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的腐败主要体现在“等级特权”

 

现在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一点的,谈起文革来,总觉得那个时代很清廉,虽然物质生活不丰富。其实,这是个错觉。文革时期的腐败,比起现在来也差不到哪去。

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觉,笔者认为是一下几点原因造成的;

一是当时物质及其匮乏,人们连肚子都填不饱,没有太多剩余的财富供贪官们挥霍。那个时候,贪污几块钱、几斤米都是大事,和现在贪官污吏动辄贪污受贿千万、上亿元相比,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没啥似的。

最重要的是,那个时代资讯及其不发达,农村没有报纸、电视,收音机也很少,广大老百姓唯一的资讯来源就是公社的广播。像出了贪污犯这类不光彩的事,没有哪个地方会大张旗鼓地宣传,所以除了当地极少人知道外,外地一般没有知晓,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那个时代贪污受贿的很少。

因为物质极其匮乏,所以文革时期腐败的表现不在于获取多少钱财,而是表现在有多少特权。社会是靠“权”来推动的,财产“公”有,有权多占用公家的财产,人们却认识不到这种“贪”。比如康生,占用大而豪华的宅院,有楼房也有平房,有长廊还有亭子,一共39间屋子,两个餐厅,康生两口子居住。就算康生占了大半个中国,因财产是“公家”的,并不是他“私人”所有,也不能称为“贪”。

困难时期,官员们的供应都不一样。北京的高干还有专门的特供处,他们有着特殊供应。仅肉食一项,副总理一级每天供应一斤肉,而一般城市居民每月才半斤肉,农民根本就没肉食供应。十四级以上干部都有一张内部供应卡,可以到内部商店购买一定数量的香烟、黄豆、白糖和糕点。在细粮、肉禽蛋奶供应数量上,高干们更是比老百姓要优惠得多。当时总参机关事务管理局还经常组织警卫战士到内蒙草原用机枪打草原黄羊(由于数量逐年下降,已经成为稀有物种。),回来后按级别分给各级领导。

在住房问题上,完全是“官本位制”:常委有常委搂,书记有书记搂。等级森严,不能逾越。就是办公室里的办公桌,也是按照等级配备:科员是三屉桌,科长是一头沉,处长可以用两头沉,局长则是大写字台加转椅皮沙发。汽车配备:县长一般是“北京吉普”,局长是“胜利”、“华沙”,省部级领导则是“伏尔加”,大军区、各总部正职可以配备“红旗”、“吉斯”。局级以上领导家中才可以安装电话(在那个时代,家庭电话绝对是身份的象征)。省军级以上领导干部,可以公费配备保姆、厨师、警卫、司机。干部子弟,大多集中在特殊的学校里。比如北京的“八一”学校、“十一”学校、景山学校、101中学,沈阳的育才中学、实验中学等。这些学校都配备有最好的师资,最好的教学设备仪器,办学经费也是普通平民学校无法比拟的。每逢周一、周六,接送学生的轿车可以把整个街道都塞满。

从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在河北省秦皇岛北戴河举行的扩大会议开始,高干的一些会议都要到一些风景名胜区举行。北戴河相当一部分别墅就为这些高干专用,老百姓是没有资格进出的。领导开会,还可以带一大帮的家属子女,免费享受北戴河的碧海蓝天沙滩阳光,这些海滩还严密封锁,老百姓不准入内。这无疑为日后全国各地屡禁不止的地方各级政府官员及行政官员以“考察”、“工作会议”等各种合法名义享受公费旅游首开了先例。

当时的高考表面上是公正的,而实际上高干子弟却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特权。譬如赫赫有名的哈军工(毛的侄子毛远新曾就读于该校),当时就集聚了全国相当一部分的高干子弟。有的是凭考分进去的,有的就凭一个电话、一张条子就进去了。

由于政治需要,当时包括电影、戏剧、出版在内的文化领域对普通老百姓控制得十分严密,而省部级以上的高干都有一张内部购书卡,可以到新华书店的内部供应部购买包括《金瓶梅》在内的老百姓根本看不到的禁书(而且还是没有删节修改过的原版本)。而老百姓只能买到应有尽有的而且版本种类繁多的《毛泽东选集》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等政治书籍。作为军委礼堂的北京三座门礼堂、京西宾馆礼堂、全国各地的军区礼堂及地方省市委礼堂,每逢周末便放映内部片。例如《军阀》、《啊,海军》、《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战》等国内严格禁映的国外影片。高干子弟往往以能够看到内部放映的电影及内部发行的书籍为荣。

从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前),由于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导致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轻纺工业品的严重匮乏:包括棉织品、粮食加工制品、肉食加工制品;特别是“上海”牌手表及“永久”牌17型、“凤凰”牌18型自行车、“红灯”牌电子管收音机等更是奇缺,所以就像棉织品及粮食、肉食加工制品一样必须凭票购买。而能够拥有这后三者当时对于一个普通老百姓而言简直就是莫大的殊荣。但高干们则可以轻而易举的拥有上述这些各种奇缺匮乏的东西。

60年代末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平民百姓的子女即使是独子(女)也必须离乡背井老老实实到遥远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否则一个“对伟大领袖不忠”的罪名会让你戴上一顶所谓“坏分子”的帽子。而大批高干子女则往往通过所谓的“参军入伍”来躲避上山下乡运动。在部队,入党、提干则基本是高干子女们的特权,而一般工农平民子女士兵直到复员退伍还是一名普通战士。1973年大专院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全部由各地推荐。在所谓的“推荐”过程中,各级干部子女基本上都是早就内定。平民子女要上大学则需送上厚礼甚至献上处女的贞操。从而引发了全国大规模势不可挡的“走后门”风。

1974年大批老干部恢复了工作。他们到岗之后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怎样妥善安排好沦落他乡接受“再教育”的子女的工作。一些高干子女就是在那个时候迅速飞黄腾达走上“领导”岗位。这样的例子当时比比皆是。

由于“特权”曾经一度堂而皇之的在中国存在了很长时间,这种滋生于“官本位”腐质土里的可怕霉菌的细胞就会迅速扩散,从而变成“以权谋私”这种更为可怕的癌变肿瘤,为当今老百姓深恶痛绝。

那个时代就是特权横行的时代,“文革”时期甚至有权就可要了人家的命,一个大队书记,一个车间主任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这是比腐败更可恶的罪恶。

逆行斋主人,微信公众号:文化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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