为这就是当地政府的计划,因为他们无法支付维护这些小村庄的费用,也无法修建通向所有村子的道路,如果这些人都被迁至大城市的边缘地带,当地瑶族的文化才更会受到真正的威胁。所以,可以说,保住了这些村子,就是保住了传统和文化。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带着苛刻的观点看待,因为,我的观点不一定是对的。更要看当地的居民对开放有何诉求,他们如何面对和处理开放带来的后果。我不能下定论说,这条路是好还是不好。

我认为,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我要做就是让这些计划的创始人自己讲述,看看他们如何做,如何反应。我当然有自己的观点,但这只是我的观点,我是法国人,我从生下来就没有经历过没有道路的经验,不知道周围没有医疗设施的生活会怎样,所以我不能体会到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村子的人对道路的渴求,因为他们从内心深处认为这条道路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所以,在这样的纪录片里,我们不能带着自己的观点予以评价,而更应该让当事人自己说话。

法广:您长时间来一直在全球各地拍摄各种题材和类型的纪录片,可以说是在一个有利的前方观察和体会着世界的变化,那么,您看到的这些变化中,令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高利利昂 : 30年来,全球发生了巨变,非常惊人的巨变;我的专长是拍摄与少数族群题材,和人与动物关系题材的影片, 主要是那些特别偏僻的地区的人。当然,这些小族群都受到全球化的影响,甚至有时候会受到外部世界的攻击,包括森林砍伐带来的后果等等,是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速度也非常快,我想,我们可能是可以看到,认识到那些受到灭亡威胁的多样文化最后一代人。但我还是要再次强调,这是好是坏我都无法予以评论。总之,我们知道,一些东西正在消失,因此,通过纪录片予以见证也是很重要的。

法广:由于互联网和高科技的发展,当今世界的变化速度也比之前任何时代都要快?

高利利昂 : 是的,变化的方式也是极其迅猛的,就像一条外部进来的道路。互联网本身就是一条条的路。变化速度非常快, 之前需要几十年完成的变化,现在只需要几个月就完成了,通过手机,电视,所有人都可以立刻与外界发生联系,让我们有了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后,就会对自身提出疑问,而人往往是被闪亮的东西所吸引,在短短一秒钟,事情就会发生巨变,这种方式有些惨烈。在拍摄时,我们也感觉到很多人并没有为到来的改变做好了准备。

不久前,我们在菲律宾一个岛屿上濒危的少数民族居住地拍摄了一个纪录片,这些人被称为“岩石人”,因为他们一年中有半年生活在岩洞里,躲避台风和雨水等天气,这些人也深深感动了我们,因为他们身上没有任何攻击性,也没有任何恶意,身上有一种纯真。也许我们之间还有人有这样的童心,但为生活所迫,我们不得不斗争以获得尊重。岛上这些人面对外来的攻击,比如他们生存的森林遭砍伐时,根本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他们也不会说外边的语言,更不会自我保护。这一点,我们在很多突然对外界开放的族群身上都看到了。我想,让他们有充分准备的时间,有时需要几代人。而现在,互联网,电话和公路等的到来都太突然了。

尽管如此,也不能说就得让这些族群永远于是隔绝,一个人类学家几十年前曾说过,要保护一个族群的话,就得将他们圈起来,向动物园的动物那样,当然不能这样做,这是不可能的;

对几代人来说,变化都太快了,但我们可以寄希望于年轻人,寄希望与未来,他们将适应变化,选择和外部世界的好的部分,保留传统中的优势,我想中国的瑶族会这样做的。

感谢高利利昂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


(法广RFI 艾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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