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政治的角度看文革——读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苏共与中共的同构性,宿命般地决定了其最高领导人在党内取得、保有和捍卫权力的方式。并且,这种方式的形成,也绝非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一人之功。即使从以党史话语体系精心构造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看,苏东等各个国家的所有共产党组织,虽经过频繁的党内权力斗争,但却都没有形成符合一般政治伦理的制度化的党内权力规则;党的领袖及其同志,都认可、服膺甚至舍身维护这种比宫廷政治还要晦暗和残酷的“山寨规则”。

  问题在于,在没有掌握国家权力之时,围绕党的政治权力之争,不论多么残酷,多么背离常规的政治伦理,其影响所及,还基本限制在政党组织的范围内。而在这样的政党“夺取”了国家权力成为执政党,并且是在没有其他竞争执政的政党存在的情况下,其党内权力斗争的方式及其后果,就会对整个国家产生深重的影响。这种党内权力斗争的方式演绎到极致,就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不论从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史,还是从整个人类的政治发展史看,以动员全社会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党的内部权力斗争,且在以此对整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做出颠覆性改变的同时,还能保有整个党的执政权,这样党内权力斗争方式确是一个政治行动的创举。这也许就是麦克法夸尔所谓:“从来没有一个独裁者,发动社会力量反对他自己所创建的国家。这次确乎是所有群众运动之母。”(《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45页)

  谁的责任?

  实际上,毛泽东敢于如此所为的独特优势,就在于由刘少奇最先擎起的“毛泽东思想”这面大旗。

  上述共产党在进行内部的权力斗争时,没有公开的、制度化的既定政治程序。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共产党内部的权力斗争毫无遵循。从各国共产党内部权力斗争的历史看,在党内权力斗争中的胜出者,无不是其意识形态的忠实体现者。

  而正是意识形态的至高无上性,为那些按照一般政治伦理标准衡量过于残酷的党内权力斗争方式,提供了合理性以及正当性的支持。权力斗争的胜者,一定要申明其拥护、遵循和代表那个支撑党的意识形态;权力斗争的失败者,也一定被冠以反对、违背和篡改了党的意识形态。

  因此,党的意识形态,是党的政治权力正统性的根据所在。在苏共二十大上,“在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前,出席会议的大会代表都得到了列宁在1922年12月写下的‘遗嘱’的文本,列宁在这个‘遗嘱’里对斯大林作了严厉的批评;还有一份写于1923年1月的提议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的附录”(《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45—46页)。由此可见,在共产党内部,如果要剥夺一个人的政治权力,甚或要否定一个人的政治遗产和历史地位,那么,都必须将其与党的意识形态强行剥离。把列宁“遗嘱”下发至苏共二十大代表,就是想证明斯大林绝非列宁主义的合格信徒和忠实执行者。

  被各国共产党公认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鼻祖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掌握共产主义运动组织中的实体性政治权力。列宁的早逝,也让列宁主义附体于列宁之身的时间十分短暂。而实际上,真正规范了列宁主义范畴、对列宁主义做出最“权威”的解释,却正是由斯大林在列宁死后做出的。因此,列宁在党内所掌握的实体性政治权力,也没有与以其名字命名的“主义”过紧地粘连在一起。

  至1945年,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以后,共产党内部的实体性政治权力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结合就具备了现实而坚实的基础。以掌握党的最高政治权力的人的名字,来命名党的正统意识形态,这就在赋予了这个人的言说以至高无上性的同时,又赋予了其手中的政治权力以意识形态价值的超越性。如此,把党的意识形态附体于个人,某种程度而言,就等于把这个人化身为了党的意识形态。正如上述,马克思和列宁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待遇”(参见《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314—322页,第448—449页)。

  正是这样的“附体”,让毛泽东在党内的政治地位具有了“神性”。这个“神性”就体现在毛泽东的言说、政策设计、权力与党的意识形态的紧密结合上。而1945年之后中共所取得的一系列革命成就,不过都是这个“神性”的证明而已。

  问题也正在这里。如果共产党的事业一帆风顺,那么,不会有人去怀疑这个神祗的灵性。但是,当党的最高领导人设计、制定的政策在实际中遭遇失败时,让其去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政治责任,这就不啻让那个在祈祷中丧失了保佑灵性的神祗去担当凡间的具体罪错。在这样的政治架构中,反对毛泽东制定的政策,反对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党的指导思想,反对党的意识形态,反对党,反革命……就都成了一回事情。由此,在党内政治权力斗争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毛泽东奠定了不败的基础(参见《大跃进1958—1960年》第299—302页,《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171—181页)。

  毛泽东作为“毛泽东思想”这个党的意识形态化身地位的确立,为毛泽东的政策设计赋予了天然的政治正确性和不可置疑性。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正是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刘少奇,成了其所打造的这个政治神祗的最大祭品。这也正是麦克法夸尔的不解之处:“刘几乎肯定从未想到过任何政变,但他却未作任何抵抗,这确实是很奇特的。相反地,他1966年5月顺从地主持了打倒他的主要政治盟友的会议。(《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51页)”

  当然,在这样的政治架构中,对毛泽东那些在国家政治实践中已然遭遇到多重失败的种种政策感到无能为力的,还不止是刘少奇。在党的意识形态附于毛泽东之身时,那些曾亲眼见证过神祗灵性的同志们,看着“这位带领他们从漫长的革命征途走向胜利的人,现在又以某种捷径,带领他们向乌托邦发起了冲刺”的时候,“谁会去提醒作为神的毛说,大自然可以驯服,却不可被践踏;人们可以移山,却不能创造奇迹;政治革命可以在十年或者甚至一天里成功,但思想革命却需要几个世纪”(《大跃进1958—1960年》第314页)?

  正是这样的“人神”一体,使毛泽东具有了党内其他任何人所不可能具有的政治优势。这种政治优势,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本钱。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化身,“毛泽东思想”是中共党的指导思想,因此,毛泽东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化身。这个政治现实,正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几近彻底颠覆了党的组织结构,但却能给除他自己以外的所有人扣上“分裂党”的帽子,以一人之身凌驾全党之上的根本原因。

  这样的现实,也是中共在日后整理文革瓦砾之时,颇有投鼠忌器之感,难以将毛泽东与作为中共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彻底剥离,并且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以及对过去的事情“宜粗不宜细”(引文均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根源。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定性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提出要“全面、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还为之确立了“实践检验”的标准;且用“发展”的限制性定语,为“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内容在今后可能出现的变动留下了通路。

  不过,总体来看,只要“毛泽东思想”存在,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就确实具有不可分性。在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中共以往采取的政策措施,也并未要改变党的指导思想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现象。客观而言,党的意识形态、党的政治权力与党的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的“合体”,可以提高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政治地位,增加党的领导人的正统性和高层政治权力的稳定性。这也是毛泽东之后中共党的最高领导人需要提出自己独特的意识形态观念及其理论,并将其纳入至党章的基本动机。

  更重要的还在于,保证毛泽东政治地位的正统性,是保证中共在国家政治中的合法性的需要。文革的灾难由“四人帮”、“林彪反党集团”造成,以及“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些举措,一方面使毛泽东脱身于国家政治责任,另一方面也保证了中共在国家政治中的合法执政地位。

  中共执政地位的确保,需要作为其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的存续,又需要确保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就必须对过去的事情“宜粗不宜细”;“宜粗不宜细”,才有当下中国大陆文革历史研究的冷清局面……然而,也正是在这样环环相扣的制约和限制中,党对国家应负的政治责任,文化大革命给国家造成的灾难,都始终没有得到细致言说的机会。也正是由于意识形态正统性的缘故,在今日中国,在相当多的人的想象中,文革竟然有了玫瑰色调的魔幻色彩,由此,也才会公然出现“重庆模式”下的政治实践。

  “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仍旧站在中共历史的制高点上。这,也许正应了那句证明毛泽东身在神坛的口号:“毛主席万岁!”而以文化大革命爆发为止点的《起源》,也正是用“毛主席万岁”这句耐人寻味的“最高指示”,结束了这三部探讨文革发生起源的皇皇大著(《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54页)。

  董郁玉,《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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