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信和“兩頭真”——紀念李銳老


陳楚三 來稿

作者按:本文寫於2018年6月13日,原載於李銳女兒李南央所編《敬寄李銳》一書中,該書是李銳老臥病後,李南央為讓父親生前看到人們對他的評價而“約字”收集的懷念文章、詩詞及挽聯、挽詞(當時曾誤傳李銳已辭世)。現李銳老果真辭世,特發本文以資紀念。

人們把早年積極投身革命、真心實意參加共產黨為建立獨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而奮鬥,晚年認真反思自己和共產黨所犯錯誤、追尋黨史真相、探求國家復興正確道路的一批老共產黨員,形象地比喻為“兩頭真”。李銳老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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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楚三回憶錄《人間重晚晴》(明鏡出版社)。陳楚三是中共創始人陳潭秋烈士的幼子。

我對李老久聞其名,但一直到2011年才有緣見過一面。說“有緣”,“緣分”就是我的回憶錄《人間重晚晴》中所提到的“三十年前的一封信”。

據閻淮的回憶錄《進出中組部》所載,“為了記錄在案工作,青幹局局長李銳向我們十來個局員了解大學生造反派的情況”,1983年6月8日才正式任命李志民為青幹局長,劉澤彭為副局長;因此,李志民找我寫紅衛兵材料當在此之前。大約李志民不能透露“記錄在案”的事,只好說讓我寫材料是為了讓從牛棚裏解放出來的老幹部了解紅衛兵的來龍去脈。閻淮說,“陳寫了萬言信交李,李志民即呈李銳;李銳轉給我們清華的幾個人看,因為工作重點已轉移至第三梯隊,此事不了了之”;但是閻淮又說副局長劉澤彭“政治敏銳,把陳楚三的信交到陳雲處”,劉澤彭此舉導致陳雲對我的信的嚴厲批示,才有了陳雲對孔丹信批示中的警告“像陳楚三這樣的人要特別警惕”,並立即形成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1984]2号,按閻淮說法,此文件“扭轉‘整黨偏向’、指導‘選優汰劣’”,可見,實際上並沒有“不了了之”。我雖然至今不知道陳雲對我的信的批示具體內容,但看了他對孔丹信的批示,不難判斷他對我的信批示肯定嚴苛。陳元告訴閻淮,陳雲內部講話:“溫和的造反派也是造反派,我們既不能用蒯大富,也不能用陳楚三!”

正是在2011年看到陳雲對孔丹信的批示,我才起意給中共中央寫信進行申訴,並要求獲得陳雲對我的信批示的相關文件;而這封給中共中央的信,我是通過李老轉呈,也因此得以拜謁李老,並榮幸地獲李老簽名贈書《廬山會議實錄》。當然,我給中共中央的信沒有回音,這是意料之中的結果。

我在回憶錄《人間重晚晴》中指出,“有人推測,以孔丹、董志雄名義寫給陳雲的信,很有可能是針對我給李志民的信而精心策劃的,說不定就是陳雲授意甚至修改的產物。”閻淮則說,“我無証據認定孔丹的信是陳雲授意,但是孔丹信與陳批示的政治理念和組織措施高度一致,孔信四天後即被陳批、五天後成為中央重要文件,......中共對‘紅衛兵’的正式定義,在2000年中國文獻出版社出版的《陳雲年譜下卷》第349頁,幾乎與孔丹信上的說法一字不差。”

李老是陳雲點將到中組部工作的,他在中組部幹得風生水起、有聲有色,但兩年半之後突然被陳雲下令免職。陳雲的“理由”是有幾個人告狀,“對李銳有意見”,這當然是冠冕堂皇的理由;真正的原因在於,陳雲認為李銳不是“自己人”。

在《李銳口述往事》一書中,李老分析可能有兩件事得罪了陳雲;一件涉及陳雲之子陳元,另一件則涉及陳雲和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組織路線上的分歧。

一九八三年某日,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段君毅和市長陳希同到中組部,找到部长陳野萍和常務副部長李銳,說王震推薦陳元當北京市委副書記,徵求中組部意見。李老回憶,“野萍不講話,我看出他不願意,聽陳和段的口氣,他們也並不是很願意,但是都怕得罪人。那时候我已經是常務副部长,一看這形勢,就說:陳元剛到北京,對北京也不太熟悉,你們對陳元也不熟悉,這個事情是不是可以慢一點?我没有完全反對,只是說慢點。他們两個人很高興,就走了。”儘管陳元沒當成北京市委副書記的事和李老的表態無關(閻淮指出,“在黨代會的差額選舉中,陳元連市委委員都沒選上”),但這筆帳陳雲父子肯定會記住的。我的清華老師和朋友羅征啟,因為陳元公費出國問題引發校內教師強烈反應而給陳雲寫信提出善意的建議,被陳雲父子記下一筆賬,踢出“第三梯隊”,就是前車之鑑。

也是在一九八三年,李銳到上海考查新班子,曾見到正在上海休養的陳雲。李老回憶,陳雲認為胡耀邦是搞“青(青年團)红(红衛兵)幫”,“明確地告訴我,讓我去中組部,就是要顶住耀邦”,但“我沒有照做”,因為“我這個人不是一個跟人的人”、“我是一個按自己的想法做事的人”。李老的判斷沒錯,這筆帳陳雲也肯定記住了。

於公,李老在中組部沒有“頂住”胡耀邦;於私,李老沒有幫助把陳元扶上北京市委副書記的寶座,於是----只能下台。

李老被陳雲下令免職,表面看和我當年寫給李志民的信無關,我以為實際上是有關係的,這種關係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直接關係即劉澤彭:(一)劉澤彭的母親給陳雲寫信狀告李銳。狀告李銳的其餘三人中,李伯寧因李銳反對建三峽而結怨已久,范元甄視前夫李銳為“假革命”,不停地對李銳進行“階級鬥爭”,鄧力群則是有名的“左王”;可以說,李伯寧和范元甄與李銳有宿怨,而鄧左王和劉母,很可能是在李銳推行的幹部路線上發難。劉母並不在中組部工作,她狀告李銳的所謂“材料”,只能或主要來自她在中組部工作的兒子劉澤彭,因此,引起陳雲的格外重視。陳雲正是以四人告狀為由頭,下了對李銳的免職令。(二)“巧合”的是,我的信是被劉澤彭“打小報告”捅到陳雲那兒的,這封信引起陳雲重視並批示,孔丹順勢而為寫信給陳雲為“老紅衛兵”開脫,陳雲立即批示“像陳楚三這樣的人要特別警惕”。由於和陳元的特殊關係,劉澤彭的“小報告”當然不只是我的那封信,也包括了對李銳的“小報告”(劉母的告狀即是明證),其中很可能提到李銳對我那封信的態度。劉澤彭“小報告”有功,李銳前腳被免職,他後腳就越過青幹局長李志民被提拔為中組部副秘書長,成了主管青幹局的部領導,以後更被提拔成副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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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淮的回憶錄《進出中組部》(明鏡出版社)

間接關係就是所謂“青紅幫”問題。閻淮回憶,“1984年初開始的全國整黨,重點是清理文革表現,流行的做法是嚴格審查文革初期如何造反,後期則一筆帶過。……我們向中央反映,應該‘重後期、輕前期’。但是,不起作用!”所謂“輕前期”,如閻淮所言是“要保護曾經對立的造反派學生”,即主張保護造反派紅衛兵,避免“傷害當年響應黨的號召,積極造反的天真青年”。崔武年回憶李銳在此問題上的態度時說,“在‘前期、後期’的問题上他說都應該重視,而更應該‘重後期’。這一點我記憶很深——因為這和我們局内好多人的意見一致”(見崔武年:《李銳和“第三梯隊”建設》)。閻淮看過我給李志民的那封信,認為我屬於“溫和造反派”,很可能李銳對那封信的看法也一樣,但若“輕前期”,就和陳雲對孔丹信的批示唱了反調。陳雲要李銳頂住胡耀邦搞的“青紅幫”,其中的“紅”(紅衛兵)指的就是造反派紅衛兵(而不是“老紅衛兵”),李銳卻主張(或同意)對造反派紅衛兵“輕前期”,這當然是陳雲絕對不能容忍的。劉澤彭打李銳的“小報告”,劉母向陳雲告李銳的狀,要害問題或許就是這個“輕前期”。劉是閻淮的“十七年老友”,但“中組部同事後近距離接觸,關係似乎漸行漸遠”,其最初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對李銳的態度----閻淮對李銳是:“我引以為榜樣,願意為其‘賣命’”,劉澤彭卻有向陳雲打“小報告”給李銳“上眼藥”之嫌。

在鄧力群問題上,陳雲說“李銳搗亂”其實沒錯。李老指出,陳雲很看重鄧力群,“他看重鄧力群,主要是鄧編《陳雲文選》,寫《陳雲傳記》,還提出陳雲思想”;但在中共十三大上鄧力群中委落選,陳雲就說是李銳搗的亂。儘管李老致信陳雲辯解說“我連中央委员都不是,根本没資格参加選舉,如何搗亂呢?”可陳雲當然不會忘記,正是李銳給鄧小平寫信書面揭發鄧力群的問題,引致鄧小平批示“撤銷鄧力群一切工作”,加上鄧力群“左王”的名聲不得人心,才使鄧力群覬覦中共中央總書記大位的打算泡了湯,在十三大上不但中委落選,而且中顧委常委也落選。

李老經歷了延安整風,並在“搶救運動”中作為特嫌被關押一年多,他用大量事實控訴了搶救運動中的逼供信以及造成的冤假錯案,指出:“當年的搶救運動,在延安地區共打了一萬五千个特務,其中没有一个是真的”。不過,李老根據《唐縱日記》中的一段話:“延安現在很亂……可惜我們沒有一根內線”,就說“這個時候,我才真正地確信,延安根本沒有特務”,這個斷言卻未免有失輕率。一則,李老在談到“搶救運動的外部原因”時,已經指出國民黨(李老說是戴笠在關中辦的訓練班,有誤,訓練班是在漢中,簡稱漢訓班)曾經派幾十名特務打進延安並被破獲;二則,國民黨軍統打進延安(包括其他中共控制區)的特務,當時並未被全部破獲,有不少漏網之魚,我的回憶錄《人間重晚晴》(第七章第六節)談及此事,詳情參見郝在今所著《中國秘密戰》(作家出版社)。

丁東先生說,李老是“中國執政黨内追求民主憲政的代表性人物”。民主憲政是世界潮流,李老有生之年雖然看不到民主憲政在中國的實現,但不論道路如何曲折,中國融入民主憲政潮流的那一天總會到來。我們的心和李老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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