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所有的乔木都能成栋梁

 

转眼就到了2019年,春节前整理房间,竟然发现友人送的一套大部头的书还没拆封,这是2015年1月出版的,由邓力群担任“总监制”,费时二十年才完成的《胡乔木传》。
 
虽说对这种过于正规的读物兴趣不大,但前些日子刚好读了李慎之先生的文集,其中多处谈到过他的老上级乔木,现在换一种角度看看,也未尝不是一件有意思的读书方式。
 
该书的编写组成员加起来差不多相当于部队里的加强班,除了胡木英(胡乔木之女)、朱佳木(胡乔木秘书)之外,还有七、八个人参与了编写,加上一些打下手的,差不多有十几个人。
 
这些姑且不谈,我们奇怪的是,这部上下两册的巨著出版之日,仅由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该书“后记”,各级宣传机关和党报党刊却相当低调。
 
此外,习惯于审查别人文字的前中宣部长邓力群先生,主编这部书时,发现要送审的单位更多,有中央办公厅、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社科院、发改委、新闻出版总署等七、八个单位。着手担任组长时,邓力群已经80岁,为了编完这部书,他坚持活到了100岁,而他的老情敌李锐,这年也已经98岁了。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仁者寿”,也许很有道理,不过有心理学家研究分析,长寿的主要原因还是基因,其次是心态,没心没肺的人也能长寿。
 
此时,躺在病床上的“总监制”,年满100岁的邓力群摸着散发出油墨味的两部精装大部头的著作,流下了两行老泪,一个月之后,他欣然地跑到马克思那里汇报工作去了。
 
被人们称之为“左王”的邓力群,是胡乔木最忠实的粉丝。
 
邓力群原名邓声喈,喈的本义是鸟鸣声,《诗经》中有一句:
“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
但自从他遇到胡秘书之后,这只黄鸟便更喜欢“集于乔木,其鸣喈喈”了。
 
在毛咏芝的30多个大小秘书当中,要论才华,那是各有所长,而名气最大的主要有这么几位: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江青(后被人称之为五大秘书)。
另外还有周小舟、李锐(兼职)、戚本禹、张玉凤等等,其中江青和张玉凤是生活秘书。
 
这此秘书当中,有二位在1966年先后自杀身亡,田家英44岁,周小舟与胡乔木同年,死时54岁。其余的(生活秘书除外)几位后来都去了秦城,唯一躲过牢狱之灾的就只有胡乔木了。
 
从1941年到1966年,在长达25年的跟随“主公”的日子里,胡乔木被称之为“改造的最好,心灵最美的知识分子”。
 
胡乔木生前曾经着手写过一部《乔木自传》,但不知何故没有拿去出版。
这部八十余万字的《胡乔木传》,没有完全按照其自传的内容照抄,这是对的。毕竟个人自传有时会因记忆问题出现谬误。
 
胡乔木出生于1912,原名胡鼎新,他比邓声喈大三岁。
“乔木”是后来参加革命后自己取的笔名,可能是因为笔名比真名的名气更大,后来干脆就叫了“胡乔木”。
 
据说此名也出自《诗经》,而不是出自植物分类学中的灌木、乔木、藤木。
《诗经·小雅·伐木》有:
“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
 
正因如此,当他在延安遇到他心爱的姑娘李桂英时,就把她的名字改为“谷羽”,这位姑娘就是一只被伐木人从幽谷中驱赶出来,落在乔木上的一只小鸟。
 
《辞海》关于乔木的解释是这样的:
主干明显而直立,分枝繁盛的木本植物。植株一般高大,在距地面较高处分枝形成树冠。例如松、杉、杨等。
 
过去人们做房子,一般选用又大又直的乔木做栋梁,普通人家受经济条件限制,大多用杉木。松木和杨木虽然也不贵,但容易腐烂,故不宜做房梁。杉木虽说又直又大,但由于生长期太快,材质较为疏松,用杉木做的房子,使用期限一般很短,故有钱人或者官府、寺届等大型建筑,都不会选杉木。然而其它结构紧密坚实耐用的乔木,往往长得不是很直,十棵树当中,有一棵是直的就很不错,所以并非所有的乔木都适合做房子,更别说成为栋梁。
 
乔木算是少有的、只跟一个人相守到老也没有任何花边新闻的文化人,不像他的粉丝邓声喈,整风运动当中跟李锐的老婆范元甄谈心,结果把人家谈到床上去了。
 
乔木自己洁身自好,但对别人的风流事也从不多说一句。
当年他去窑洞找邓声喈谈事,邓走到门口说了一句“范元甄在里面”,乔木二话不说转身就走,后来见了邓声喈或范元甄,也从不提此事。
 
当年在延安,组织上最重视的是党性,至于个人生活倒反而比较自由,“搞个男女关系不算什么大事。”主公说得有道理。
 
1958年以后,乔木发现自己越来越跟不上领袖的思路,这期间他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到了文革前夕(1961年),主席同意他回家养病,他因祸得福,文革虽然也受到一些冲击,后来因主席亲自看望他便又安然无恙了。
 
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江青不让乔木参加守灵,于是他写了一封信,似乎是检讨,又似乎是表忠心,江青把这封信公开出来后,还是不让他参加守灵。
这是他人生最大的一次打击。
 
1977年,小平出山已成定局,而此时乔木仍然赋闲在家,他的超级粉丝邓声喈找到王震,让王震带着乔木的检讨书去见邓,王震在所有将军当中,心思最为缜密,虽然外面看上去很粗犷,其实是粗中有细,他考虑到小平出山后,将来一定需要一位在理论上可以帮上忙的人。
 
但为什么又要带检讨书呢?这是因为在反击加倾翻案风当中,乔木为了自保,写过一份检举小平同志的材料。小平说,这没什么,当年人人要过关,像乔木这种胆小怕事的人也是迫于压力。
 
乔木后来在配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时,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人认为乔木是“左大王”,邓声喈是“左小王”,但据原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回忆,这个头衔用在乔木身上并不完全合适。
 
有时候,乔木右起来也相当彻底。不过到了最为关键时候,他能看出“主公”的脸色,所以转起来很快,不像田家英那样一根筋。
 
1956年匈牙利十月事件发生时,主公要求乔木写个分析报告,乔木的观点是支持匈牙利人民的行动,并建议主公全盘否定苏联的模式,走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议会道路。不要说是在当时,就是现在这也是够胆肥的想法,主公反复看了这份报告,并非无动于衷,后来虽然反其道行之,但也没有因此对他这份报告过于责难。只要不是背着他,主公私下对身边的人还是比较宽容的。
 
五、六十年代,主公每次去杭州小住都会发牢骚说,我这哪里住在天堂,分明是住在坟地里。——当年西湖周边,有将近一百多座古墓,其中包括“暗香浮动月黄昏”的作者林逋(林和靖)墓、钱塘第一名伎苏小小墓以及武松、岳王(岳飞)等名人墓。
 
1964年,在杭州养病的乔木揣摩主公的意思,填写下《沁园春•杭州感事》:
 
  穆穆秋山,娓娓秋湖,荡荡秋江。正一年好景,莲舟采月,四方佳气,桂国飘香。雪裹棉铃,金翻稻浪,秋意偏于陇亩长。最堪喜,有射潮人健,不怕澜狂。
 
天堂,一向喧扬。笑古今、云泥怎比量。算繁华千载,长埋碧血,工农此际,初试锋芒。土偶欺山,妖骸祸水,西子羞污半面妆。谁与我,吼风奇剑,灭此生光!
 
词填好了,先给主公看,主公将后面三句“谁与我,吼风奇剑,灭此生光”改为“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
 
浙江省有关领导一看,没几天把西湖边上的古墓一扫而光,此举不久便成为全国破四旧的样板,一场文物浩劫从此展开。
 
八十年代重新出山后,乔木也经常是忽左忽右,让人捉摸不透。
1983年3月14日是马克思百年祭日。3月7日,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在中央党校举行,周扬作了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主旨报告,1983年3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但突然之间就风云巨变,周扬与胡乔木之间对待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观点上,剑拔弩张,针锋相对。
 
当年的《人民日报》总编秦川写下到这样的见证文字:
 
3月21日,胡乔木在中南海中宣部的一间小会议室主持召集会议,大家分作两排在铺白色桌布的会议桌前坐下,阅读中宣部给中央的报告。
 
周扬看得快一些。他气色有些不对,想站起来说话,又坐了下去。突然,他举起那本报告,掷在乔木面前,连声说:“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这样做法不正派!”
 
坐在对面的乔木大概震惊了:“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
周扬愤怒了:“你们这样不正派!”
瞪大眼睛的乔木把头伸过来,面对周扬:“你这是反中央!”
周扬:“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中央委员。”
乔木:“你这是反中央政治局!”
周扬:“我只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政治局委员!”双方剑拔弩张,气氛紧张,这在党内会议上是少见的……。
 
有人赶忙出来打圆场:“你们都是老上级、老领导,还是团结起来坐下说吧。”乔木大概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接过话茬说:“是啊,我和周扬早在上海就一起工作了。”
 
乔木稍微冷静一下,问:“告诉你不要发表,为什么还要发表?”
 
周扬说:“你来我家时没有说过不让发表,你只是说异化部分要联系实际,加强一下,修改以后发表。我没法修改。既然大会都讲了,讲话稿也印发了,报纸为什么不可以发表?”
 
乔木坚持说不听招呼擅自发表是错误的。周扬重申他从未听说过不让发表。
 
周扬再次为自己辩护:“乔木说的是异化问题要联系实际。”
 
会场归于沉寂。有位领导(邓声喈)同志突然站了起来,声音大得惊人:“周扬同志,我多年来都尊敬你,你是我尊敬的老同志……”这句开场白之后是一番劈头盖脑的批判。最后他说:“希望周扬同志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在中顾委成立时讲话,不要干预中宣部工作!”

其实,关于马克思理论,几乎所有的理论学家都心知肚明,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真正弄得懂,所以主公一再强调“要弄通马克思主义”。
 
没办法,马克思理论实在太深奥了。即便是恩格斯也经常跟不上老马的思路,何况一般人。
 
在恩格斯眼中,能够基本上弄通马克思主义的只有二个人,一是俄国的普列汉洛夫,另一个是德国的卡尔·考茨基。然而这两个人都是列宁最讨厌的家伙。虽然讨厌,但列宁对考茨基《土地问题》一书却给予了高度评价。
 
《土地问题》这本书五十年代初就有中译本,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一个公认为中国文化水平最高的地方,《土地问题》一书直到八十年代末期,三十多年来的借阅纪录上,却只有一个人。
 
所以不难看出,乔木与周扬关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争议,不过是意气之争。后来夏衍说,如果这个报告是乔木作的,那么一点问题都没有,怪就怪在周扬抢了他的风头。
 
据说周扬一气之下便住进了医院。虽然文革时周扬坐了八年牢,但在批胡风和反右期间,更早在延安整风期间,他也没少整别人,有人甚至给周扬安过中国的“文化沙皇”的称号。
 
乔木对自己的理论水平很自信,但面对真正的学者,他又表现出相当地谦逊。他跟钱锺书之间的“友谊”,让钱锺书十分为难。
 
一方面,在他的关照下,钱不仅顺利地出版了百万字的《管锥编》,而且还分到了一套又大又舒适的部长楼。另一方面,由于乔木常来,钱锺书一些熟人便很少光顾了。
 
钱其实用不着太大的房子,他和一般的大知识分子有一点不同,别人都是满屋子书,钱锺书的藏书却并不丰富,家中的藏书,主要是杨绛和他们女儿的,钱锺书的书都在他的脑袋里装着,他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据杨绛在《我们仨》一书透露,一开始乔木去看钱锺书时,身边总带着一位警卫员,后来感觉到钱有点不自在,马上就不让警卫员跟着他。
 
乔木很赏识也很倚重钱锺书,请钱锺书担任社科院副院长,并且承诺他这个副院长可以不参加日常会议,不承担任何行政工作。
 
虽然如此,乔木还是某些方面还是有一定限度的。
有一次,乔木请钱锺书为他改诗,钱锺书真改了,而且改得很多,这样一来,乔木就不高兴了,他把改过的诗作给李慎之看,说:
 
“我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因此要请锺书给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给我改得这么多,你看怎么办好?”
 
李慎之与钱锺书是世交,都是无锡人,平常见面就用家乡话聊天,而且李慎之早年就当过周恩来的外交顾问,后来又跟邓小平出访美国,政治头脑比钱锺书强很多。
 
在李慎之的提示下,钱锺书意识到自己改“错”了,就给乔木去了封信:
 
“我恍然大悟,僭改的好多不合适,现在读您来信,更明白了。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我上次的改动就是违反了蒲伯的箴言……”
 
此外,乔木对季羡林、聂绀弩也很照顾。
 
季羡林说:
 
“他到我家来看过我。他的家我却是一次也没有去过。什么人送给他上好的大米了,他也要送给我一份。他到北戴河去休养,带回来了许多个儿极大的海螃蟹,也不忘记送我一筐。他并非百万富翁,这些可能都是他自己出钱买的。”
 
乔木经常去看聂绀弩,并且为聂绀弩的《散宜生诗》作序。有传言说聂绀弩曾不满乔所作的序,显然只是传言。
 
作家王蒙八十年代因写意识流小说等遭到很多人的非议,乔木在很多公开场合帮王蒙说话,不仅如此,他还推荐王蒙当了文化部长。
 
电影《芙蓉镇》一度在中宣部审查通不过,是乔木站出来“为《芙蓉镇》辩护”,这才得以公演。
 
还有周作人的书后来得以出版,也得归功于乔木。
 
有人说,乔木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给了作家们,而另一面却让人看不懂。跟学者、作家们在一起,他很谦虚,但对政治家们,除了主公和小平同志,能入他法眼的很少。
 
他对耀邦说,你水平不行,以后写东西先给我看,我帮你修改。
而耀邦对他的评价则是:
一日无君,则惶惶然。
 
在揣摩主公意图方面,耀邦的水平真的比乔木差得远,如果有他一半,也不至于……但这样的话,耀邦就不是耀邦了。
 
评价一个人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多数人往往以自己的主观情绪为标准。其实,离开了大环境,每个人都是“向善”与“向恶”的一面,所以古希腊先贤把“认识你自己”作为人生智慧最高的标准。Philosophy一词最早在希腊语里,并不是哲学的意思,而是爱哲学,柏拉图认为,人是掌握不了哲学的,只有爱它的资格。
 
几千年来封建专制,让国人的思维模式十分独特,说他僵化吧,有时候一个个比鬼都要精明;但把这些人合在一起的时候,往往又群体性地表现出一连串弱智的行为。义和团的大师兄给每个人喝碗水,说是可以刀枪不入,一个个还都真敢往洋人的枪口上撞;五八年放卫星,下面报亩产三万六千斤,报纸也就这样登。
 
有人说那是过去的事,现在的人可没这么傻。可我们每天打开微信,里面尽是一些每天坚持吃这个可以长寿,每天做那个动作可以消除百病,一会儿是专家说的,一会儿是老中医说的,可从来没有一种说法拿得出实证的数据。
 
真正的科学,权威从来都不是证据。只有经得起反复验证的,既可证实又能证伪的才可以拿出手。这样也不能说是铁板一块,稳如泰山,永远没有止境才是科学的灵魂,真正的科学最怕的就是太求稳,更遑论向后转了。

子箫,史学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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